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霈生 克莹 |
1964-08-30 00:00 |
揭开“真实感情”的迷雾——评影片《北国江南》的思想倾向
第7版()
专栏：
揭开“真实感情”的迷雾
——评影片《北国江南》的思想倾向
谭霈生 克莹
影片《北国江南》的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一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指导创作和评论，还是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指导创作和评论？这是文艺领域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很多同志已经写了文章，对《北国江南》的人性论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感到，这部影片的人性论倾向，不仅仅表现在一两个人物和一两个情节之中，而是贯串在整个影片的艺术构思与艺术表现的整体之中。因此，对影片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充分地揭示出这部影片的思想倾向与艺术倾向，并联系到在这个创作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进行深入的讨论，就成为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贯串影片的是一条“人性”冲突的“黑”线
评价一部作品的成败，应该从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出发。如果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即使在个别人物的创造和个别情节的处理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那自然不失为一部好的作品。反之，如果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错误的，甚而是有害的，那么，即使作品在某些篇章里有成功的描写，也不能对它作出肯定的结论。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电影亦然。一部影片的思想倾向，总是通过它所反映的矛盾斗争和由此构成的戏剧冲突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妨先对影片的戏剧冲突的基本内容作些具体的剖析。
从表面上看来，影片《北国江南》确是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斗争：这里有人民群众打井抗旱改变自然面貌的生产斗争，有建设与破坏建设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有社会主义方向与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争夺青年一代的复杂的斗争，也有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有了这种种形式的矛盾冲突，还能说没有写出“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图画”吗？还能说在这里看不到“阶级斗争的红线”吗？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作家在艺术表现中接触到某些矛盾，并不等于就是对这些矛盾作出了正确的表现。我们还必须对这些矛盾的具体内容及其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进行具体的考察。其次对于一部反映了多种矛盾的作品，要想评价它的“总的思想倾向”，还必须从这头绪纷繁的矛盾线索中，理出一条主要矛盾线索。要从影片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线索中捉住主要矛盾线索，首先要看是什么样的矛盾联结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矛盾自始至终牵制着戏剧情节的发展。
《北国江南》影片序幕写的是解放前黄土屯的生活景象。序幕在整个影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作家描写了解放前的黄土屯那种满目凄凉、饥寒交迫的生活情景，为影片后部那种把贫瘠的塞北变成富饶的江南的思想作了情绪上的准备。然而，很明显，这个影片的戏剧冲突的主体并不在这里。黄土屯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斗争在影片中只是展开冲突的背景。作家在第一章里，不仅交代了背景，还进一步介绍了影片的几个主要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后面展开的矛盾冲突，埋下了几条伏线。
是的，就在这里，作家已经写了董子旺与褚占魁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然而，这里写到的阶级斗争的本身，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之中，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矛盾的双方董子旺与褚占魁在序幕里一闪而逝，以后，再也没有露面。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的线索也没有发展下去。褚占魁“埋下的根子”——钱三泰的暗中破坏活动，固然是阶级矛盾的继续发展。但是正象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他的活动是单方面的动作，没有构成直接的戏剧冲突。看来，序幕中的一场斗争主要是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了三个伏线：
第一个伏线是，吴大成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革命者老张，由此交代了吴大成的共产党员身份。
第二个伏线是，银花在大成被捕入狱时急坏了眼睛。
第三个伏线，是董子旺离乡时留下的幼儿小旺。小旺原是董家的孩子，父亲被逼出走，伯父董子章却不肯收养，吴大成出自同情把他留在身边。因此，小旺与吴大成、银花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吴家与董家之间也就潜伏下一场可能爆发的复杂的纠葛。
当我们看完了全部影片之后，就会发现，作家在这里埋下的后两个伏线，是颇费苦心的。因为，它们对全剧情节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伏线，在后面，就逐渐成为影片矛盾的焦点，第二个伏线，则成了解决矛盾的动力。两者都是作家精心安排下的唤起观众共鸣的“感情的种子”。
我们觉得，在影片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能够把这几个主要人物联结起来牵制着剧情发展的，主要是围绕着争夺小旺而展开的第三条线索。这个矛盾，在序幕中埋下了伏线，在剧情发展的开始，通过村里人们的议论，作了充分的暗示，慢慢地由隐而显，由暗而明，终于在吴家与董家之间形成了冲突。这个冲突爆发之后，很快地就成为作家艺术表现的中心，董子章、吴大成、银花、明新、凤兰、桂芬，连同反革命分子钱三泰都被牵引进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与这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了。说得更明确些，这条围绕着争夺小旺而形成的矛盾，贯串在影片大部分情节的发展过程之中，把阶级斗争挤到了次要的地位，也挤掉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阶级内容，成为整个影片最引人注目的一条中心线索。
当然，小旺的归宿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吴大成与董子章之间的矛盾，也可以成为影片情节的基础。在实际生活中，这类家庭之间的矛盾，有时，也往往和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内在
的联系。如果，作家能够通过这种矛盾，揭示出时代生活的本质，那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看起来，作家也并非没有这样的意
图。小旺生活在吴家，与大成夫妻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十分融洽、美满的。他的思想变化，始自董子章作投机生意被吴大成批评之后和他的那场谈话中，在这里，董子章的可怜相，董妻的眼泪，溶化了小旺的是非观念，在情绪上远离了吴家，而靠近了董家。进了一次城，又接受了董子章那种个人享乐主义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诱惑，由此，就顺坡直下，直到与吴家决裂，决心进城与伯父去过那种“生儿育女，一家子乐哈哈”的生活。在小旺的面前，一方面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吴家，另一方面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董家，何去何从，这不是选择生活的归宿问题，而是一个青年人选择两条根本不同性质的生活道路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矛盾，确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但是，同样的生活矛盾，在不同作家笔下，却完全可能作出迥然不同的反映。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究竟用什么观点去观察、认识生活。
看起来，作家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对于小旺与吴大成夫妇之间的个人恩怨关系，毕竟是过于热中了。由于作家对这种伦理关系的感受远远地超过了对阶级斗争的感受，因而，在展开戏剧情节的过程中，前者就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俱乐部里群众观看小旺表演节目的时候，纷纷议论的是这种关系，县委张书记对吴大成、银花谈话时也提到了这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当小旺决定了离家进城之后，吴大成、银花、明新、凤兰对小旺讲的也是这样的内容，请看：
明新在郊外树林里摆下了谈判的架势时对小旺说：“咱俩从小都没爹没娘，没有家，大哥大嫂把咱们养这么大，容易吗，你忍心离开这里吗？”
凤兰挽留小旺时说，“小旺，大哥的话你怎么都不听了，你走，你不怕别人家会幸灾乐祸，说我们的怪话？”“连你都走了，你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人，我们说啥，人家还会听我们的吗？”
银花在急迫的心境下，一再强调的也是这样个人的恩怨关系，她说：“告诉我，你大哥跟我有什么地方错待了你么？”“那你为什这样急死人呢，你不怕我们伤心吗？”当小旺不顾一切地出走以后，银花又伤心落泪地说：“大成，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爹呵！”
这就是作家一再渲染的东西，也是围绕着小旺出走而展开的这场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于是，一场在实际生活中本来是非常严重的社会矛盾，经过影片作家的“改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性质，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伦理关系的纠葛——人性的冲突。
个人的归宿的问题，小旺对吴大成夫妇的恩德相报的关系，与两种社会力量争夺青年人的阶级斗争，这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人性论基础上的个人恩怨的关系，后者则是在特定形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统一起来，作家竟然要用所谓的艺术技巧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这不是难于理解的事情吗？这种不好解释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作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感情上却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是阶级论的退位，人性论的泛滥。于是，那种本来在剧情的某些地方已经涉及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就成了蒙在人性哲学上面的一层迷雾，在这层迷雾的遮盖之下，这种以伦理关系为内容的人性的冲突，渗入到了影片的人物关系之中，成为主宰影片情绪发展的基本力量。解决矛盾的基本动力——资产阶级的“人情”
影片中的党支部书记兼社长吴大成，是被作家当作社会主义时期的英雄人物来歌颂的。作为黄土屯党、政的主要领导人，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主人公，吴大成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改天换地”的英雄事业需要他来领导；生产斗争中的重重困难需要他来克服；阶级斗争的重任担在他的肩上；人民内部的种种思想矛盾，也需要他来解决……
然而，奇怪的是，作家把这个人物置于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在剧情发展中，却又没有真正赋予他能够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有力的行动。
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矛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方法。对于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和破坏活动，需要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需要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达到这一目的，又必须坚持原则立场，分清大是大非，是非分辨清楚，才能治病救人，团结同志。这是处理、解决实际生活中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本原则，也是作家处理艺术作品中的矛盾关系，推动剧情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大成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中，在促使矛盾的解决中，根本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比如，对于反革命分子钱三泰的破坏行为，吴大成在影片的大部分情节中，根本上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如此猖獗，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斗争二字就更谈不上了。
又如：对于顽固地走着资本主义道路的董子章（姑且把他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吴大成在某些不能不出来表示态度的地方，虽然也对其批评了几句，然而，这种批评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董子章赶车时弄断了车轴，群众气愤地要求处理，吴大成却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不小心出了事，大家有意见，这又有什么不对？不要一不高兴就请假进城……”于是，问题就不了了之。董子章为了作投机生意到社里吵着闹着要支牲口钱，副社长老郑已经揭穿了他的把戏，但吴大成却委曲求全地说：“好好，大伯，你要真有困难，社里就再困难也不能不管。”于是，就真的把钱支给他了。董子章作投机生意的事情被揭穿了，人证物证俱在，但是，吴大成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要他“好好地检讨检讨”，但董子章却连这样的处理都不肯接受，吴大成除了回到家里独
自生闷气以外，别无办法。这种“稀泥抹老墙”的“和事佬”的态度，自然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实上，正如有些同志所指出的，从影片所描绘的董子章的言行来看，他是属于敌对阶级的人物。如此说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显然已经是混淆了敌我界线了。
再如：对于小旺，他只尽了抚养的责任，却没有完成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小旺的任务。于是，小旺就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走上了危险的道路，面对这场争夺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吴大成的表现同样是软弱之极的。
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阶级警觉，自然就不能带领群众与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抹稀泥”的调和态度，当然也无助于矛盾斗争的解决。对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吴大成说来，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然而，在影片中，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围绕着小旺而展开的“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以及人民内部各种不同思想的矛盾，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又一个接着一个地得到了
“圆满的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思索了。作家为解决这错综复杂的矛盾找到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这种解决矛盾的基本动力究竟在谁的身上？它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一下作家在序幕里安排下的第二个伏线——坏了眼的银花——在剧情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了。
表面上看来，银花在这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作为。她在影片的大半篇章里，因为坏了眼睛以至瞎了眼睛而呆在家里。就是在她眼睛复明参加劳动的时候，她也只是沉默寡言地干着活，没有起更多的作用。但是，只要我们对影片情节的发展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共产党员，对于矛盾斗争的解决，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有些同志已经作了具体的分析。
有的同志说，银花是一个软弱的、庸庸碌碌的贤妻良母的形象。这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作家不仅为这样一个
“弱者”的形象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而且又誉之为“人也美，心也美”的完美无缺的人。说穿了，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全副热情，是把她当作一个能够解决种种矛盾的
“神”来描写的。因此，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充分地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美学理想。这种美学理想的内容就是：被抽掉了阶级内容的爱，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感情之上的“普通人的人之常情”，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好的心灵”。作家正是把这些当作最美最有力量的东西来歌颂的。
当然，作家也不能不感到，要让银花来担负解决敌我矛盾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使命，那毕竟是太困难了。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卷到这场斗争里去。于是，作家又不得不把这些东西改头换面，然后，又赋予了董子章。先是让他在钱三泰的煽动下，走上了犯罪的边缘，之后，又在这种危急的情境下，在他的心灵深处挖掘出所谓的“人之常情”，这种人之常情一旦出现，就同样地变成了能够抵制住犯罪的邪念的力量，他终于悬崖勒马，立功赎罪了。
人情，或曰人的感情，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中，“普通人的人之常情”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阶级的感情。因此，在“人情”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阶级的矛盾。作家在这里找到的能够解决一切矛盾的人之常情，不仅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也不是抽象的东西。一言以括之，作家在这里所宣扬的乃是资产阶级的人情。
在一部作品中，作家在宣扬一种思想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反对（或否定）了另一种思想。在这部影片中，作家所宣扬的是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面前的阶级调和精神，否定的则是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作者通过这种种矛盾斗争的解决过程，流露出来的“潜台词”是：阶级斗争固然存在，但斗争却无益于矛盾的解决；你看，人们曾经对大成的工作作风、二嫂的消极态度、小旺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董子章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批评过，也斗争过，但批评和斗争的结果，却是感情的破裂，而这些爱呀、同情呀、良心呀，却是万能的力量，一旦有了这种力量，矛盾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这部影片的“总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两种美学观点的斗争
全面地剖析了影片《北国江南》的思想倾向，就不难看出：作者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的
“人性论”。至此，我们不禁又联想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两种美学观点的争论。不难发现，周谷城、金为民、李云初所宣扬的极端错误的美学观点，与影片《北国江南》的创作思想，恰恰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前者又是后者的最好的理论阐述。殊途同归，就不能不引人深思。深思之后，我们想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对于周谷城的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无差别境界”论，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关于艺术创作的“使情成体”、“以情感人”的“真实感情”论，连同金为民、李云初所宣扬的艺术作品应着重表现“普通常见的、平凡的人之常情”的人性论，等等，本来并不是什么新的货色。翻开文学史，人们可以看到，中外古今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家的理论，都无例外地贯串着这条人性论的“黑线”。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又有人拣起这套早已腐烂不堪的东西，拿来当作新奇的发现大肆宣扬呢？为什么在过去曾经写出过一些成功作品的作家，在今天，面对着充满了革命精神的现实生活，在创作中又走上反现实主义的迷途，有意无意地实践着这种资产阶级的美学观点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各个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地进行着。“对于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每一个革命工作者，包括戏剧、文艺工作者在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都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①时代要求我们的革命作家，努力深刻地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用文艺的武器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能否真实、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作家的世界观。作家只有具备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站在时代的前面，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生活，才能把握住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示时代精神。面对着这样的重大使命，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更为急迫必要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象列宁所说的某些“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个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②的人，他们与无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对立也就随之尖锐起来。上面提到的那种“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的美学观点，就是这样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一个对立面。我们强调社会上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主张用阶级斗争去克服矛盾，他们就唱起“无差别境界”的反调。我们强调作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他们就重弹“人性论”的老调……殊不知，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虽然在历史的特定时期起过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拿他们的人性观反转来衡量最进步的、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时候，那末，它就一定是不正确的、最反动的”③了。不是吗？当作家用这种观点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时，其结果恰恰是歪曲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作家用这样的美学理想来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时，就会歪曲了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形象。
其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就要求作家，必须不断地在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谁的生活愈深愈广，谁的作品就愈能真实、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愈加厚实，承认不承认这一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美学观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观的分水岭。
然而，周谷城先生却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点，公然说：艺术的源泉不是现实生活，而是“情感”。艺术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主观情感的体现。由此说来，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最该珍视的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而是自己的主观的情感。那么，作家自然无需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改造思想感情，研究生活的规律，只要坐在屋子里发泄自己的情感，“使情成体”，把“主观表现为客观”就行了。
然而，作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主观情感，毕竟是有阶级内容的，有无产阶级的情感，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它们在今天的形势下，不仅不能“汇合”成“统一整体”，相反，恰恰构成了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后者不经过彻底的改造，任其在艺术创作中泛滥，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歪曲了现实生活，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强加于工农兵的英雄人物。
我们觉得，影片《北国江南》所以失败，正好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最近，读了林尘同志题名《请看塞北农村的真实情况！》的文章④，文章反映了张家口专区小海子乡在合作化时期的生活状况。据说，这是作家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作家选取创作题材的一个主要地方。令人不解的是：这里介绍的真实情况，比如党员干部的革命品格和工作作风，人民群众在生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阶级斗争的状况，等等，几乎都是和影片中描写的东西截然相反。用艺术不同于实际生活的原则是解释不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除了作家尚未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根本原因以外，还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作家深入生活的时间还不够长，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还把握不住，特别是对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还很不熟悉；二是作家本身的主观情感与现实生活的激流，与激流中的英雄人物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在生活基础还很不厚实的情况下，作家主观世界里残存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思想观点和陈旧的美学理想，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就起了主导的作用。因此，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经过作家的主观加工，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周谷城、金为民、李云初等的美学观点，所以有害，还不仅仅在于观点本身的反动性。美学观点是为了指导创作实践的，而创作实践的成果却要影响着千百万读者和观众，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们剖析了体现这类美学观点的艺术作品的思想倾向之后，对于这种观点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认识得就更加深刻了。
因此，我们必须把对资产阶级的美学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清除掉它们的恶劣影响！
①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见《红旗》一九六四年十五期五至六页。
②《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三四七页。
③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中国青年社版六页。
④见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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