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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2-29 00:00 |
新共政治委员会委员雷·纽恩斯发表文章 批判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思想
第4版()
专栏：
新共政治委员会委员雷·纽恩斯发表文章
批判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思想
修正主义者把和平过渡宣称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形式，等于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步着为恩格斯所批判过的“真诚的机会主义者”的后尘。他们把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转变为一种不会触怒帝国主义者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奥妙公式，排除了革命的阶级斗争，这实质上是老的机会主义理论。那些在新的名义下把考茨基主义和白劳德主义修补翻新的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通过迎合资产阶级思想的做法在选举中赢得支持，但是，结果必定是它们变成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一点也不害怕的社会民主党。
新华社二十八日讯 惠灵顿消息：新西兰共产党理论刊物《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十月号刊登新共政治委员会委员兼惠灵顿地区委员会书记雷·纽恩斯一篇题为《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文章，全文如下：
目前正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的反对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概念的斗争，当然不限于在国家问题上。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对于决定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重大意义，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修正主义思想予以特别注意。
若干年来，修正主义者过分强调并夸大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培育着以为这是现时代主要过渡形式的幻想。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指出必须也记住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纠正这种情况，但是，若干先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却仍然宣称，对它们的国家来说和平过渡将是唯一的形式。归结到本质来说，它们认为，由于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将能够取得政权，而不致遭到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
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忽视或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性质、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个事实。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若干其他重要著作中，同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国家的学说，同时恢复了并光辉地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基本论断。列宁所维护和捍卫的一个主要论断，是关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暴力革命，以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代之以以强力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在《国家与革命》的一节中，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接着，他又写道，“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一七九——一八○页）
列宁当然不是只是为革命而爱好暴力革命的。他维护这个观点，是因为他认为，暴力革命对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由于这个原故，他在上引那一节的前面，就提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暴力革命的颂扬”。他接着说，“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同上）修正主义者的确应该仔细想一想列宁这些“他们遗忘的话”。
为改变辩解
考茨基之流不宣传暴力革命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的观点，恰恰证明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那些今天宣传和平过渡是在当代条件下主要或唯一过渡形式这个观点的人们，我们又该说什么呢？也许这些条件已经改变得这么大，以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革命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吧？诚然，忽视客观条件的变化，不看到一个理论在哪一方面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来变更或修改，那是十分错误和不辩证的。但是，在我们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开始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断和结论之前，必须首先完全弄确实：哪些变化是那样足以证明采取这一步骤是正当的根本的，因为我们也得记住，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满着这样的例子，即有些人随时可以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或那个特点为“过时”，来为他们所采取的为资产阶级所能够接受的策略辩解。
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我们新西兰本国的修正主义者如何从改变了的条件中发现这种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从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过时。
自从列宁的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明显可见的。包括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在力量上有了巨大的增长。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制度，已经更加处于垂死状态，被推翻的时机已更加成熟，而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则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要看看，在帝国主义制度内部，关于国家机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列宁在他的年代里曾经写道：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一八九页）
列宁所注意到的这种军阀官僚国家机器的“空前地加强”，现在仍然在迅速进行，而且是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进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冷战的年代里，军事化和官僚制度不仅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里，而且在几乎每一个稍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很大的增长。在附属国里，面对着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帝国主义者明显地把他们的所谓“援助”计划集中在加强镇压性的国家权力上面。即使在一个民族国家机器刚刚产生的、非社会主义的、新独立的国家里，建立反对新的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独立的力量的过程，也有其矛盾的方面，即加强国家机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因为这些国家的新统治阶级常常是民族资产阶级。就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伊拉克的例子中观察到：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比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愿意和平地退出舞台，当它要使用国家权力来猛烈镇压无产阶级时，它却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敏捷的学生。
国家机器的这种加强不能被认为是偶然的。虽然这种国家机器的外部锋芒可能是针对着不同方向（看这个国家是帝国主义的还是新独立的）的，但是另一面的锋芒，即内部锋芒，却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针对着无产阶级的，其目的就是要强力地维护一个或几个统治阶级的政权。这种事态发展，当然并不表示在垄断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有任何和平地交出政权的意愿。
新的条件，新的国际力量对比，肯定是更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很明显，这些变化还不是有这样的决定意义，足以迫使资产阶级承认：和平地向无产阶级屈服，对他们更为有利。
那么，在目前历史阶段中把和平过渡看作是过渡的普遍形式，这不是颇为过早吗？随时准备如果有这种机会产生就加以利用，但是不依靠它，不过分强调它的可能性，并制造只会损害工人阶级事业的幻想，这难道不是更正确的吗？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排斥“和平”革命的可能性。
不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过，一八七一年马克思曾把英国当作一个例外，他认为在英国，由于大体上还没有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革命，甚至人民革命，很有可能不必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但是他紧接着又说，（在一九一七年）这种例外已经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都已经“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支配一切……的官僚军事机关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一九四、一九五页）
不错，列宁也曾经认为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时期中，在特定的时候，曾经有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是“革命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革命的任务》，《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二八七页）
引起这种可能性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列宁回答说：
“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论口号》，《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九七页）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当时，和平的发展事实上并没有实现。
这样，列宁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般规律，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在这个一般规律不适用的地方，会出现一些例外的情况。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人们应该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同时要能够看出例外，并在例外情况出现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它加以利用。修正主义者所做的，实际上与此相反。把和平过渡宣称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形式，等于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种作法向工人阶级灌输排斥暴力的思想，甚至也没有使工人阶级对于曾经在俄国两次革命之间出现过的那种例外形势，即“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的形势有所准备。
奥妙的公式
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下，由于法律上的理由，在公众讲坛上或者党纲中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也许是不可能或者不策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应该鼓吹恰恰相反的主张，制造有关国家的机会主义幻想。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时，承认在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令的威胁下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有困难，但是他同时坚持，“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着手进行的”，并且谴责由于法律上的理由而提出机会主义观点的做法。难道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正是步着为恩格斯所批判过的“真诚的机会主义者”的后尘吗？
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过分强调和平过渡，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向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完全投降，来避免核战争。这种看法必然地会导致——实际上已经导致——这样一种观点：任何一种战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都因此必须避免，因为它有
“上升”为世界战争的危险。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和平地赢得；暴力革命或内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在实际运用中，这种观点不仅把世界社会主义推迟一千年，而且由于散布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掩饰它的掠夺和黩武主义性质，从而削弱领导争取和平斗争的诸力量。但是，本文要谈的修正主义的效果，不是后一种，而是前一种。
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转变为一种不会触怒帝国主义者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奥妙的公式。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阶级斗争被排除了。
他们提出表面看来是新的、但实质上是老的机会主义理论，即关于和平和不痛苦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那怕是在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达到了空前高度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为什么当代修正主义者没有能够看到帝国主义这个方面呢？为什么他们“忽略”帝国主义这个决定革命必要性的方面呢？列宁曾经不能不提醒考茨基说，“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对付资产阶级；当存在着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时，这种暴力尤其需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序言中）。”（《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六四五页）但是，也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美澳新安全条约”以及在这些条约之下扩大和发展起来的各国的部队，都仅仅是为了炫耀炫耀而已！也许它们不是军阀制度的明证！
资产阶级采取措施
多亏修正主义，列宁说过其特点在于“相信议会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唯一的或者在一切条件下都是主要的形式”的“议会迷”，又再度兴盛起来了。难道这些同议会道路结了不解之缘的不是闭眼不看战后历史的事实吗？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过资产阶级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防止共产党人取得议会的多数吗？在法国，他们改变了选举法。在西德，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和一些新独立国家里，他们已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而且，即便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竟然取得了多数，难道资产阶级是白白建立它的国家机器的吗？
当然，有些人散播一种幻想，以为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可以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排地建立起来，并且好像可以用它取而代之。这种在今天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着的特殊形式的费边主义思想，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一切原理。当然，垄断资产阶级在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并控制着经济的同时，大概会袖手旁观，听任他们的国家机器“自行消亡”吧！这种乌托邦的概念完全否认资产阶级民主（不管对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多么先进的）的真正阶级性。
诚然，鼓吹这种概念的人们是以“过渡阶段”这种形式提出来，并且说它是列宁主义的，因为，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不是号召工人集中注意力“找出过渡到或走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吗？如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的许多其他想法一样，这种想法从前就已经被接触过，并且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得到了回答。季米特洛夫写道：
“反之，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想要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建立一个特殊的‘民主的中间阶段’，以便给工人一种幻想，以为可以经过国会的和平道路，由一种专政走到另一种专政。这一虚幻的‘中间阶段’，他们却也称为‘过渡形式’，甚至于还引证了列宁的话！可是，这种欺骗手段是不难揭穿的：因为列宁所说的，是过渡到和走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也就是过渡到和走近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不是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什么过渡形式。”（《季米特洛夫选集》中文版第一○八——一○九页）
当然，共产党人必须参加议会形式的斗争，并懂得怎样利用这些斗争形式，尤其是在非革命的形势下。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揭露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并指出它为什么实际上是一块用来遮掩资产阶级专政的幕布。在工人阶级中散布关于议会作用的幻想，就是议会迷！
过分强调通过议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把这种形式说成是主要的或唯一的过渡形式，因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实际上削弱革命的阶级斗争。这是第二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白劳德主义和今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路线的修正主义在这个领域中的必然结果。
那些在新的名义下把考茨基主义和白劳德主义修补翻新的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通过迎合资产阶级思想的做法在选举中赢得支持，但是，结果必定是它们变成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一点也不害怕的社会民主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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