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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01-31 00:00 |
《历史研究》发表文章 对《〈急就篇〉研究》提出批评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历史研究》发表文章
对《〈急就篇〉研究》提出批评
《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五、六期合刊，发表了孙淼的《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篇文章从阶级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对沈元的《〈急就篇〉研究》（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一文提出了批评。
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了《〈急就篇〉研究》一文的阶级观点。作者认为，《急就篇》是一本按照封建统治者的意图编订的启蒙教材，其中渗透着地主阶级的观点和感情，因此在研究《急就篇》时，对这类内容必须给以应有的批判。然而沈元在《〈急就篇〉研究》中，却竭力推崇这类内容，这就势必涉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究竟应该批判什么、赞美什么的问题。接着，作者对《急就篇》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作者以“叙诸物”部分所描绘的地主、贵族吃、穿、玩、乐的景象为例认为，《急就篇》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描绘，宣扬地主阶级赞美享乐生活的感情，因此在研究《急就篇》的思想倾向时，应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此给以应有的批判。然而沈元在《〈急就篇〉研究》中，却以赞赏的笔调美化这种感情，认为其中“充满着新鲜活泼的气息，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作者指出，“这种做法，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实际上是站在为剥削阶级思想辩护的立场上，起着使读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思想感情实质的蒙蔽作用”。
这篇文章对《急就篇》所提倡的学习目的也作了分析。作者认为，“学习目的问题，是各阶级的世界观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急就篇》“把读书求学看作是攫取功名利禄的进身之阶，这样的学习目的，正是剥削阶级个人名利地位思想的表现，宣扬这样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急就篇》中的封建糟粕”。然而沈元在《〈急就篇〉研究》中，却对此加以推崇，认为其中提出了“不要依恃渺茫的鬼神”，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积极地谋取政治上的地位”。作者指出，这种思想无论是“依恃渺茫的鬼神”，还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都不是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而是一种封建毒素。《〈急就篇〉研究》一文，竟把这种封建毒素当做“积极”的东西加以鼓吹，是极其有害的。
文章的第二、三部分，分析了《〈急就篇〉研究》一文的研究方法。作者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主观臆断、牵强附会的。例如，沈元在研究汉代的豪强地主问题时，只是根据《急就篇》中的一个“姓名表”，但是，这个“姓名表”不仅不是专门辑录地主豪强、巨族大姓，而且其中的人名全部是虚构的。沈元根据《急就篇》中“奴婢私隶枕床杠”七个字，推论出汉代奴婢的特点是：“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作者认为，这项研究也值得商榷。首先，这个看法是史学界早已提出的见解，沈元只不过把旁人的论点作了一个不确切的概括而已。其次，这个推论也有问题，因为原文中说：“妻妇聘嫁齎媵僮，奴婢私隶枕床杠”，这只是指当时的地主、贵族在“妻妇聘嫁”之时，陪送了“奴婢私隶”和“枕床杠”等物品，这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通常现象，以此来确定两汉奴婢的特点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沈元还对上述史料作了异乎寻常的推崇，他说：“这种当代人的概括性说明，看来要比我们今天任何学者的徒劳的‘统计’权威多了”。作者指出，研究古史资料，不能颂古非今，如果抓住古人一句话就奉若金科玉律、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而用以作为诋毁今天学者的依据，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完全是错误的”。
此外，作者对沈元关于汉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关于《千字文》、《三字经》的评价等问题，也都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了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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