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10-31 00:00 |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第4版()
专栏：
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编者按：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们的反华言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七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加上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和文章在内。
苏联报刊最近期间反华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论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读者来信，无所不用。他们的论点更加荒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造谣还是造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他们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们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现了“父道主义”，采取“分裂纲领”；中共的意识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他们甚至谩骂“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领导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谣言实在离奇，读来令人生厌。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劝读者同志们、朋友们，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论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们的篇幅毕竟有限。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没，准备另外编成专集出版。在报纸上，只能陆续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论的摘要。
攻击我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 污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苏维埃俄罗斯报》十月十日发表格拉宁的题为《共同合力还是单干》的文章说：
“‘自力更生’会延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北京理论家的方针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主义利益是有害的，对中国人民自己也是有害的。”
“中国主席刘少奇不久前说，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不能成为反对自力更生的借口，……为什么要拼命地加以反对呢？’”
“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六月十四日信中公开以‘自力更生’政策来同兄弟党共同制定的国际劳动分工路线相对抗。”“试问，如果中国领导人否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他们为什么‘那样卖力’地反对国际劳动分工。为什么要用骇人听闻的攻击来反对苏联呢？中国分裂者不但攻击自己理论上的对手，而且诽谤社会主义——消灭了一切剥削的社会制度，这种诽谤是只有共产主义最疯狂的敌人才作得出的。”
《劳动报》九月十三日发表库德罗夫的题为《主要影响》的文章说：
“有这样的‘理论家’，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某种禁欲主义的组织，那里将没有完全富裕的位子，而所有的人将‘平均’分担不幸和灾难，例如中国教条主义者歪曲地描绘并庸俗了苏共对苏联经济的增长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关心，他们认为把经济问题放在前位是不正确的，指责我们为‘经济主义’，忘记了革命的‘真正’目的。”
“中国教条主义者说，‘经济主义’以及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为错误的了。”
中国领导人的特点，不仅在低估经济问题上，而且在经济领导的原则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领导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管理生产，在科学的基础上作出计划和经营的决定。中国领导人使用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运用的方法，在经济政策方面广泛地采用了‘意志’的手段，也就是忽视经济法则的行政领导方法，并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
《东方真理报》九月二十七日发表扎汉基罗夫的题为《他们的方针是有害的》的文章说：
中国所谓的‘大跃进’政策是建筑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轻视人的基础上的，人被认为只不过是一架大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派遣苏联专家的条件迫使苏联政府决定，从中国撤回专家，使已经开始的大事业半途而废。数十个工厂落得没有有经验的干部，许多工程停顿了下来。摆脱了剥削者、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的国家、具有一切前提迅速发展经济的国家，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受着沉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发明的‘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这就是轻视普通人的需要和疾苦所导致的结果。”
《劳动报》十月十一日发表加夫里罗夫的题为《兄弟互助的成果》的文章说：
“有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反对扩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兄弟互助。这是指北京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复制’，他们认为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首先用自己的力量’，这实际上是建立经济上闭门自守的独特的民族经济。不久前还付出不少力量来尽可能多地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援助的领导人竟然进行这种鼓吹！现在，得到了广泛援助后，他们却千方百计糟蹋这种援助，用‘经济独裁’的诽谤来责难我国。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中犯了许多错误后，又用‘自力更生’的‘理论’加深这些错误……”
攻击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和著作 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人士在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还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摊了出来，并试图重新把这个问题作为普遍辩论的对象。”
“中国人士断言，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就意味着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看来，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个人迷信所特有的方法的总和，即恰恰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
“中国领导人反对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言行，是反对集体领导方法的进军，是号召支持中国宣传机关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神化毛泽东的做法。若干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和在中国人民的广大阶层中积极进行着这种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说教。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以‘毛泽东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企图。”
“诚然，现在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公开反对列宁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其中包括在中国，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旗帜。因此，谁要是公开地攻击列宁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脱离广大群众。正因为如此，中国活动家在口头上发誓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企图用所谓民族的、或者‘民族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普遍的国际性质。”
《新时代》第四十一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题为《个人迷信的辩护士》的文章说：
“要解释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分歧，其原因不应当从往事中寻找，而应当从目前的事件中寻找，也许，应当从北京的某种未来的计划中寻找。”
“在斯大林和党、国家、人民之间划上等号，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功绩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这恰恰就意味着表现个人迷信的思想。这也恰恰意味着承认领导人、领袖具有某种超人的、非凡的品质，同时贬低劳动群众的作用，否认正是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他们推动历史前进。而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文章中，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
“看来，中国领导人起来保护被苏联人民、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谴责的个人迷信，是有其国内政治原由的。问题在于：在北京的思想和实践中，同斯大林的坏思想与坏做法有共同之处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很早就看到，北京并没有消除，而且害怕消除个人迷信所固有的那些制度。那里没有对国家生活民主化表现真正的关心，连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字眼的本身也受到了怀疑，在中国最近的各种文件中令人奇怪地没有这样的字眼。中国领导人醉心于建立庞大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强制机构，这也不是不受到注意的。”
“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一事实：中国宣传机构尽力围绕北京的某一个人制造他‘正确’、‘英明’和‘无所不能’的声望。这种声望与其说适用于新中国的建设者，不如说更适用于旧中国的某个皇帝。”
“他们保护斯大林不受批评，粉饰和颂扬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企图使他们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受批评，颂扬自己今天的做法。”
“十分遗憾的是，正是在这种做法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那些特征。这首先就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猖獗，而这些情绪采取了最意想不到的形式。这里还美化中国过去的历史，竟然到了崇拜像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的地步。这里对远在许多世纪以前的各种领土问题和领土要求，有着非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所有的那种过分的注意，热中于边境争端，不惜同友好的邻邦发生武装冲突。这里还有病态地、与伟大中国革命不相称地斤斤计较‘威信’。为了这种‘威信’，正在牺牲着中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真正重要利益。”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只好这样设想：要么是几年以前，要么是在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中，中国领导人是不诚恳的和没有原则性的。
“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不体面的任务：为斯大林的错误、歪风、甚至犯罪行为辩解，实际上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分割的特征。不能不看到，问题的这种提法只能败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名声，在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破坏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
《消息报》十月十一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北京理论家们的糊涂论断》的文章说：
“我们坦率地说，中国领导人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
“要想夺取政权，就得已经有强大的军队吗？然而要知道，列宁曾说过直接相反的论点，而历史也是符合这种论点的。”
“所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起义被设想成依靠‘强大军队’的军事政变。但是，十月革命是武装的工人和赤卫军实现的，苏维埃政权当时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写道：‘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五三五页）这里，他忘记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打破国家政权机器，而不是简单地掌握它，利用它。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样做。无产阶级只在随后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的新机器。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武装起义等于军事政变和战争。”
“毛泽东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并作出如下的结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掌握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五三五页）不言而喻，这个‘真理’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的。”
“这一切表明，企图把革命理论建立在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名言上，把这些名言当作发现了新规律，并把它们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列宁的经济、社会和哲学著作等量齐观，这是多么危险。这些名言正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地排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人们正在习惯于这种偷换。长此下去不确切的东西就会越积越多，在流行的个别名言和准确的、有深刻科学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之间的差别就会越来越大。北京理论家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系统化，人为地把它变成理论出发点，排挤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赝品。”
《乌克兰真理报》十月十六日发表科佐沃伊的题为《比一切大喊大叫的人喊得还高》的文章说：
“中国教条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妄挑战，是对其原则的歪曲和否定。”
“北京现在醉心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甚至采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术语。”
《消息报》十月十日发表库德里雅夫采夫的题为《统一行列中的非洲》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亚非人民的斗争同欧美国家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斗争分开，这表现在他们企图建立孤立的泛亚非的记者、工会、妇女、青年组织上。这种立场同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臭味。中国称这个论断是‘诽谤’，全力想证明，正是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国际主义者。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的民族主义调子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有十分深的根源。”
“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七年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信（刊登在《美国和亚洲》杂志六月号）中写道‘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形式改造成亚洲的形式。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们用欧洲语言写欧洲的历史著作，研究了欧洲问题；他们很少涉及亚洲或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或者说亚洲形式……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类似条件。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影响所有这些国家。’”
“刘少奇同志的信中不是从国际主义立场而是从民族主义立场来论述马列主义，因为在信中断言，仿佛存在着的不是马列主义的统一学说，而是这一学说的某些形式，包括某种‘亚洲的’形式。这岂不是企图利用马列主义奠基人的国际主义学说来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其差别只在于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奢望比一九四七年在地理上扩大了，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东南亚了。”
“对马列主义学说的这种民族主义论述当时没受到中共内部的反击，如今产生着恶果了。”
《苏维埃吉尔吉斯报》十月六日发表卡热克巴耶夫的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强大的武器》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鼓吹列宁主义，事实上却禁止传播伟大列宁的思想，而马列主义的科学正在被毛泽东‘学说’所暗中代替。在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研究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著作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版过。而如果发表一些个别著作的话，它们的发行额也超不过五万份。而中国却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和预备党员。而注释，据说是多余的。”
《红星报》十月五日发表题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和诽谤》的文章说：
“在北京，……国庆之日依然成了中国领导人发表新的、不能允许的言论的机会。例如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支配所有的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人民日报编者注，此段引语和原文有出入）
文章说：这是一种诽谤性的言论，其目的就是要公开地把上述与苏联的政策完全无关的罪名归咎于苏联，从而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放在一起。说中国奉行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
主张在核战争中“牺牲全人类的一半”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发展世界革命过程的条件和手段的问题上，采取了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不仅如此，他们还竭尽一切可能来丑化争取和平的斗争，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缓和‘冷战’和国际紧张局势，旨在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每一项措施。
“对中国领导人近三年多以来的言论加以分析，就可以说明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据的某种演变。最初，他们不太注意利用一些关于和平及和平共处的好处的抽象议论来掩盖他们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相背离的观点，他们比较露骨地谈出这种观点。后来，大概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观点靠不住，他们便越来越多地说他们也拥护和平，也承认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他们的观点在这几年里实质上并没有改变。……
“苏联人与全体进步人类一道把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看作和平共处政策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步，今后还要为巩固胜利，为进而禁止地下核试验，为普遍彻底裁军顽强地进行斗争。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坚决地驳斥站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立场上指责这个条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实际生活告诉我们，裁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因此向前迈进一步总比踏步不前或者倒退好。袖手等待一举解决全部重要国际问题的时间到来，这在杀人武器充斥世界的条件下就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可见，中国领导人在当代的任何重要问题上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了篡改，都背弃了他们签过字的文件。”
“中国领导的立场是什么呢？如果它声称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根本改变了，而又马上断言战争仍然不可避免，那末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不排斥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发动的各国之间的‘革命战争’。要知道，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把中国领导人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同他们的关于‘和平共处不能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政策’的论点联系起来。他们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中的一个有名论点很不光彩地传遍了全世界。这个论点说，由于战争而‘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借助于世界大战而在其他国家搞革命，这是共产党人出于原则性考虑而不能接受的道路，因为它是以反列宁主义的从外部‘推动’革命的思想为基础的。而且这条道路无视会用火箭—核武器来进行的世界大战的实际后果。
“在火箭—核武器战争之后会留下何种‘废墟’呢？关于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认识清楚了？
“我们呼吁中国领导人严肃对待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问题，像现实的政治家应当做的那样，像国际主义者应当做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人民的命运所采取的不负责任和轻视态度，不能不令共产党人感到吃惊。使我们十分吃惊和痛心的是不久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编写的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并为其进行辩护。……毛泽东还声称，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领导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表示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原则。但是像中国领导人那样解释和平共处，特别是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实际行动表明，实质上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实际可能。他们仅仅把和平共处看作策略口号，而实际上执行的路线不能作其他理解，只能看作是指望国际紧张局势和‘冷战’的加剧。
“中国领导人的号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帝国主义世界最冒险集团奉行的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这意味着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挑拨，走向军事冲突，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战争挑拨来回答战争挑拨。”
“对于苏联力求和缓‘冷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加强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联系的任何尝试都使中国领导大为恼火的原因，只能够作这样的解释。实际上，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没有得到过中国领导人的赞同。”
《消息报》九月二十六日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九月二十五日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说：
“现在中国领导人同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成了一伙，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领导人反对禁试条约，实际上是同那些企图把世界推到最后导向战争的道路上去的人同流合污了。他们公开地奉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
《真理报》九月六日发表爱伦堡的题为《良好的开端》的文章说：
“中国政府对禁止原子试验条约所采取的敌对立场，对亿万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虽然这个政府以列着‘第一……第二……第二十二’的清单的冗长文件来解释自己的立场，但是它与其说是讲道理，不如说是表示自己的愤怒。尤其令人感到惊讶和痛心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府说它具有国际主义，而且我们与之共事的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作出许多贡献、并按其传统是非常爱好和平的、从未患有宗教狂的伟大人民的代表。
“和平运动的参加者对中国政府的立场并不太惊奇，因为六年来，时而在主席团会议上，时而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我们一直同中国代表进行争论。”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对情况的了解不够，而不负责任的态度倒很十足。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一年我同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到过中国。他很喜欢许多卖儿童玩具的小贩摊上的纸老虎，并且买了二十来个满嘴鬚毛的老虎。但是，数以千计的威力强大的氢弹，怎么也不能像儿童玩具。把世界原子战争看成是像同蒋介石打仗一样，这是天真的，只有收到一个纸老虎的礼物并用一支纸箭射死纸老虎来玩的孩子才会这样想。一位中国领导人说过，在原子战争后，有三亿中国人能保全下来，他们将是幸福的，因为永远消灭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可是，即使有三亿中国人保全下来，他们会在废墟上苟延残喘，受放射性之毒而死。”
“中国领导人指望原子战争，自然在公开场合是否认这点的。他们说：‘我们没有原子武器，怎么会想打原子战争呢？’他们的打算是天真的：他们想在原子浩劫中作旁观者，做幸免的‘胜利者’。但是，原子战争并不是一种能够消灭帝国主义者而使中国伟大起来的妙药。至于对苏联——它过去和现在都在保护中国人民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的权利——进行的连篇累牍的、经常不断的、无礼的攻击，它们至少是轻率的。”
“中国政府声明，禁止原子爆炸是犯罪的，应该禁止原子武器。原子战争比爆炸毒化大气更可怕，这是十分公道的。但是，过去往往是，只有在战争之后才签订条约，而且它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协议总是意味着双方都让步，因为它应该为双方所接受。禁止试验的协议阻止进一步完善可恶的核武器，保护后代免受毒害和死亡。这是通向普遍和平的第一步，谁也没有说，这是最后一步。这不是终结，而是良好的开端。聋哑对话的时代已让位于谈判的时代，这很好。就一个局部问题签订了一个局部协议，这很好。这比高贵的警告和二十点或三十点最后通牒要好得多，这些警告和最后通牒不同于火箭和炸弹，的确只不过是一堆纸而已。”
《红星报》九月二十四日发表热尔吉科夫的题为《同核武器不能开玩笑》的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已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宣布，他们准备在热核战争中牺牲三亿中国人甚至是全球人类的一半，看来，整个地球的命运都只操于北京领袖们的手中。他们公开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也就是说在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结果中，‘人民将建设美好的未来’。
“中国领导人在主张战争的同时，不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且也背弃了他们从前所坚持的观点。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为新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所准备的决定中就写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不懂现有的形势，不懂在战后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的中国领导人，正是堕入了这种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中还有更令人奇怪的东西，例如，他们把核武器称为是‘纸老虎’但却又拼命想拥有这种武器。”
《苏维埃俄罗斯报》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国际一周评论说：
“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兄弟党的鄙劣的诽谤，对莫斯科条约的恶毒攻击是想讨好谁呢？这点不难看出。患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痼疾的北京分裂分子是在‘狂人’的磨盘中注水。在攻击条约时，他们和那十九个声称反对批准莫斯科协定的美国参议员站在一列”。
“苏联政府声明以平静、实事求是的声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十分错误的冒险立场，这立场正在把他们引到和平的敌人的营垒中去。”“看来，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再一次没有被北京所理解。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周继续向十月革命国家（中国革命是十月的女儿）大放厥词。他们的行动仍然像是放肆的决斗者，武器拆了他们的台之后，他们就在盲目的狂暴中开始向敌人扔出手旁的一切：石头污泥……北京叛徒的这种分裂活动引起兄弟党理所当然的愤慨。”
《莫斯科新闻》十月五日发表卡里查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四岁了》的文章说：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方面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高自大。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同主张和平共处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相抵触的政策。”
“他们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红星报》十月二十五日发表米洛维多夫的题为《普罗米修斯的继承者》的文章说：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领导人关于去作毫无意义的和犯罪性的牺牲的这种不明智的号召，坚决反对他们关于革命者的“义务”是不要活而要死，以及关于为消灭帝国主义应当同意“必要的牺牲”的咒语。
从事物的逻辑看来，北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冒险主义立场同“狂人们”的立场结合在一起，他们也硬说热核战争是“可以容许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宣传的“特殊的英雄主义”或新出现的“人道主义”，同军国主义关于英雄主义概念的老调没有什么不同。 （未完，明天续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