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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龙 1963-10-23 00:00

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

第5版()
专栏:

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
上海邮电器材厂机械工程师 蔡金龙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但我真正的生命,却是从新中国成立那时开始的。
抚今追昔,忆苦思甜,不禁热泪滚滚。我要倒出解放前四十年中在我心头积存的苦水;我要歌唱解放后十四年来党和毛主席给我的恩情。
苦海
我生在上海浦东乡下。祖祖辈辈都是佃户,世世代代受地主欺压,家里没有一个识字的。当我还在娘肚里时,父亲就替我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蔡金龙,愿我成
“龙”成“凤”,摆脱地主对我家世代的压迫和盘剥。到我八岁那年,父亲向地主借了十块银洋,让我进了一所私塾念书。哪知道,我念了一年私塾,没有学到什么,家里却愈过愈穷,三天两头揭不开锅,更还不起为我读书借的“阎王”债。没办法,父母亲只好让我退学,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地主家去当放牛娃抵债;我母亲也只得离开家,到上海去帮佣。
这个地主是只“笑面虎”,没开口,先露着焦黄的门牙嘿嘿笑。一天,他把我叫去,脱口喊了我一声,顿时就收住了笑脸,竖起眉毛说:“穷八字,富贵名,啥个‘真龙’‘假龙’?今后不许你叫这个名字。”听了他的话,我肺都气炸了,心想:“穷人连个好听的名字都不能随便取吗?”接着他又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冬天牛吃的草料不够,你白天把牛放出去找草吃,晚上再喂料房里的干草。”说完,他就跑进房内吸大烟去了。
隆冬酷寒,滴水成冰,漫天的西北风卷着鹅毛雪。我裹着一身遮不住羞的烂单衣,出外放牛。北风吹在身上像刀割,光着的双脚生满了冻疮,踩在冰冻的雪地上,疼得像乱箭穿心。这样的痛苦生活真难熬啊!
快近年关了,地主整日在家吃鱼吃肉;而我却还在外边喝西北风。我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偷偷地从牛棚里拿了些干草烤火,暖和一下身子。谁知这事被地主知道了,他像凶神恶煞般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上。狠毒的地主又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一面抽,一面骂:“小赤佬,你要死了!老子叫你这条‘金龙’变成一条‘毛虫’!”一顿毒打,把我的脑神经和耳鼓膜打坏了,我昏倒在地上。待我醒来后,地主便一脚把我踢出了黑漆的大门。
我冒着风雪,噙着泪水,跌跌撞撞跑回家,却不料母亲也被人家解雇回来了。她看到我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把我抱到怀里,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半夜里,我浑身像火烧一样,特别是被打坏了的耳鼓膜痛得像针扎,里面“嗡嗡”直响,痛得我在床上翻来滚去。由于无钱医治,我的伤越来越厉害,整天发高烧,昏迷不醒,差点送了命。后来,我的命虽保住了,但耳朵却成了“重听”(听力严重减弱)。
地主的心肠真是狠,把我害成残废还不甘心,见我活了,又逼我再去替他放牛。我母亲不忍心让我再去受罪,向地主磕头求情,说我已经残废,不能再去放牛了。地主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了两声说:“不回去,也可以;马上还清欠债,算清饭钱!”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心一横,把自己起早摸黑开出来的三亩多荒地给地主抵了那笔“阎王”债。地主夺了地,还幸灾乐祸地骂我父亲说:“蔡家祖宗缺德,生了个‘现世报’!”
一九二三年,我一家四口都病倒了。父亲染上了瘟疫,手臂上又生了一个大毒瘤,鲜血渗着脓水直往外涌,痛得日夜喊叫。因为没有钱医治,就这样病死了。
父亲死去不久,小弟弟又夭亡了,我的病也加剧,几次昏死过去。一次,我昏死过去以后,母亲以为我死了,一边哭着,一边用破席把我卷出去,准备把我埋葬在父亲的坟旁边。这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几乎被大水冲走。母亲赶紧把我抱起,一摸,发觉我还有一丝热气,又把我抱了回来。她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直到我苏醒过来。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破屋中一支残烛,发出幽幽的微光,照着母亲惨白的脸。母亲见我苏醒过来了,惊喜若狂地把我抱得更紧,顿时,我瘦小的脸颊滴满了她的热泪。
这次我虽然又死里逃生,但是我的耳朵却聋了,什么也听不见;声带也坏了,不能说话。我就是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摧残成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狼窟
乡下不能活命,母亲就求情送礼把我送到我舅父开的上海金森记五金厂里当学徒。那时,我才十三岁。
天下财主一样狠。舅父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而“另眼看待”;相反,利用我生理上的缺陷,百般地虐待我。记得我头一次煮饭,不当心煮坏了,我舅母——老板娘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拧住我的耳朵,伸手就给我两巴掌。打了不算,还不准我吃饭。我只好饿着肚皮去干活。又有一次,我看见朱阿菊老师傅用铜水铸模子,就走拢去想学点技术。朱师傅心肠好,他作着样子拿起一杯烧沸了的铜水,慢慢地倒进一只小模子内,一面倒一面吹气。我也照样倒,照样吹气。我恐怕气力不够,就使足了全身力气吹,不料把倒下来的铜水都吹在水门汀上。这件事又被老板娘发觉了。她用双手使劲地拧着我的耳朵,然后又左右开弓打我。我立脚不稳,一头撞在风箱上,差一点跌倒在烧沸了的铜水中。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虐待,就逃了出来,流浪在街头。但是,我接连逃了三次,被老板抓回去三次,每次都被打得浑身鞭痕累累。逃跑不成,我只得在厂里继续做牛做马。我日夜劳累得不到休息,身体很虚弱。有一天,我从三楼提着一大铜吊开水下来,在下楼的时候,突然头昏眼花,两脚一软,跌倒在水门汀地上,右脚背被开水烫得满是血泡。狠心的老板娘不但不给我治疗,反而把我锁在鸽子笼似的小阁楼里受罪。三伏天,闷热的“鸽子笼”里充满了臭气,臭虫、蚊子叮得我全身红肿,我的伤口也烂得出了蛆。幸亏朱阿菊老师傅偷偷地弄了一点豆油给我涂伤口,伤口才慢慢地好了。
我在厂里做了三年学徒,从朱师傅那里学到了一点技术,总想可以满师了。谁知,老板要我拿出四十块银洋办“满师酒”,否则还要做三年学徒。天哪!我身无分文,哪有钱办酒呢?结果,只得继续当学徒。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一直熬到了第九年,那时我已经有了一手熟练的技术,老板才让我满师。老板欺我是一个哑巴,给我的工资只有一般工人的三分之一。真是气人哪!我早就想离开这个“狼窟”,但苦于没有机会。后来,这个工厂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了,我才离开了这个“狼窟”。
地狱
在旧社会,残废人到处受欺凌。我离开了金森记五金厂后,又先后到过四家工厂做工,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记得我在一家工厂做了半年工,结果没拿到半分工钱,气得我病了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被骗子骗到日本鬼子办的一家军火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都有我们的同胞被日本鬼子无故毒打。我是一个哑巴,遭受的苦难,就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当时,日本鬼子为了防止我们工人反抗,就规定各车间工人不能相互走动。我不懂这个规矩,有一天无意走进了另一个车间,看见一个女工的头发被卷进机轮里去了,我急忙飞步向前,用左手拉机轮,救下了那位女工,但我的左手腕却被削去了一大块肉,当场就昏倒在血泊里。日本鬼子不但不给我治疗,反而诬说我是“密探”,把我抓起来拷问了一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这个工厂。我以为国民党是中国人,总会对中国工人好一些。其实,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刚接收工厂不久,厂里一些工贼混水摸鱼,大量窃卖厂内器材,肥饱私囊。我当时耳朵听不见,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别人拿东西,自己也拿了一小卷旧皮带做了一根裤腰带,结果被大门口卫兵查到了。那些工贼就乘机嫁祸于我,诬赖我是“大盗窃犯”,把我毒打了一顿,硬逼着我这个哑巴招“口供”。我是个哑巴,有冤说不出。他们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以后,又把我关进了阴暗的监牢。我在牢里,浑身生满了疥疮,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我从牢里逃了出来,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多少个凄风冷雨的夜晚,我随着苦难的人群,蹒跚在黄浦江畔。这时,母亲已病死在乡下,家里仅有的半间草棚也被土匪放火烧掉了。我望着江水,想到我悲苦的身世,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苦难的生活呢?
新生
一九四九年,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也得到了新生。我这个在旧社会中受人歧视的哑巴,从此做了国家的主人。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当时在交通部上海电讯局修配所工作,一九五二年调到上海邮电器材厂),领导上对我非常关心,处处照顾我,时时帮助我,使我能顺利地克服了因生理缺陷而带来的种种困难。就在一九五○年,我在厂领导和工人帮助下,创造了电报机内一个“梳齿梗”,提高了工效四十倍。
党的恩情似海深。我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身体很虚弱,党就送我到杭州去休养;党还千方百计为我治疗聋哑,一九五五年,我去北京开会,邮电部负责同志亲自把我送到医院去治疗。虽然医药不能再治好我的残疾,但这件事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上!
一九五八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组织上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的时候,我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我,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歧视的哑巴,也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怎能不叫我激动、高兴啊!
那一年,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热潮。为了使电传机能成倍地增产,我们尝试制造一副复杂的“压铸模”。过去,这种模子是经过泥坯翻砂后制成的,工效低、质量差;这次要求造出的一副模具,直接用金属溶液浇铸,在新中国邮电事业中还是第一次。厂领导经过研究后,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在党组织和工人同志的鼓励下,我毅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制造过程中,党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使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看图纸吧,以前我制造的模具,都是凭几十年积累的经验,靠打“腹样”而制作的。这次试制“压铸模”的图纸,有一百五十多张,而且相当复杂,我都不熟悉。于是,我下苦功,揣摩每一张图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每张都记住了,然后在脑中拼成一个假设制成了的模具。就这样,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压铸模”造成了,生产工效提高了二百八十倍,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
十四年来,我在党的教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在邮电器材的革新方面,每年都做出了一些成绩,还创造了十四年不出废品的纪录,同时,也帮助旁的同志挽救了不少将要报废的成品。党对我做出的每一点成绩,都非常重视,还给我荣誉和奖励,数次评我为先进生产者;让我三次上北京;一九六○年,党又提拔我当了工程师。这些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一九六一年“五一”节,我和全市二百九十多位先进生产者在上海电机厂会见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时,我真有千言万语要向毛主席倾吐,但我说不出来。我只能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我对毛主席深深的敬意,来表达我内心所要说的话: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解放了我,使我摆脱了旧社会的折磨和摧残,过着幸福的生活;是您培养了我,使我这个受尽凌辱和欺压的哑巴成为新中国的工程师。这海样深的恩情,我怎样来报答啊!
我感到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和奖励太多了,而我给党和人民所做的事却太小太少。今后,我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人残废,心不残废,一颗红心永远向着党!”这就是我的誓言。
(王光汇整理 原载《解放日报》)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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