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流 |
1949-03-31 00:00 |
解放了的石家庄工人——石家庄首届工代大会旁听记之一
第2版()
专栏：
解放了的石家庄工人
——石家庄首届工代大会旁听记之一
本报记者 田流
解放前，石家庄的工人，饥饿和迫害没有一天离开过他们，他们被叫作“脏工人”、“臭工人”。一月前，我采访铁路大厂时，一个工人告诉我：解放前机器和工人都是资本家的工具，机器是死工具，工人是“活工具”。那时，工人们只有一个机会才能走入官府的大门，那就是被抓进法庭上拷打和被丢进监牢的时候。现在，不但没有人骂“脏工人”、“臭工人”了，而且人们都已懂得，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建设人民的城市和工业。柯庆施市长经常召开职工座谈会，征求工人们对政府各种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工人们有了什么疑难问题，象回到自己家里那样自然，和市长坐在政府的办公室里，一面喝茶一面谈。去年夏天，石家庄的职工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华北人民代表会议，而凌必应——这位作工数十年的老工友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的委员，铁路大厂“二七”老工友陈梅生当了本市四区区长，现在全市已有一百一十四个工人参加了区街政权的领导工作。在公营工厂里，工人已经成为企业的主人而参加了工厂管理，有的升任了厂长，有的升任了科长或参加了其他行政领导工作。铁路大厂原工程师王静斋去冬升任了厂长，不久前又升任了机务处的代理处长，据首届职工代表大会的统计，已经有一百八十一个工人参加了工厂行政领导工作，一百八十三个工人参加了平津的接管工作。
工资问题，在解放初期，曾犯过平均主义的毛病，但很快就纠正了。由于一年来生产的日益发展。今年初又全面地调整了一次工资，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资，一般能维持两口人的生活。多劳多酬，技术高的工资高。同时，为保证工资能买到实物，不受物价的影响和中间剥削，各公营工厂，在行政上的大力帮助和工人积极参加下，都建立了自己的合作社。据铁路大兴等五个公营企业的统计，工厂行政上共拿出了五百万元人民币帮助成立合作社，职工们和他的家属，每人每月能买到二十斤小米和十斤白面，价格一般的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仅大兴纱厂每月就低价售出三十万斤以上的粮食。电话局职工合作社，最近三个月售出的粮食和日用品，由于价格低廉，职工们省下了一万多斤小米。二月间，各公营工厂合作社，共同决定，将所有的职工合作社联合起来，在市供销总社的领导下，统一的比过去更好的改善工人生活。在私营工厂里，职工的工资工时和福利，也在工人团结起来合理争取下，得到了初步解决，工时一般的不超过十二小时，铁业工人已开始有了休假日。
当职工们的政治权利与经济生活得到合理的保障与改善，当工人自觉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和主人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文化政治水平的提高，他们要获得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实现自己在人民的国家和人民的工业中的领导作用和主人翁的职责。市职工会举办的星期讲座有二千多工人参加，“职工小报”被工人们争夺着阅读，有二千九百余工人到工人训练班学习，有三百四十个优秀的工人，被保送到华北职工学校去深造。较大的公营工厂都组织有自己的俱乐部，里面放着各种书报和娱乐用品，工人秧歌队、工人剧团等差不多每厂都有。有名的“红旗歌”“反对三只手”就是大兴纱厂职工的集体创作、集体演出的。铁路机厂建立的“技术研究会”有一百多职工参加，每日中午休息时间，互相研究传习技术。大兴纱厂建立分班学习制，每个工人每天有一小时的文化或政治学习。电话局职工的学习更加热烈，他们根据不同的程度分成三个学习小组，学习政治、文化、电磁学、有线电报等课，不仅没有迟到早退或不用心学习的现象，就是在下工休息或游戏的时候，也到处可以碰到职工们讨论问题或自己躲在角落里聚精会神的读书。并且，职工们学习的热情，也感染到他们的家属，每天清早，就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妇女走向电话局，这是电话局职工的家属们来参加文化学习的。三区工会在三月初举办私营行业职工的业余补习夜校，已有百多工人参加，自此，私营工厂工人的学习问题，也获得初步解决了。
解放一年来，石家庄全体职工不仅在废墟上重新建立与恢复起人民的工业，而且对于一些不良倾向也作了不懈的斗争。代表们在十九、二十两天的小组大会讨论中，许多代表指出，有少数的工厂的行政领导干部单纯的强调行政管理，不去发动工人的积极性，工厂管理民主化还作得不够，有的工厂，虽然也成立起工厂管理委员会，但不起作用。代表们对于官僚主义作风特别予以批评。炼焦一分厂代表热烈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郭秘书不关心工人的生活和福利，瞧不起工人，说“工人根本不配谈民主”，将工人们给自己提的意见私自压在一边等等。代表们一致指出，这种有害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改正，代表大会已派出代表，分别到炼焦一分厂及其他被批评的工厂进行调查，以便解决。
“我们是知道怎样负起自己主人翁的责任来的。”休会的时候，一位代表信心十足的这样说。
一九四九、三、二十三、于石家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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