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过年如过关”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旧社会“过年如过关”
每到春节，我总要想起在旧社会里，我亲身经历过“过年如过关”的悲惨生活。
一九三六年，我十七岁时，我们郭圆坞地区遇到了百天大旱，田里的作物收得极少。那时，我家九口人，全靠父亲苦守着地主余大禄、邵大尧两户豪门的四亩多小根田过日子。这年，一共只收了三担多谷。而地主的“铁板租”总共就需要五担一斗，自己不但一粒没得，还欠地主租谷二担一，加上半年多来一家大小度荒借来的粮债，到年底足足欠下干谷十二担八斗。
到了年关临头的时候，我父亲躺在床上病得不省人事。这时地主又来逼债要租，我母亲被逼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只好一面向地主、伪保长求情，一面典卖衣服和家具，七拼八凑才凑了七块白洋交给他们，而大年初一，我们就吃着两餐野菜拌米糊。这样才算过了年关。但第二年春天，我父亲病死了，两个不满十岁的小妹妹也因春荒难熬饿死了。在旧社会，我亲身经历过三十年这样的“年关”，没有一年不提心吊胆，没有一年能过得平安无事的。
解放后，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一家救出了苦海。全家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去年，我们破塘溪生产队又是大丰收，全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九斤。我想，现在春节又快要到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翻了身的贫农社员，不能忘记旧社会过年如过关的悲惨生活。我希望大家在春节前后，要积极搞好集体生产，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浙江省江山县坛石公社贫农社员王晋诗口述周家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