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民重 马长柱 |
1963-10-29 00:00 |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笔记
第5版()
专栏：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笔记
萧民重、马长柱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经典名著之一。这本书写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二年三月。在本书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通过对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的法国革命斗争历史的极其精辟的分析，总结了新的革命经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及其他著作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首次作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法国革命历来在欧洲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影响。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纯粹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欧洲的典型。一八四八年，又是首先从法国发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革命的号角，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整个欧洲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暴。而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所表现的尖锐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所不及的。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它却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历史性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马克思满腔热情地写道，这个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决不是白白过去了的，无产阶级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教训和经验”。他认为，及时深入地把这些经验教训提到理论上加以总结，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具有深刻的重大的意义。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失败后，许多评述这一时期政治变动的作品纷纷出版问世。资产阶级痛诋二月革命，把波拿巴政变描绘成解救社会的出路，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只是道义地忿怒和辛辣地咒骂。为了使群众不致被引入迷途，马克思认为，必须坚决驳斥他们对历史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必须画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本书是一部万古不朽的作品。它“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七页）。这本书对革命的敌人来说，是投入他们心窝的匕首，对革命者来说，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对它所作的极高的评价那样，这是一部“无可伦比的”“天才的著作”。
在本书中，马克思首先通过对二月共和国的阶级性质和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绝不能抱任何幻想，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无限制专制统治的形式，是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
一八四八年轰轰烈烈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临时政府。无产阶级在起义中表现出英勇坚定的革命精神，显示了它是建立共和制度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正以一个新的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限制，无产阶级还不成熟，而且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潮，特别是“和平”的合法社会主义思潮在泛滥，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怀着极大的幻想。他们“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他们“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十、二二页）。因此，他们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只不过希望有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府；他们热诚地提出了一些朦胧的社会主义要求，也仅仅限于迫使资产阶级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直接普选权和工人享有劳动权。这样，胜利的巴黎虽然处处辉耀着“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巨大的字句，无产阶级沉浸在普遍的亲睦的气氛中，但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果实却轻易地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了。
二月共和国能够成为为全民利益服务的国家吗？马克思指出，不，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并且借用了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事实证明，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它提前支付资产阶级所握有的利息债券的息金；用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性行价和变一切外省银行为法兰西银行分行的办法，挽救了金融资本家银行的复亡；规定了对四种直接税每法郎补征四十五生丁的附加新税，加重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负担。可见，无产阶级所热烈憧憬的“社会”——共和国，只能如马克思所绝妙形容的那样，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能实现“劳动权”吗？马克思指出了这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不错，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曾迫使临时政府设立了一个处理工人问题的常设委员会，并任命了在政府中的无产阶级的两名代表担任主席。但是，这个委员会既无任何经费，也无实际权力，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马克思非常幽默地把这个委员会比喻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就是两个“祭司长”，他们的全部任务就只是“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十页）。马克思强调说：“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七页）怎能设想，资产阶级会允许宣判自身死亡的“劳动权”的存在呢？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图实现“劳动权”，对工人阶级说来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却是可以借以愚弄工人阶级。
当无产阶级正陶醉在一片革命胜利的欢乐中时，资产阶级却暗中磨刀、步步紧逼了。资产阶级建立了一支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用厚饷收买了的自己的武装，作为镇压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具。资产阶级还用设立所谓社会主义的“国民工场”和增加新税的阴谋诡计削弱、孤立和打击无产阶级。一八四八年五月，资产阶级公开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政府中断然撵出无产阶级的代表。在资产阶级公开的叛卖下，忿怒的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二十二日以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为回答，经过四天孤立无援的流血奋战，最后失败了。
六月起义的失败是创巨痛深的流血经验。它证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绝不能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机关、阶级合作的机关，而只能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关。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的失败深深地教育了无产阶级认识到一个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三七页）
在本书中，马克思还深刻解剖了资产阶级的宪法的实质，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极端虚伪性。
六月起义失败是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除了主要地使用血腥的武力镇压外，还利用政治欺骗，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一八四八年十一月，资产阶级共和派公布了共和国宪法。马克思对这个宪法作了精湛的解剖，深刻地揭穿了它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宪法首先保证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时还保证了资产阶级的全面的政治统治。相反，宪法却一笔取消了六月起义前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草案中的第六、七、九三条，即全体公民有免费受教育的权利，每个社会成员有劳动的权利，孤儿、病弱者、年老者有受国家救济的权利，以及人民的其他许多权利。马克思说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一八三○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所不同的只是它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罢了。马克思还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宪法的极端虚伪性，嘲笑这部宪法“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八八页），它的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方面，而完全取消条文本身，即每个条款后面总是附带着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规定的例外情况。拿破仑时期、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所规定的一切例外情况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大大增加了。宪法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事实如何呢？宪法规定公民有人身、出版、结社、集会和教育等自由，并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但是，任何一个官吏下一道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法兰西公民。资产阶级用增加报纸交纳保证金和征收印花税的法律取消了出版、言论自由；用一切非政治性的组织和私人集会完全置于警察的监护之下的法令代替了结社、集会自由；用必须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和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的法律把教学自由权完全抹煞。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是“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或者说“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八八页）。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过是他们要求有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于劳动人民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才是平等的。至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他们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而要求劳动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二月共和国曾经大吹大擂“普遍博爱”，但六月无产阶级起义时，资产阶级立即用残酷的血腥屠杀代替了这句格言。马克思生动地描写说：“在六月二十五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三十五页）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宪法只能是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宪法，只能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宪法，只能是欺骗和束缚劳动人民的宪法，而决不可能是全民的宪法。
在本书中，马克思还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的欺骗性，痛斥了“议会迷”者。
马克思从来就认为，资产阶级议会具有强烈阶级性，资产阶级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而资产阶级普选权，按马克思的说法，不过是“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决统治阶级中哪一个人应该在国会里代表人民和镇压人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页）。历史清楚证明：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都是通过了暴力革命。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选举，可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全不是靠了什么“会”或什么“票”，而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企图才取得政权的。但是，在当时欧洲大陆上却流行着一种“议会迷”，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这种典型的“议会迷”者。如果说他们也曾走向街头，那末他们也还是带着议会迷的魂幡，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山岳党人赖德律·洛兰之流，正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他们热烈赞美资产阶级议会，崇拜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劳资协调，处处企图以法律为依据，进行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但是，美妙的幻梦终于被资产阶级的刀剑所搅破。宪法明明规定，“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可是，就在宪法通过几个月之后，即一八四九年四月，法军就向罗马发动了侵略战争。山岳党人以政府违反宪法为理由，在议会中提出把总统和内阁各部长提付法庭审判的建议。议会断然拒绝了这个提案。小资产阶级在议会厅里慷慨激昂，宣布不惜一切维护宪法尊严，并立即举行了和平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宪法万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七九页）。但是资产阶级却盛情地用龙骑兵和来福枪接待了他们。小资产阶级山岳党人纷纷被逮捕监视，他们的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的幻想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这些“议会迷”者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懂得宪法条文只是应该就其资产阶级的意义去解释，正像教士是圣经的解释者，法官是法律的解释者一样，资产阶级才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而他们失败后仍不以为耻辱，反而把失败当作胜利吹嘘，得意洋洋夸耀自己是确守宪法精神！
马克思尖锐地嘲讽了当时的“议会迷”者，他说：“一八四八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他谆谆教导，无产阶级决不可以作“议会迷”者。因为资产阶级议会只能是大吵大嚷的清谈馆，是资产阶级掩盖其脓疮的一块遮羞布，是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只要资产阶级国家存在，它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除了在必要时解散议会外，随时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来限制和阻挠。绝不能设想，无产阶级会因为获得多少选票而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当然，马克思并不反对无产阶级进行议会斗争。他认为议会斗争是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利用的一种斗争形式，进行这种斗争，只是为了利用议会的讲台揭露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谎言，教育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和积聚革命力量，以便迎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伟大的决战，而决不是其他。因此，谁如果把阶级斗争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着其他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
马克思在本书中，还进一步地从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揭示出官僚机构和军队是一切阶级的斗争焦点。
官僚机构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是一切剥削阶级集团纷争的对象。“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到波拿巴政变，政权更替的情况正是如此。秩序党与波拿巴正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行政权和其军队取得胜利的。而胜利后，掌握实权的秩序党与野心家波拿巴之间的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行政权和军队。波拿巴首先强行罢免了秩序党的巴洛内阁而组成自己的欧普里内阁，攫取了全部行政权力。随后，他紧抓武装力量，组织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十二月十日会”，用雪茄烟和香槟酒、冷野味和蒜腊肠收买了国家军队的欢心，并于一八五一年一月撤换了秩序党人巴黎驻军总司令——尚加尔?，又攫取了全部军权。秩序党虽然极不甘心波拿巴权力的迅速扩大，力图反抗，却又更畏惧人民，深怕出而应战会导致革命的重新爆发。这样，它既没有内阁，没有军队的实权在手，又没有人民的支持，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一八五一年六月，波拿巴嚣张地要求议会修改宪法和取消禁止总统改选时连任的条款，当议会中的秩序党人否决这一要求后，波拿巴便决定举行政变。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他调动军队封锁巴黎，解散立法议会，逮捕秩序党和共和派的首领。一八五二年十二月，进一步取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正式称帝。第二帝国是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大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机器更大大加强了，人民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争得的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全被废除了。
马克思除了从横的方面详尽分析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性质和作用，还从纵的方面对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对它应采取的态度。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一切革命胜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国家政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一切剥削阶级所以能够维持其反动统治，实现其剥削劳动人民的目的，最主要的是靠他们手中握有国家政权这个暴力机器。他们正是依靠这个机器，才能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强力推行其剥削制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在封建制度崩溃时代产生的，它随着整个欧洲发生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尖锐化而强化起来。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它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只需要夺取并进一步完备它，以求适合自己的统治。正因为如此，迄今“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这个机器已经发展到拥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已成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面对着这个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有组织的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就绝不能简单地夺取它或改良它，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只能如马克思所斩钉截铁地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马克思的这个伟大结论，在他致库格曼的信中作了明确的表达。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读到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甲手转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六三页）
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九三页）。因此，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百般歪曲和否认马克思的这个伟大结论。叛徒考茨基就曾经歪曲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缓慢发展的思想，而不是夺取政权的思想，公然宣称：“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转引自《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七六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是真理的最好试金石。列宁指出，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非阶级社会主义的喧闹叫嚣是无谓的胡说，而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谬论的破产。马克思的这个伟大思想已经指导各国战斗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无疑，它必将在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行进中，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更大的胜利，放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
（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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