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炎培 |
1949-12-31 00:00 |
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 “人”的地位被发见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第3版()
专栏：
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
“人”的地位被发见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黄炎培
一九四九年和我们告别了自一八七八年以来，我曾度过七十二个年节，为什么单独地对着这一九四九年要永远纪念它呢？
我自这年二月十五日靠着好多位朋友的帮忙，逃出了被监视着的虎口——上海经过香港，来到北京——我的儿子竞武到底被惨杀了——经过了新政协筹备会——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第二次九月十七日开始——和人民政协正式会议——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后来我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这些个人的行动，不值得多说，倒是在这中间获得若干新的基本的认识，我不能不说一下。
这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跟着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了，这都是中华有史以来天大的大事，但是我所说新的基本的认识倒还不在乎这些形式上边。
有人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为什么都把“人民”两个字大书特书起来？好！这问题发得好，要知道就在这个年头发见了“人”认识了“人”。
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人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被重视起来了，我都可以从中间提出证据来。
自从今年我到北京以来，很少听到政府的杀人布告，我所听到的在十来个月中间，大约不过五六次，杀人当作一件大事，对普通国特分子，连拘捕都没有，某家某家是国特，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不予拘捕，有人还批评政府太宽大了，政府所持理由，是认为经过相当时间，他们自己曾悔悟的，的确，悔悟的也着实不少。
对人最客气是解放军。所见到的所闻到的，所间接又间接闻到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某一个解放军不佩服的。尊重了别人的人格，同时也就尊重了自己的人格。我所见到警察也是这样。人力车夫走错了路，犯了规，受警告了，但他俩在路旁一种谦和诚恳的态度这方这样，那方也就这样，不象一在警告，一在被警告。这是我所惯见的。
三月里我初到北京，住六国饭店，工友还是领受小帐的，到五六月搬到北京饭店住，给工友小帐，绝对不肯受了，事情是这样的，他们都参加学习了，他们认识了人民政府，认识了人民，认识了自己，相见都称同志了，我辈也都称他们同志了，汽车里，人力车里，都放着学习小册，是我亲见的，这种风气一天天在发展，我所说的，只就一小部分，一种行业，每个老百姓都在把自己身份提高，当然各地方还不曾一致，但趋势是这样。
就论到政协，几百个人，前后开会时间那么长，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复杂、那么重要，他们不是大家唯唯诺诺地不说话的，说话的特别多，妙处在从来不曾把多数来压倒少数，所用的方法，就是腾出许多时间，让少数者尽量发言，也许少数会变成多数。如果真理确在多数方面，只有向少数持异议者，用种种说服功夫，使得他们很自然地愿意服从多数，理由是绝对尊重每一个人意见，认为不应该靠多数来压倒他们的，所以人民政协通过这许多空前重要的文献，最后结果，得到皆大欢喜，没有一个人还保留一些儿不痛快的心理，这个结果，就是尊重每一个人意见所得的结果，这是一种惊人的收获。中间老于议会的着实不少，也不能不这样承认吧！
上边不过举几个例，总之都是一九四九年新的精神的发见，在我是过去七十一个年头所从来没有碰到的。
人类的智慧发展起来，本是无穷尽的，就是给种种不合理的名教、制度、风俗以及有意无意间的轻视和重压，一个个都变呆了，大家看不起某一种人，某一种人就会变呆，尤其是小孩子，如果看不起她，她最会变呆，如果不加拘束，或更予以鼓励，她的智慧发展快得很，我举一两件实事，轻工业部副部长龙饮冰先生，有一天到朋友家看见一个七八岁女孩，可爱极了，说“你跟我去吧！做我的女儿，不好么？”她答：“我是国家的女儿，不愿做谁家的女儿。”我家六岁零五个月的女孩当当，年前有一次带她回家，对她说：“你快去见妈妈，说你已经回来了。”她说：“我看见了妈妈，妈妈已经知道我回来了，用不着说的。”小孩子脑海里，会有这样正确的辩证法，我简直碰了一个大钉子，今后大家把不合理的轻视人们或重压人们这种心理都去掉，我相信人类的进化快得很。
在这个年头，不但人的智慧在各个的发展，而且群众因聪明而发生的力量在整个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尤其伟大。
“学习”是一个老翻新的名词，因中国共产党的提倡，各党派都搞起来了，各机关都搞起来了，老翻新的学习，是这样的，一个小组指定了一种文件，今天是学习某一段，从文字中间一点一滴地分析出若干问题，小组围坐着，由分别研究而相互质问，最后提出总结，依我亲身的经历、相互质问，越问越深刻，结果深刻得了不得，单独研究所万万得不到的，三个嗅皮匠，真可以合成一个诸葛亮，学习的风气，正在加速度发展，我简直无法测定他们前进的最高度。
因此我要向教育工作者建议了，请问诸位，我们纯客观地来评判一下，还是这种学习方法，使学生得益呢？还是过去一般教室里，一个教师讲，一群学生听，实则若听若不听，摇铃了，散课了，隔了一个时间，来一个考试，从几十百要点里，摘几个要点、作为题目，学生答案对也罢，不对也罢，批分数、发了算了，管他们懂不懂，是不是这样也会使学者得益的呢？两者比较，还能不承认前者是大大的进步么？而为什么不来一个教学革命呢？十二月二十三日我曾在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席上讲话时略略提到。
我以为各级教育当局大大地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学习方法，我们就定名为“学习”，我以为大大地可以考虑放弃过去惯用的旧的教学方法而采用现在盛行的新的学习方法。
采用学习方法，第一需要课本，连同大学也需要书本，过去大学教师只有“口若悬河”地讲，学生听讲或记或不记，即使一般大学生记了，教师也无法一个个批阅改正，所以没有书本，不能采用学习制的，至于中小学，本来有课本的，变更一下，倒还容易。
但是中小学教科书吃紧了，如果所用是极精彩的教科书，行了学习制，岂不大妙！不然呢，可能使学生学习的结果，对教科书表示不满意，那要研究到教科书问题了，我意教科书编辑，大大地可以采用民主评选，编书者提出草本，选定若干富有这一科教学经验的教师，将这草本分别送请试教，或竟令采学习制征求学生批判，或多送若干教材，令大家就其中挑选，这些方法，当然可以活用，总之民主评选，比编辑者独断的评选，我以为总是好些——这点我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席上提到的。
至于采用学习制，全班学生须分若干小组，教师的任务，虽不需要“口若悬河”了，但工作也许反而麻烦些，富于责任感的教师，应该不会害怕的，至于有种功课不能完全采用学习制，只能酌量采用，也是应该的，这也是因一九四九年发见了新的精神而想到的。
还有一点要提及：
我这几个月来所最感苦痛的，各方各面托我介绍工作，不错，我是乐于介绍的，过去，我是不少作过这类事情的，可是现在不行了，用人有制度，预算有限制，八行荐书，从一九四九年起，不生效力，尤其是坐在现地位上，不相写八行荐书，而中间最紧要一点，一般人千万不可以不知道的，就是社会重心转移了，从前重心在高级，在少数人，所以高级一二人，甚至只须一个人他一点头，一开口，什么都解决，今可不是了，重心不在高级，不在一二人，而在群众，如果这人为群众所不认识，不了解，即使录用进来，也无法安于其位，而况第一关就难于通过。
一九四九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今后我们做人，不可以不认识人，不可以不认识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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