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立天 |
1964-04-29 00:00 |
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和批判——《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评价
第5版()
专栏：
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研究和批判
——《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评价 方立天
最近，三联书店出版了任继愈同志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以下简称《论集》）。《论集》共收集了任继愈同志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关于我国佛教思想的七篇论文和五篇附录。全书的重点是对隋唐时期势力最大、影响最广和最富代表性的四大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法相宗的哲学思想作了探讨和论述，批判其唯心主义的实质，揭露其反动的政治作用。附录中有僧肇的《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以及范缜的《神灭论》的简介和今译，还附有《汉—唐佛教简明年表》。
《论集》并不是一册系统的、完整的中国佛教思想专史，因而对佛教中的有些流派和有些问题尚未论及。但是，它涉及我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反映了我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线索的概貌。就这个意义上说，《论集》收到了专史的部分效果。
《论集》作者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力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和批判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宗教的，因此，过去研究佛教史的人，大多数都不肯承认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而认为佛教只能当作佛的“遗训”去研究，很少注意到必须把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区别开。《论集》作者指出，两者虽有联系，但是从宗教思想内容来看，它们是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印度佛教自东汉初传入我国后，是适应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当时时代思潮、统治阶级的思想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论集》沿着这条线索对我国汉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思想的发展作了如下的论述：汉代佛教是与中国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的，因为当时宗教占统治势力的是祠祀，社会上流传的是黄老之学，所以佛教也被看作学道成神的道术，被当作祠祀的一种，而印度佛教的理论并没有被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我国哲学唯心主义相结合。在魏晋时，玄学唯心主义流行。这时，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般若”，即佛教所虚构的神秘主义的智慧）学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我国学者和僧众是以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迎接“般若”学的。比如当时的佛教重要领袖道安、慧远等人，就是用王弼、何晏一派的“贵无”思想去解释“般若”的。当时我国的“般若”学实际上是玄学化的佛学。到南北朝时，门阀士族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门阀的界限趋于绝对化，社会上长期存在着极严重的不平等。这时，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一不平等的现象，着重宣扬“涅槃”（“涅槃”，即佛教所谓最高的宗教神秘境界）佛性说。这是讲人死后能不能成佛的问题，是宣扬佛教所祈求的“涅槃”精神世界是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
《论集》既注意世俗地主阶级利用佛教为它服务，也注意佛教寺院经济力量形成对佛教发展的作用。南朝以来，寺院经济力量逐渐强大，以土地剥削为主要剥削形式。但是，这时的寺院经济力量还远远赶不上豪门士族的经济力量，因此对世俗地主阶级仍有极大的依赖性。到了隋唐时期，有了寺院经济，佛教内部就发生了庙产继承关系，也发生了像世俗地主封建宗法的传法的父子关系。这样，佛教宗派的封建宗法的特点和教义上的排他性就表现得特别强烈，而形成了宗派。我国南北朝时佛教只有学派，到了南朝末期，陈隋之际，出现了佛教的宗派。由于有了独立的雄厚的寺院经济，佛教哲学有条件进行独立的发挥，佛教走上不再单靠翻译外来的经典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开始出现中国和尚自己对佛典的注释和关于阐发佛教宗教学说的大量著作。
《论集》不仅注意经济基础对佛教的决定作用，也注意了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对佛教的重大影响。并指出佛教各宗派是在统治者直接支持提倡之下得到蔓延传布的。《论集》在探讨唐朝佛教特别发达的原因时，认为唐朝的统治者由于看到强大繁荣的隋朝是怎样被农民起义的铁拳粉碎的，所以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在政治上对农民作出一定的让步，而在思想上则力图解除农民的武装。唐太宗本人虽不信奉佛教，却大力扶植与发展佛教，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服务。武则天为了利用佛经来宣扬自己做皇帝是符合上天神旨的，也狂热地支持佛教，这样就大大促进了佛教的发达。
从《论集》上述分析中可见，佛教传入我国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适应经济基础的过程。由于各个时代的思潮不同，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上的具体需要不同，所以佛经中被采用和被宣扬的重点也不同。这说明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基础对于社会上层建筑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隋唐，建立了宗派，进入了完全独创的阶段，因而佛教也就能更直接更密切地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佛教在这时也就特别发达鼎盛。《论集》提到以玄奘为创始人的法相唯识宗虽曾风靡一时，但由于这一派的思想是从印度不加改装、生硬移植过来的，结果流行不过三四十年就枯萎了。这说明宗教尽管它是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但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才能立足和发展，否则必然站不住脚。这是用佛教史的反面的实例，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论集》还指出，佛教一旦失去物质条件，就会走向衰落。唐末，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人民流亡，统治者感到寺院占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力，影响政府的收入。唐武宗乃利用道教打击佛教，拆庙宇，毁佛像，没收财产，强令僧尼还俗，给佛教各宗派以严重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打击。过了三十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巢起义。寺院经济从此一蹶不振，除了禅宗以外，唐朝佛教各宗都走下坡路了。
《论集》作者重视追踪我国佛教哲学思想依次变化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都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论集》通过七篇论文，概略地反映出不同阶段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某些特点。对于年代不太长的南朝，《论集》也细致地分析了佛教滋长和蔓延的三个阶段：“般若”学时期、“涅槃”学时期和梁武帝的神不灭学说时期。《论集》也注意了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发展情况给佛教带来的特点。比如北朝佛教就谨守佛教经典的教条，少议论，少发挥，多实行，重禅定；而南朝佛教则好议论，好发挥，喜辨析重讲说。《论集》在论述隋唐各宗佛教思想时，也简要地介绍了该宗发展的历史与思想渊源；在剖析各宗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时，也都是按照该宗思想发展过程的先后来论述的。这样的历史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佛教哲学思想的继承、变化、发展和特点。
《论集》作者还注意驳斥资产阶级学者的有关我国佛教思想的唯心史观。作者驳斥了那种从人们的兴趣、意愿和性格去分析佛教兴盛和衰落的唯心史观。如认为佛教的发展是出于求法高僧对印度佛教有兴趣，有求法的诚意；又如说有的宗派很快衰落是由于中国人喜欢概括，不喜欢烦琐等各种没有根据的解释。《论集》也批评了把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说成宗派的错误。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几十年来跟着外国学者，说中国有什么“成实宗”、“俱舍宗”等等。《论集》指出，这是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又有否认隋唐有佛教宗派的倾向，如把隋唐时期各宗派的传授仅仅说成是学术渊源的师承关系。《论集》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各宗派之间的斗争，既有宗派派别的排他性，也有寺院财产的独占性。《论集》还着重驳斥了买办资产阶级学者胡适把英雄伟人创造历史的观点搬到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来的错误。胡适把禅宗的历史说成几个和尚个人活动的历史，把禅宗思想的发展看成仅仅是师徒的传授的记录。《论集》指出，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论集》还驳斥了胡适以偶然的原因来解释佛教在我国传布的错误。胡适认为，佛经的翻译和流传是一方面为了佛教徒传教主观上的“方便”，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中国人的好奇心。《论集》指出，这些都是主观的任意的解释，是完全荒谬的。由于《论集》随时注意结合批驳资产阶级学者和买办资产阶级学者贩卖的毒素，从而增加了论文的战斗气息。
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的政治作用，在《论集》中有专门论述。《论集》在分析各宗思想时，也都指出了它们在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正由于《论集》是在分析我国佛教各宗各派的思想中揭示了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的，因而显得格外具体和生动，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佛教思想的实质，也有助于我们实际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宗教理论。
《论集》通过对我国佛教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佛教思想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本质和特色、手法和花招。
首先，《论集》揭示我国南朝时以僧肇为代表的“般若”学，是以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性的。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这不过是虚假的现象（“幻相”），世界是不真实的，所以是空的。这样，既然现实的一切现象都是假的，那末真理在这个世界当然也就找不到了。《论集》指出，“般若”学正以这样的谬论来使人们避开现实的斗争，从而在客观上巩固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
其次，《论集》揭示南朝时佛教的“涅槃”佛性说，是以人人（不分阶级和门第）在佛法前一律平等的说教，来掩饰和保持现实社会的极端不平等的阶级压迫的现状，实际这就是宣扬阶级
（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当时的“一切众僧，皆有佛性”的宗教口号，其反动的政治作用也就在于此。
再次，《论集》揭示了隋唐佛教四大宗派的反动政治实质。《论集》认为，四大宗派在神学理论上虽纷纭芜驳、烦琐庞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总趋势：从不同方面论证客观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一切苦难不是来自阶级压迫，而是由于人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有错误。他们教人接受佛教的宗教宣传，安于现状。他们大力宣扬进入佛国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不必到另外的地方去寻找，就在当前的世界上，只要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就能解脱人生的苦恼，只要改变一下观点，就能进入佛国乐土。《论集》指出，世界上没有比这种用改变观点、躲避现实的方法更容易起麻痹作用了，这的确是一个安全省力而对统治阶级没有危害性的方法。
《论集》在说明我国佛教各主要派别的反动思想实质之后，还揭露了佛教引导人们脱离“痛苦”、走向“解脱”的道路和方法，如定心不乱、寂静思虑的修炼精神的禅定方法，忍受苦难和侮辱的不抵抗主义的方法，用极度降低物质生活水平的方法，用捐助大量财产给寺院的方法等等。《论集》指出，这些方法的基本目的在于宣扬自甘屈辱、逆来顺受的愚民的特点，从思想上销毁人们反抗压迫、不满现实的意志。
由此可见，我国佛教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都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是超俗出世的、超现实社会的和超阶级的虚假伪善的谬说。《论集》还概括地指出佛教在中国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它实际上起了模糊阶级界限以及削弱被压迫阶级反抗意志的作用。从上述佛教的思想实质中也可见，中国的佛教充满了谎话和伪善，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因此《论集》得出结论：一切宗教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实际上的大骗局。《论集》强调指出，虽然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曾丰富了我国的文学、艺术、音乐，也曾促进了我国的医学、历法的发展，但是佛教唯心主义体系、佛教迷信在我国历史上没有起过任何进步作用。《论集》还特别指出，宗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宣传者有些出身于平民，这就很容易造成以为禅宗多少还有些进步作用的错觉。《论集》认为，这一貌似革新的宗教流派实际上更能表现出宗教思想的神秘主义的特色，它在客观上也对农民革命的行动起着瓦解的作用。
读了《论集》以后，我认为《论集》作者坚持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佛教唯心主义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批判。但是，《论集》作者对佛教各宗的本体论的思辩结构和方法论的诡辩术，还可作更多的分析和批判；对有些基本观念，也还可作更清晰的说明和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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