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吗？

第5版()
专栏：

作家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吗？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组　王中均
文学艺术是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斗争和理想的武器，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在我们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在革命斗争日益深化的今天，革命的文艺更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这样，革命的作家就更应该在描写现实生活和创造艺术形象的同时，指出革命方向，表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在矛盾斗争的革命的方面，对反动势力，反动思想，残余的旧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可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邵荃麟同志，却要作家走相反的路子。他说：在描写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又说：“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从表面上来看，好象是号召作家在写作时要给读者留有“思索方向”的余地，使文章有“踏花归去马蹄香”的妙处。如果我们剥开这层皮来看看，就会发现，这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剩货，是反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货色，是一剂毒药。至于我们的人民身上是不是“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已经有很多文章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反驳了。这里，想对“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和“指出方向”两个问题作些分析、批判。
大家都知道，当前的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反映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之中。在这样的斗争面前，作家在作品中对所反映的矛盾，所描写的生活，所塑造的人物，往往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表现了他是站在阶级斗争中的哪一面，表现了他的爱憎感情。在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当中，在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我们每一个戏剧、文艺工作者以至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都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邵荃麟同志提出的“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要人们不去注意阶级斗争，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假装看不见，消磨人们阶级意识。不去反对反动的东西，革命的力量就要受到压抑，不站在革命的人民的一边，必然要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边。“不表示鲜明的态度”的理论后边，其实已经表示了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反对革命，支持反动势力。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文艺作品中，作家要写人物，写矛盾。作家所以要写矛盾应该是为了用革命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让人们认识矛盾的本质，得到克服矛盾的积极办法，达到消灭敌人，团结人民的目的。我们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里，都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作者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从而帮助了读者认清了前进的方向。以柳青同志的《创业史》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作者在写梁生宝与梁三老汉的矛盾时，明确地表示出梁生宝所走的道路才是方向：
“你看生宝的神气，象过日子的神气吗？”
“他是过大日子的神气。你老人家要过小日
子。我知道：你父子俩就为这个矛盾着哩。……”
“看看看！”老汉摊开了两只树根手“我说你
们在党的是一家人，一点没说错！一家人看见一家
人亲嘛！你们说话一个调调。你们全姓共，是不是？”
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在过“大日子”和“小日子”的矛盾上梁生宝是站在多么高尚的立场上。梁生宝的思想在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彩，梁生宝以为人民，为集体，为党的事业的忠心来处理这个矛盾。当然，作者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写的，可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新与旧的斗争，看到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在两条道路面前走上了一条霞光灿烂的共产主义大道。作者满腔热忱地赞扬着梁生宝说：“被事业心迷了心窍的小伙子啊！我们承认：你处理父子关系，处理和王瞎子一家人的关系，处理和郭振山的关系，处理白占魁的问题，都是相当出色的！”这是作者的评价，也是我们读者的评价。这样来处理矛盾，不是使人在矛盾中没着没落，不是使人陷在矛盾中拔不出脚来，更不是让人在矛盾的面前唉声叹气；而是让人们去迎接矛盾，战胜矛盾，以革命的精神解决矛盾，走上大路，奔向光明。
可是，邵荃麟同志说：“有的矛盾可以解决，有的矛盾当时不能解决，那怎么办？”我们以为，能不能在作品中正确处理解决矛盾的问题，是作家对生活的本质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在生活中看到的只是“阴暗心理”，是“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对共产主义的前途毫无信心，对英雄人物没有感情，那么，他是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本质的，更谈不上怎样去解决矛盾了。革命的作家，他们都是以饱满的热情来看我们的新社会，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数英雄人物，和他们感情相通，息息相连。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定的阶级主张一定阶级的文艺，一定阶级的文艺也为一定的阶级所欢迎。资产阶级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主张无产阶级的文艺，这是一场革命文艺与反动文艺的思想争夺战。邵荃麟同志极力为小说《赖大嫂》吹牛捧场，并不止一次地拉出它来“闯牌子”，这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主张写这样的东西呢？原因是这篇小说“模范”地遵守他的“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和“指出方向”的理论。可是，我们看完了这篇小说，却不禁要大声地向他问一句：究竟要向何处去？！
在《赖大嫂》这篇小说里，邵荃麟说作者没表示
“鲜明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的态度，作者企图引导人们走进一条黑咕隆咚的死胡同，一条根本走不得的“方向”。赖大嫂三次养猪，前两次是“三心二意”的，认为“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操劳一场！”直到第三次，赖大嫂看到了立柱妈卖了猪，买了许多“震动”全村妇女的“好东西”（洋瓷脸盆，花头巾……）才使她动了心，才流着涎水的意识到：“人家卖了猪，发了财，”所以，抢着养猪。如果说赖大嫂的第三次养猪是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只能是一种回到资本主义老路去的方向。
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往往只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世界观的局限，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却看不见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动力，找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所以也就不可能给他笔下的人物安排真正的出路。高尔基曾经说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在脑满肠肥的小市民所造成的肮脏的无政府状态中指出一条出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呵夫自己也说过：“我们既没有切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灵魂里简直空空如也。”这几句话，正尖锐地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的作家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分析和反映社会生活，在作品中体现出伟大的革命理想，因此，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表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理由不指出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