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里的两个时代

第5版()
专栏：

矿井里的两个时代
上海煤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王庆麟
不久以前，我出差到一个新矿区去工作了一个多月。这个在六年前还没有架进电线的地方，现在已经树立起好几个高耸的井架，并且有了庞大的煤仓和成片的矿工居住区。几年来，从这里运出的煤，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祖国的大地上，像这样规模的矿区是很多的，有的比这里的规模更大，建设得更早。但是，这里的一切变化，使我格外感到亲切，感到激动。
旧矿山听命外国　新矿山自力更生
二十多年前，有人就断定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在那个年头，国民党政府只知道打内战，刮地皮，什么好事也不做。当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处自己经营的像样一点的矿山；没有一支固定的专业勘探队伍，根本不可能把地下资源弄清。即使弄清了，像这里表土层流砂层这样厚的矿区，也没有资金、没有技术装备来开发，而把开矿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外国人在中国开矿，是为了掠夺我国资源，谈不上什么规划，多半只开采距地表较浅的煤层，与我们现在这样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发新矿区，根本无法比拟。
解放后短短的十几年中，我们的勘探队伍建立了，成长了，摸清了许多地下资源。就在过去被认为“江南无煤田”的地区，也找到了新的煤层。过去，枣庄矿区是以煤质优良誉满中外的，今天我们有很多质量更好的主焦煤被找到了。由于我们采用了冻结法、管柱法等先进的打井经验，流砂再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开发了大型矿井，也建设了现代化的深井。我们合理地部署了煤炭基地，基本上改变了以往不合理的矿区布局。更可喜的是，这些矿区，都是在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导下，主要依靠自己的设计、制造和施工力量，采用国产的装备建立起来的。
有一次，我问一个年轻的技术员：“你用过西门子的电机吗？”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瞪直了眼睛反问我：“我们的电机难道不好吗？”是的，我们现在有的是好的国产电机。在我们国家已经能生产成套的矿山设备的今天，青年人是很难理解解放前我国矿山完全受制于外国人的情况的。
解放前，我曾在资本家的矿山工作过。那时候，中国资本家办的矿山也由外国人操纵着。一切技术措施，都得听外国总工程师的。矿上一切装备，全部由国外运来，甚至连洋钉也是成箱由国外运来的。为了与帝国主义向我国推销的货色对路，这里采用了和全国不同的电压等级——五百伏；为了倾销德国的钢材，这里的井口都竖起了庞大的钢结构的建筑物。老远看去，确实像现代化的矿井。但他们采取的采煤和运煤方法，却是最落后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中国有的是会说话的牛马。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的技术人员是无法发挥才能的。受雇于中国资本家的外国技术人员，根本不让你参加重要的技术会议，不给你看完整的技术资料。那些中国资本家，也总认为外国人技术高，中国人不行。记得在一九四七年，资本家想搞一个贾汪矿区的总体设计，特地请来了一个美国籍的工程师，名叫鲍立克。他来到矿区，竟大言不惭地对我说：“要想搞一个矿区的总体设计，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总经理把我请了来。”当然，他是能画设计图的，而且也确实画得很漂亮。在他画的总布置图上，有精致的高级职员住宅，有流线型的公共汽车，可就是没有生产上必需的水电供应和防洪排涝的措施。更奇怪的是，他竟把大片建筑物布置在要开采的煤层上面。就这样，他画了一个月，骗走了五千元美金的设计费，给我们留下了两张令人啼笑皆非的设计图。
现在，比贾汪矿区大得多的矿区的总体规划，我们都会自己设计了。担任总体规划的设计人员，大多是不满三十岁的青年。一九六○年，一个外国采矿专家来访问我院，我们向他介绍了一个矿区，他认为设计得不错。最后当他知道这个矿区的设计主任工程师竟是一个刚满三十岁的青年时，不禁惊讶地说：“这样大的一个矿区的设计主任工程师，由这样年轻的人来担任，而且工作做得这样好，在别的国家是难以想像的。”是啊！难怪这位外国朋友会感到惊讶，我们过去不是连做梦也不敢这样想吗！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我们的党，已培养出许许多多这样的年轻人。
血块子换煤块子　下井丢了半条命
据说，有一个青年看了电影《燎原》以后，不敢相信旧社会的矿山竟黑暗到那种程度。但据我亲身的经历，当时的井下情况，远比电影描述的要惨得多。枣庄煤矿，在抗战前算是比较好的矿井了。这个煤矿，井下有较好的排水设备，也装备着一个使用割煤机的工作面。但这都是供人参观的摆设，实际上生产完全是手刨煤，人拖筐。在工作面，矿工们匍匐着身体，费劲地用手镐刨煤。由于通风不好，空气不足，刨煤工人的脑袋胀得非常难受。他们把刨下的煤，装在煤筐里，由拖煤工人拖着往外爬（由于巷道断面小，要直起身来走是不可能的），或者将煤装在布袋里，将布袋挂在胯下，由小眼（一种很窄小的通贯上下的巷道）里往上爬。干这种工作的人照例是一丝不挂的，最多在腰间系上一块汗巾。在大巷里，通常由人推着矿车运煤，一个矿工，一天推车往返的路程，差不多有六七十里。在这种劳动条件下，童工身体畸形发育，矿工们普遍患有矽肺病。这种原始的采煤方法，不仅使国家资源在井下几乎要丢失三分之二，而且井下经常会发生自燃发火、瓦斯爆炸、严重透水等安全事故，造成矿工的大批死亡。一九三四年淄博洪山矿发生的透水事故，一次就淹死了八百多工人。
有一次，我乘着没有盖的吊桶，从正在施工的井筒中往上提升时，由于钢丝绳来回晃动，竟将我的头插进了井筒旁的管子里。这时，吊桶仍在往上提，眼看我就要被轧成肉饼。幸好当时我是两手抓着钢丝绳，两脚蹬在吊桶边上的。情急生智，将两手一松，两脚用力一蹬，从一百多尺的高空掉了下去，幸亏井筒中残留着一些管子和木料，下降时层层受阻，才没有摔死，但也足足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后来别人还夸我“命大福份好”呢！所以当时矿工们说，“下了井，丢了半条命”，“血块子，肉块子，换来煤块子”，这些话完全是有根据的。
采煤运煤靠机器　劳动条件大改善
解放以后，根据我国煤层的特点，我们逐步推行了长壁采煤法。许多煤矿采用了康拜因、截煤机，一般煤矿也都用上了风镐、风钻或电钻。运输上也采用了链板运输机、皮带运输机和电机车。人刨煤、人拖筐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每个矿工，都可保证得到一定的空气量，煤尘散发的地方还设置了洒水除尘设备，井下的劳动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解放前在部分矿井中用来照明的电石灯逐步取消了；乘人的罐笼也增添了安全设备；通风、防水等设备也比过去好得多、齐全得多了。事故率有了显著的降低。有一个矿工曾对我说：现在矿井里的安全设备，比我们过去所想像的还要好。
有一天，我到一个正在施工的井口去。这时正好从井底提上来一个罐笼，从罐笼中走出来六个一式打扮的工人；只见他们头戴胶壳安全帽，上面插着一只安全灯，身上披着一件灰色的橡皮雨衣，腿上套着同色的橡皮套裤，脚上穿着长统胶靴。这种穿戴，在解放后的矿井中早已不足为奇了。我知道这身工作服的价格。我作为一个工程师，解放前也负责过井筒的施工工作，但是我却没有这么齐全的装备，施工的工人那就更不要说了。矿主从来不发工作服，不管你在什么地点工作，穿戴完全要自己解决。工人们总算想出了土办法，他们在粗布衣服上抹上几层桐油，把衣服浆得像马粪纸那么厚、那么硬，拿来当雨衣穿。但是，他们没法解决手脚的保护问题，因此，风湿性关节炎就成了那时候煤矿工人的职业病。
学技术一般心意　两代人天壤之别
有问题商讨，就要开会。一开会，就不免有争论。一遇到争论，最激动的往往是那些年轻的技术员。他们涨红着脸，反复陈述着他们的理由。他们提的意见，有的确实很好，有的却不一定行得通。等到经过充分讨论，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们激动的情绪才平静下来。通过争论，他们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我也有过自己的青年时期。那时，我刚工作，不要说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想旁听一些技术讨论也是做不到的。外国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连问一问“为什么”的权利也没有。那时，为了想弄懂一些问题，不知碰过多少钉子。记得有一次，一个较有经验的工程师正在设计井下自动水闸门，我问他是根据哪些资料设计的。不料他顿时板起面孔说：“你过几年再来问这个问题吧！”以后，他见我走过去，就立刻把正在看的资料收起来，生怕我偷走了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学点东西，主要靠自己。有时候偶尔找到一本有用的期刊，就如获至宝似地看到深更半夜。有一次，矿上从德国买来了一架经纬仪，可是我看不到它的说明书。说明书早被人家藏起来了。为了弄清这架经纬仪的构造，我大胆地拆开了它。不料，这架经纬仪的构造和当时其他同类型的构造不一样；一不小心，我把其中的一根细丝给弄丢了。这可把我急坏了。后来，我私下想办法到上海托洋行到德国去配了一个，才了事。
那时候，要想自己设计个什么，更是幻想。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根本不会搞什么开拓设计，最多只能帮他们搞搞安装。见到设计一个十英尺直径的井筒，就羡慕得了不得；心想什么时候，我们能自己设计一个矿井，那该多好呀！抗战胜利后，我设计的一对矿井建成投入生产时，心中的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解放后，我们在这个煤矿区附近建设了很多对近代化的新井，再回过头看看我当时的“杰作”——分散的地面布置，不完整的生产系统，落后的蒸气绞车，不禁哑然失笑了。
我虽然在旧中国的煤矿上工作了十几年，但真正学到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屈指可数。
再看一看现在从大学出来的学生，他们既不必为职业奔走，更不必低声下气，实习、劳动和工作，组织上早为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党一直重视青年们的培养工作，许多重要的工作都大胆放手让他们做。他们有大量的技术资料可以参考，有同志们的热情关怀，一般有三五年就可以独立担当一方面的工作了。这和我们年轻的时候相比，真正是天渊之别。
想想辛酸的往事，能使我们明辨是非；看看现在，能使我们增添信心。我愿将煤矿的变迁，详细地告诉年轻的一代。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共同奋斗，为祖国的煤炭工业奋斗一生。
（原载《文汇报》，本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