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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岁寒 黄式宪 1964-07-30 00:00

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

第6版()
专栏:

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
汪岁寒 黄式宪
编者按 今天本报发表的汪岁寒、黄式宪两同志的文章,对影片《北国江南》以及七月十九日本报发表的马林同志的影评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部影片在怎样反映时代精神,怎样正确反映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人物,怎样对待中间人物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汪、黄两同志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也是目前文艺工作中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希望读者积极参加对《北国江南》这部影片的讨论,以期通过这次讨论,端正创作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方针,使文学艺术更有力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马林同志评论电影《北国江南》的文章——《千里塞外变江南》(刊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对这部影片作了极其错误的评价。这部影片,在怎样正确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形象,怎样正确对待中间人物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根本性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讨论。
马林同志在文章一开头就说:《北国江南》“是一部描写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变塞外为江南的赞歌”,并强调指出:“这部影片所描写的虽然是一场战胜自然的斗争,却是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红线贯串着”,“通过与阶级敌人的斗争展示出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塑造了主人公吴大成的光辉形象”。
《北国江南》真的是这样一首“赞歌”吗?真的“是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红线贯串着”的吗?真的塑造了“光辉形象”吗?
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红线”
影片情节发生在合作化时期风沙漫天、荒凉瘠贫的千里塞外。影片作者也写了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影片反映的“阶级斗争”的一个触目特点是:敌人在猖狂破坏,而群众、干部和党员却长期没有感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更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斗争。结果是:我们搞建设,敌人搞破坏;我们打井要改造自然,敌人就移动标石叫我们白费气力打不出水来。虽然影片将近结束的时候,县委书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作为合作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吴大成,也仅仅是引起怀疑,仍未及时穷追敌人。
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怎样解决的呢?也不是由于对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由富裕中农董子章突然转变,“良心”发现,跑来揭发,才算真相大白。
董子章是怎样转变的呢?他的转变是自发的,偶然的,并不是接受了正面人物的正确思想影响然后发生转变的。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引一段戏为例:富裕中农董子章受了反革命钱三泰的唆使,企图对合作社的牲口下毒,但一看到自己入社的那两头牲口时,心就软了。在分镜头剧本中是这样描写的:
“董子章走过来(进画)到牲口前,亲热地望着它们,抚摸它们,不由己的在马头前矛盾起来。”
“红马和大青骡,看见董子章的这副样子,好象颇有灵性地紧着摇头。”
“董子章酒气未尽,满脸汗光,伸手掏出毒药来,就在这时一阵冷风吹刮得他须发飘动,他不禁哆嗦了一下,而头脑也好象有点儿清醒(了)。”
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到:影片的作者企图用这样的事实说服观众:董子章在此时此地由对牲口的感情而“良心”发现没有下毒,加上事后受到暗藏反革命分子钱三泰的威逼,从而很快转变。只要稍具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难识破董子章这样的人物的这种转变,是不真实的,是十分牵强的。
在评论双方争夺小旺这个重要情节的时候,马林同志说:这“就是思想领域中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么,这场斗争到底是“谁战胜谁”了呢?从影片的描写看,董子章从弄断车轴、贩私货做生意到和吴大成争夺小旺,甚至险些在暗藏反革命分子钱三泰的唆使下对社里的牲口下毒,活动甚为嚣张。尤其是小旺,竟轻易就被董子章这个富裕中农拉了过去,而吴大成等实在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使用的主要斗争手段是:发脾气冒火(吴大成)、哭鼻子抹泪(银花)、打架动武(明新)、躲在一边干着急(凤兰、桂芬),别无他法。
由此可以看出,影片表面上是写了“阶级斗争”。然而,影片绝大部分篇幅描写的,却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人们并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
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总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斗争中,革命阶级总是促成事物发生革命转化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为促成革命转化、战胜反动阶级,必然就要经历一个斗争过程。所以,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正确反映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那就不能仅仅只写阶级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还必须写出对立阶级之间经过激烈的斗争所必然导致的革命阶级胜利的革命转化过程。而这恰恰是这部影片所缺少的。
《北国江南》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革命斗争的真正胜利,没有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革命的辩证法来概括、提炼与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影片中虽有一些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冲突,但是,在影片所描写的这场矛盾冲突中,革命阶级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也不决定于我们的斗争和强大的思想力量,而是决定于所谓“良心”、“人性”以及抽象的“感情”,等等。这怎么能构成“一根阶级斗争的红线”呢?
并不是我们时代的“光辉形象”
是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映时代精神,首先表现在文艺作品歌颂什么人物以及怎样歌颂这个问题上。这里,让我们分析一下影片所塑造的“光辉形象”吴大成。我们认为,只有在作品中,塑造出直接从当代火热斗争的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才能深刻、有力地体现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
影片中作为合作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吴大成这一人物,是怎样的形象呢?
马林同志说:“影片在矛盾冲突的漩涡里,塑造了主人公吴大成的光辉形象”。“影片通过吴大成克服缺点的描写,表现了他的成长”,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农村干部的形象”,便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
类似这样的评论,也可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光明日报》上看到:“影片着力刻划了吴大成这个忠心耿耿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影片“展现出他的坚毅的性格和鲜明的阶级观点,展现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一九六四年第六期《大众电影》上,题为《不可忘记阶级斗争》的影评中,甚至还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北国江南》在表现这场斗争中,正是让正面的社会主义力量处于描绘的中心,表现出他们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社长大成的形象,洋溢着革命的志气和勇气,浑身是劲、全无私念、敢于斗争。……”
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在我国文学艺术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新英雄人物形象的画廊里,又将增添一个新的画象。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
从影片关于吴大成这个人物的全部描写来看,这个人物虽然主观上想干革命,想把工作做好,愿意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但是,他身上的缺点实在太多,而且性质相当严重。首先是他十分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当上级领导已经指出可能有阶级敌人进行破坏的时候,他还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口口声声只是要同自然作斗争。其次,他也脱离群众,一味蛮干,处事简单粗暴,甚至不懂得要给群众安排烧饭的时间。他在各种斗争中都不是一个胜利者——在与暗藏反革命以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阶级斗争中,丧失警惕;在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处处被动;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接连吃败仗。当我们看到群众都离开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井下咬牙掘土时,由于明明知道打不出水来,干也是白干,因而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除了焦虑、不安而外,实在很难感受到什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他身上,哪里有一点革命战士的斗争智慧呢!更谈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了!这个人物,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造,完全歪曲了农村干部的真实形象。
令人费解的是,马林同志居然在文章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正是由于我们有着千万个象吴大成这样的优秀干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紧密地团结群众,才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捍卫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才能创造出千里塞外变江南和无数个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丰功伟绩。”这个结论对实际生活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用来分析吴大成这个具体形象,不能不说差距甚大。
我们认为这与文艺界某些人提倡过的要写英雄人物的所谓“复杂性格”的论点有关,也与作者没有深入农村,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有关。不然,怎么可以理解农村干部在作者的眼里会是这样的人呢?
前不久我们刚从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在农村,我们确实看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公而忘私,对党对人民一片赤胆忠心,他们许多人都是既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又是富于斗争智慧的。在一个村子里,这样的干部正是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带路人,是坚定地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并团结他们不断革命的阶级战士。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与他们并肩斗争中,时时可以从他们汲取到无穷的精神鼓舞力量。我们在生活里所接触到的这许多农村干部,与影片中吴大成的形象,实在很难联系到一起。能够说,吴大成的形象是真实的吗?是典型的吗?作者是从什么感情出发来塑造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呢?
一群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
这部影片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包括处于正面地位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我们并不反对文艺作品中描写“中间人物”,但是,不能用“中间人物”来代替或冒充先进人物,更不应该把先进人物写成中间人物。就是写中间人物,也不能加以歪曲和丑化,把他们描绘成只知道发火打架、哭哭啼啼、乱糟糟的一群“芸芸众生”。比如影片中跟着吴大成后面瞎忙的副社长郑万全,还有他那位一闹气就不出工的妻子郑二嫂;再如只管定“井标”,而不管是否打得出水来的懵懵懂懂的老汪头;在年青一代中,明新、凤兰、桂芬都是如此。
影片中描写的群众与干部的矛盾,也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好象毫不懂得干部带领他们挖井是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完全不能与干部同甘共苦、战胜困难。今天可以撒手不干,明天又一拥而上。这些形象,显然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典型的。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小旺,他的父亲受尽地主压迫剥削,逃亡他乡,生死不明;他的伯父董子章,也不愿收留他。他是在吴大成这个革命家庭中长大的。这样的青年,本来应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谁知竟会如此莫名其妙地就被他那位富裕中农的大伯董子章拉了过去,在一双旧皮鞋面前就拜倒,一听说进城当小工每月有二十来块钱,就连爱人也不要了,自己的家乡也忽然成了“鬼地方”了,一心要进城。能够说,小旺的形象是真实的吗?是典型的吗?作者又是从什么感情出发来塑造我们农村的年青人呢?
影片还格外突出地刻划了另一个名为先进人物、实为中间人物的银花。作者把她处理为一度是瞎眼的党员。这个党员,毫无政治头脑,只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贤妻良母”。这个人物不是以革命的思想,而是以她唯一的“瞎眼症”作为参加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影片情节发展的三个紧要当口,她总共做了三件事:一是解决郑二嫂出不出工的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群众出不出工打井的问题),二是解决吴大成的工作作风问题,最后是解决小旺的思想问题。这三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由于这个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按照党的原则,去对自己的爱人进行思想斗争,帮助他纠正严重的缺点;去向落后的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是凭“瞎眼症”去激发人们的同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愧疚,不安,自我谴责。于是,问题一个个顺利地解决了。
在这部影片里,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感情的作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感情在某种场合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感情,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而在银花这个一度瞎了眼睛的共产党员形象身上,人们却只能感到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观点和腐朽的人情味。
两个问题
在评论这部影片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同目前文艺界正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研究。
一个是目前正在报刊上讨论的周谷城的美学思想。周谷城认为,时代精神就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即由各个阶级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我们认为,《北国江南》这部影片在处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正是反映周谷城的美学思想的典型。
另一个是文艺界有些人提倡过的多写所谓“中间人物”的论点。持有这种论点的人认为:文学艺术应当大量反映“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即中间状态的人物。他们对于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显然缺乏兴趣,而企图以大量的中间人物来代替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角。我们认为《北国江南》这部影片正是以这种论点为创作思想的典型。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来思索,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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