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实 |
1963-12-30 00:00 |
《论喝倒彩》的出版——纪念《文萃》烈士殉难十五周年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论喝倒彩》的出版
——纪念《文萃》烈士殉难十五周年
崇实
提起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文萃》三烈士：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三位同志。陈子涛、骆何民同志慷慨就义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今已经十五年了。吴承德同志殉难于解放前夕。但是，三位烈士亲切的形象，依然鲜明地显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子涛同志。
一九四七年春，党在蒋管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撤退了；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上海出版的《群众》杂志，也被迫停刊了。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反共反人民，一方面在蒋管区进行血腥镇压，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和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矛头指向革命圣地延安。蒋管区的人民，处在一种新的斗争形势之下。反对美蒋的第二战场，在蒋管区城乡中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着如火如荼的斗争。
正当蒋管区人民在经受严重考验的时候，陈子涛同志，他踏着坚实的步伐，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月中旬的一个阴暗的傍晚，子涛同志走进预先约定的咖啡馆，我们并排坐着，桌上是两杯廉价的牛奶红茶和一只大皮包。我们在交谈着各自经手的工作：有些知名人士表示需要看看形势发展的情况，再为《文萃》写稿；读者来信说，夏培英等二十几位读者横遭逮捕；印刷厂老板认为，专门排印书籍可以少担些风险，言下之意，不愿意承印《文萃》了；印下一期杂志用的白报纸，不知吴承德同志是否找到，……一大堆问题摊在面前。子涛同志看看桌上那只象征着《文萃》主编重担的皮包，又望望我。是的，他才二十多岁，又是刚刚入党，承担这个任务实在不简单。而我比他还要年轻，各方面更缺少经验。
一杯红茶下肚，他和我核对起在他入党时负责同志的一番话来。“形势是：敌人在我们胜利的压迫下转变了战略，他们停止了全面进攻，妄想采取重点进攻，以压倒优势的兵力，来捕捉我们的主力。幻想用争得军事上的胜利，挽救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这就是说，这次攻打延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战、宣传战。”他反复揣摸着地下党领导上的这番话。
“既然这样，我们就该揭他这个疮疤——攻打延安的目的。宣传我们的胜利！”“报纸、刊物不能出，我们就更需要坚持下去！”“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得顶住它”！我随着他的话语，应声点头。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才明白目前我们这个‘人小，皮包大’的处境。” 的确，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可是，陈子涛同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双手捧着早已喝干了的茶杯，双眼直瞪着茶脚奶迹，在苦思苦想，似乎要从中找到什么启发。
我们后来慢慢谈到了各人的一些经历。他说抗日战争后期，他在“大后方”，得到了友人赠送的一本《大后方面面观》，从这本小册子里，他学到如何运用事实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统治的本质。我也想起了在“沦陷区”，偶然买到一本当时畅销的《中国内幕》，本想从中多看一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内幕新闻”的材料，岂料这一本和其他的《中国内幕》不一样，里面却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过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在这样的闲聊中，子涛同志忽有所悟，找到了适应新环境的斗争形式。他高兴地打断了我的话，大声地说：“这太好了，今天我请客！”急急忙忙地拖着我，离开了咖啡馆，走进一家小饭馆。吃饭时候，他低声细语地描绘着《文萃丛刊》的做法。
“跟印刷厂说，我们是出书，不是杂志；零碎活，好抢空档排印，用不着订合同。三十二开本藏在口袋里好带；夹在书里看，便利读者。第一本就叫《失踪人物志》（这是准备用的一篇文章题目，我们已经拿到手），既吸引读者注意，又骗得过特务，好销。……”他说得津津有味，就好像刊物已经顺利出版了。
在约定的日子，我们把这个打算跟领导同志汇报了。领导同志首先关心的是内容。他说，要针对大家最关心的事组织文章，要懂得大本子《文萃》（指十六开本的《文萃》）是在配合党报党刊起宣传作用，如今的小本子《文萃》该 注意读者如饥如渴的心情，要更加直接、鲜明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同时，他很赞扬陈子涛同志的不甘心“人小，皮包大”的精神。指出，责任重，我们既要不怕，而且还要进一步提高战斗艺术，加强战斗力。最后还提醒我们说，改变形式，是对付敌人的无理搜查，也得让老读者能够找得到线索。
从此，陈子涛同志带领着我，成天在各处奔走。有时我们分头在作者的家里“聊天”，有时在公园里交换看稿。印刷厂的“拼版”桌是他修改文稿的地方。
稿件都已排定，眼看着《失踪人物志》即将出版。有一天，在闲聊中，子涛同志突然想到，当我军主动放弃革命圣地延安时，敌人将会“打肿脸充胖子”地大声喝彩叫好，用来欺骗蒙蔽人民。说到这里，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校样，跑向一位民主人士的住所。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起喝彩和喝倒彩的问题。这位民主人士对于当时蒋管区的“政治舞台”本有所感，又是相当熟悉的“老朋友”，就赶写成《论喝倒彩》一文。我们就把《失踪人物志》的封面换上了《论喝倒彩》。
子涛同志在最后看清样的时候说：“用这篇精彩的文章‘点题’，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懂得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发出我们的‘音响’，我们在喝谁的‘倒彩’。”
恰巧，在这一期出版发行的日子——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正逢新华社宣布：我人民解放军已完成任务，主动撤出延安。蒋介石反动派的叫嚣宣扬，正遇到这个喝倒彩。
这一期新型的《文萃》在几天之内，就全部销售一空。
三月底，接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读到“今天总算它又重展开在我们的眼前，我祝福它，我用手抚着它，像慈母看见了爱儿的归来……”（这封信曾刊登在《文萃丛刊》第二期《台湾真相》上）时，子涛同志激动得发抖的手，又一次翻开这一本杂志，指着“眉批”上的第二年第二十三期对领导同志说：“老读者从这里找到了线索，这是你的……”领导同志对他笑笑说：“不要过分夸大这一些作用。我们秘密出版，公开发行，许多进步报贩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直到《论喝倒彩》销售完毕后，我们从报贩同志那里得到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这一本书的消息；又从组织领导方面知道，反动派已指定几个特务，专门在追寻《文萃》编辑部的踪迹。
通过这些回忆，使我懂得，为什么有人说，《文萃丛刊》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上；为什么敌人下此毒手，在十五年前，杀害我们亲爱的同志——陈子涛、骆何民烈士。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姿，永远矗立在我们的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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