| 高科 |
1963-07-31 00:00 |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道路——纪念《论持久战》发表二十五周年
第5版()
专栏：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道路
——纪念《论持久战》发表二十五周年
高科
二十五年前，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对战争双方的全面情况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预见了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前途，规定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整套方针和办法，制定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从而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论持久战》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
被压迫民族要不要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不要以民族解放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是关系被压迫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五年前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反人民反民族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一直存在着剧烈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持久战》一书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和中国必须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贯的观点和主张，指出这个战争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日矛盾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一经爆发，敌我双方都非要拚个你死我活不可。
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是日本的既定政策。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早在一八九四年就开始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法西斯国家，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夜，日本法西斯的内外矛盾加深了，死亡临近了。这一时代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相反，它更迫不及待地发动冒险的战争。它的侵略对象，首先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英、美等国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暂时无力与日本争夺中国；中国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又专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根本不想抵抗日本的侵略。于是日本便乘机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大举进攻，并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这就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新阶段。此后，日本即加紧使用反革命的两手，一面用武力制造“华北事件”和上海“一二八事件”；一面又大放“中日共同防共”、“中日经济提携”、“中日亲善”、“和平保证”等烟幕，来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麻痹中国人民，掩盖其战争准备和侵略活动，并给自己实行更大的突然进攻制造有利的地位。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便开始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全面军事行动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或者当亡国奴，或者坚决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二者必居其一。
关于如何对待日本的疯狂侵略，在中国国内存在着两条完全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退让的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的路线。
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个与人民根本对立的、腐败透顶的阶级。他们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才能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和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从来就认为，“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①这种情形，决定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地奉行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在“七七”事变以前的长时期内，他们在英美及当时的国际联盟支持下，对日实行妥协退让的卖国政策，在出卖了东北四省之后，又作出卖华北的交易；对内则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残暴地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但是，妥协退让的卖国政策并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满足而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相反，却招致了日本的全面进攻。这一进攻威胁了国民党反动派主要统治集团及其主子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反共内战和镇压，并不能摧毁人民的民族义愤，却更激起中国人民团结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运动已直接威胁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才被迫实行了对日抗战。然而，他们反共、独裁、卖国的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他们在抗战中始终没有放弃过妥协、投降和分裂、内战的阴谋。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而是一个处在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时代的进步的中国。它的命运，既不再允许帝国主义来捉弄，也不再允许国内反动派来摆布，而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人民自己来安排。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彻底解放的决心，既不会因为日寇的武力进攻和政治欺骗而有所动摇，也不会因为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和内战威胁而有所改变。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响亮的回答：“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②“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③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中华民族和日本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深知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将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必将对世界革命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即一面向全国人民不断揭露日寇的侵略本性和欺骗宣传，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一面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抗日力量，准备武装反对日本侵略，并和国民党的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促其实现。“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抗日救国纲领，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作战，动员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模范行为，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敬佩，而且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赞助和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发动、能够坚持和能够胜利，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是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分不开的，是和全世界人民的赞助和支援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深切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的矛盾。只要这个矛盾存在着，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根源就存在。依然是毛泽东同志说得正确：“‘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④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法可以是武装镇压，也可以是政治欺骗，有时两手并用，有时交替使用，但是，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这是它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不会因帝国主义临近死亡而有所改变的；相反，它必然要进行疯狂的挣扎，它必然更加狡猾，更富于冒险性，它可以随时发动武装进攻或武装镇压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必须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对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抱任何幻想。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和武装镇压，敢于举行民族解放战争来反对侵略战争，并把这一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必须警惕和克服国内外的各种妥协投降的阴谋。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只能助长帝国主义侵略气焰，使民族解放事业归于失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中的责任，认识到这一解放事业对打击帝国主义、推进世界革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贡献，坚定地站在战斗的最前列，领导人民赢得胜利。
二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国，能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呢？这是当时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正确地分析了中日两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痛驳了当时的“亡国论”，肯定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敌我双方的这个特点，规定了日本还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的和一定程度的横行，搞不好，中国有亡国的危险。然而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历史上退步的时代。中国是一个如日方升的国家，正处在历史上进步的时代。日本的战争是退步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日本战争的退步性，使它在战争中必然陷于孤立；中国战争的进步性，使它在战争中必然得到多方面的援助。再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因素，在战争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决定了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这就是说，战争胜败之数，并不决定于敌我强弱对比的一个因素，而决定于战争双方基本因素对比的总和；不决定于双方军力和经济力一时的对比，而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所带来的战争的特殊野蛮性，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国内阶级的对立，日本法西斯和中华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使自己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优势，必然因其得不到本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而逐渐削弱，变成劣势，归于失败。“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的逻辑正是这样。
中国的进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于它正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已有了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政策。新的人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抗日爱国的分子，他们经受了近百年来解放运动的锻炼，已经觉悟到或正在觉悟到要由自己来掌握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新的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既经历过革命的伟大胜利，也经历过革命的严重失败，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党。新的军队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其他抗日人民武装，这是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新的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的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战争及其它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是中国人民丰富革命经验的结晶。而这一切，又集中地表现在我们有了以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个领导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它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通过实践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数亿中国人民，有了这样英明、正确的领导，又有一支人民军队作主力，小小的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中国还有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好的国际条件，这就是“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⑤这种援助，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
“亡国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观点的反映。这一个阶级的反动利益决定了他们和人民完全对立的关系，决定了他们敌视中国的进步因素。这样就使他们在战争中只能依靠武器，而看到自己的武器不如别人时，就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所以他们既是亡国论者，又是唯武器论者。毛泽东同志在驳斥“亡国论”的同时，也驳斥了“唯武器论”。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⑥古今中外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王朝之所以被革命阶级和革命人民所打倒、所消灭，都不是由于他们缺少当时最凶恶的杀人武器，恰恰相反，单纯从武器的观点来看，优势在他们方面。但是，他们缺少的却是人心的归向和人民的支持。因此，他们终于不能避免彻底复灭的命运。相反，一切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都不是因为他们在武器方面优于敌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使他们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在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这种优势面前，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要被打倒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反复强调从政治上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⑦毛泽东同志这些对人和物的关系、政治和技术的关系的精辟论述，不仅彻底驳倒了“唯武器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理论。中国人民正是用这个理论武装起来，以劣势装备战胜了具有现代装备的强大敌人。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深切地认识到：被压迫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总是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但是，敌人的强大，是一时的、表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虚弱的。因为它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反革命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时的强大，必然逐步被削弱，而归于失败。和敌人相反，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只要自己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就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会被敌人所压倒，就能逐渐削弱敌人，最后消灭敌人赢得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信赖人民力量的领导者和政党就完全有理由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把敌人看作纸老虎，坚决排斥那些以敌人某些表面强大的因素来恫吓人民、要人民向敌人妥协投降的各种谬论。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以自己正确的政策和艰苦的工作来壮大人民力量，并坚定地依靠这个力量，战胜敌人。
三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国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能很快取得胜利，还是必须经过持久苦战才能取得胜利？这也是抗日战争时中国人民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在许多人中没有得到解决，他们认为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费多大力气。这就是所谓“速胜论”。这种论调对争取抗战的胜利也是有害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五年底就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⑧。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抗战开始十个月之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全部敌我对比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论证了持久战思想。他指出，敌我之间强弱的程度悬殊，要改变这个形势，必须经过一个敌我力量对比转化的长过程。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预见了这一过程发展的三个必经阶段，即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我战略反攻敌战略退却，并指出了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变化的基本趋势，从而揭示了这是一个复杂、曲折、艰苦和残酷的斗争过程。其中尤以第二阶段的斗争最为复杂和曲折，最为艰苦和残酷。这个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斗争；一是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的腐败势力和进步势力的斗争。这后一种斗争，对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又具有决定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日双方之间的斗争中，双方力量变化的总的趋势是：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而中国则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就是说，日本是朝着向下的方向变化，中国是朝着向上的方向变化。在这个总的变化趋势中，日本方面也会有暂时的、局部的向上变化，中国方面也会有暂时的、局部的向下变化。
在战争第一阶段中，日本以其主力用于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其主观指导上的错误，造成了正面战场节节溃败的形势，使中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人口和资源暂时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然而，在这一阶段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向上变化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敌后建立了许多的解放区。上述力量的发展迫使敌人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样，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中日战争便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长时期内，日本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倾向，对它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威逼为辅的政策，对解放区军民则实行了极其频繁、极其野蛮残酷的“扫荡”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实行了极其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党领导全体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大量地消耗与消灭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力量。
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腐败势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斗争，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起来。自从日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全面进攻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即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政治上，他们与敌伪秘密勾搭，进行各种投降日寇的罪恶活动；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疯狂地摧残抗日民主力量。在军事上，他们不但把对日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而且指使大批将领率部投降，变成伪军，同日寇一起“扫荡”解放区。先后投降日寇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就有二十人，高级将领六十多人，军队五十万人（占八十万伪军的百分之六十二），还先后调动七十多万军队包围和进攻解放区，与日寇采取配合行动。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他们就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至于其它大、小军事“磨擦”，则从未停止过。在经济上，他们和日寇一样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打算把解放区军民困死。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但也给中国人民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痛苦和牺牲。
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战力量，是在比自己强大的两种势力的夹攻中生长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抗战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抗战开始，到一九四○年抗战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由原来的三万余人发展到了近五十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一亿。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内，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解放区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缩小到三十多万人，解放区军民的生活也极端困难。然而解放区全体军民并没有被这种严重的形势所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自力更生，战胜了种种困难。到一九四五年四月，解放区的面积又逐渐扩大了，人口又上升到九千五百五十万，军队又发展到九十一万人，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人以上。
中国人民力量在艰苦的斗争中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是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为了克服困难迎接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为解放区全体军民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用“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发扬农民群众对敌斗争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支持抗日战争。普遍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增强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实行精兵简政，节约人力物力，克服物质困难，并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变化了的情况，更加精干有力。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开展了一个伟大的生产运动，结果使根据地军民丰衣足食，兵强马壮，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准备了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和争取胜利的物质基础。从一九四二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普遍深入的教育运动，结果是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一系列政策实行的结果，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而且保证了党顺利地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的经过及其胜利，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整个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崩溃和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都是必须打败和可以打败的。但被侵略的弱国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只能经过自己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一点一点地削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发展和积累自己的力量，一切作持久打算，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虽然这是一条非常艰苦而曲折的道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但却是可靠的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道路。
四
怎样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⑩。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了一条正确路线，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了真正的人民战争。
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之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这条路线，就能使民族解放战争得到人民的胜利的结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保证。我党为它的坚持、巩固、扩大进行过持续的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则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由于实行了这些方针、原则，才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投降阴谋，使之不能得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使之有力地保证了抗战的胜利。
我党中央在抗战爆发后一个多月即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说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把全民族的力量，全面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在这方面，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一整套方针和措施。
要实现党在抗战中的路线，巩固统一战线和实行抗日的人民战争，首要的在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在于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的阵地。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主要对象，因而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状态：大城市资本主义比较发展而农村经济极端落后；反动统治力量在城市较强，在农村却较为薄弱。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中国革命积蓄和发展力量的主要阵地，中国革命只能走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抗日人民战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要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阵地，又必须坚决地解决农民的民主、民生问题。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在广大解放区实行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建立了农村民主政权。这样，便大大发扬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自己获得了最伟大的同盟军，组织起雄厚的战斗力量。依靠这个力量便能克服严重的困难，坚持长期艰苦的抗战，并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坚实的基础。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农民问题进行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政策，使自己处于抗战的障碍物的地位；机会主义者借口统一战线而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不敢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便陷入阶级投降主义的泥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争，即农民革命战争，在当时的最好形式则是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游击战争“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同志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略，就是尽可能地、大量地发展游击战争，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力量的成长，把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作战，而是在外线的单独作战；其规模不是很小，而是很大的；它执行的是许多异乎寻常的任务，诸如创造抗日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发展主力部队，扩展游击队和建设民兵，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等。这一切就使游击战成为关系战争全局的问题即战略问题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党和中国人民制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路线的主要内容。实行这条路线，党和人民创造了自己的革命阵地，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和各抗日根据地，把日本侵略者放在人民武装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层层包围中，并和它进行了长期广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毛泽东同志称颂这个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反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一宏伟的力量不仅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将威胁到他们的反动统治。右倾机会主义者轻视游击战争，是由于他们对人民力量丧失了信心，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来争取胜利。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也由于低估了这一个力量的威力而大吃苦头，并最终败在经过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的手下。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在开始诚然是“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论断的正确。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同志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是和敌人进行长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的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依靠人民游击战争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阵地，一步一步地扩大革命的阵地的过程，是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直到最后夺取城市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极为重视根据地的创建。建立根据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要有一支武装部队；要能战胜敌人；要放手发动群众。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建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屹立在敌人后方的和敌人进行各方面斗争的堡垒，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最强固的依托，就是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坚强基地，就是新中国的模型。
抗日人民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还必须有一支人民军队作支柱。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支军队除了打仗以外，还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产自给。它有良好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它和政府、和友军是亲密团结的，它认真地执行宽待俘虏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自觉的纪律。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结果，都是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分不开的。建立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的军队，必然无敌于天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这支军队把自己组成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并广泛地组织和发展游击队和民兵。这样，便形成一个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全面的人民战争，这就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为了更好地进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还必须实行灵活的战略战术。认真执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游击战争的原则，并要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作战，就能够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各个歼灭敌人。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胜利，就能逐渐地增强自己，削弱敌人，就会在总体上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从而实现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苦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实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明了一条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道路，这就是：必须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疯狂性与人民反抗侵略和奴役的意志的坚定性，认清自己对人民解放事业、对支援世界革命、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责任，坚定地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而不被任何谬论所动摇。必须充分地估计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了的人民力量的威力，要有敢于胜利的雄心大志；又要看到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主要依靠人民力量壮大的、必须自力更生持久苦战的过程，要有善于争取胜利的领导艺术。既要有面对任何困难、曲折、痛苦和牺牲的勇气，又要能以正确政策引导人民绕过前进路上的暗礁，避免可以避免的牺牲，坚定地领导人民向着解放的目标勇敢迈进。在战争的指导中，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侵略者，争取人民的胜利；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地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要以农民为主力，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地开展反帝的革命游击战争，并使游击战逐步地上升为正规战，争取最后胜利。
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道路。
①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九、一四七页。
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四四页。
③④⑤⑥⑦⑩???《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四三四、四六九、四四二、四五九、四七○、四六八、四三六、四六三、四八九页。
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二、一○三九页。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