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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沅 1965-05-29 00:00

《林家铺子》是一部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

第5版()
专栏:

  《林家铺子》是一部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
  苏南沅
影片《林家铺子》再次上映了。六年前摄制的一部描写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影片,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放映,展开讨论呢?这是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两个重要的问题:
这部影片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当时的阶级关系?还是美化了资产阶级,掩盖了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
这部影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社会主义革命唱反调的?
影片《林家铺子》在六年前问世以后,评论界的一些同志曾经作过肯定的评价和高度的赞扬,认为是一部好影片。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今天,为了使广大观众提高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促进兴无灭资的斗争,加强对香花和毒草的辨别能力,有必要对这部影片重新予以评价,看看它究竟是一部好片子,还是坏片子?是值得称赞,还是应当批判?
掩盖阶级剥削、抹煞阶级矛盾
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者,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则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它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它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科学分析,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是认识和处理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据。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正确地表现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影片《林家铺子》,是夏衍同志根据茅盾一九三二年所写同名小说改编的。它忠实于原著的思想,以无限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当时一个商业资本家破产的故事。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仅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日子也不好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为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所吓倒,曾经背叛革命,倒向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它们幻想在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可以做一番发展资本主义的美梦。可是,这个美梦终于破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并不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相反地,倒把它们压得奄奄一息。这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断: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帝国主义的统治,要么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接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的道路。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是不能胜利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地化的威胁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一部分重新参加革命,有一部分对革命保持中立。这是在新的形势下的新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参加革命斗争或者保持中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资产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放弃或者放松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只要存在着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就不可能避免,更不会消失。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注一〕影片《林家铺子》却片面地表现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它只反映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小工商业者受压迫、受损害的一面,而把他们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面掩盖起来,这就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取消了,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让我们来看看身为共产党员的夏衍同志是如何描写资本家的。影片告诉我们,“林源记”的老板是一个“安分守己”、勤劳厚道的“老好人”。他对店员没有剥削和压迫,而是十分体恤,亲如一家;他对农民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以至农民老通宝这样称赞他:“林老板呀,他待我真是没说的……他要是开粮食店,我就阿弥陀佛了!”〔注二〕总之,林老板是一个只受压迫和损害、而不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家,这是渗透在整个影片之中的根本思想。
在农村小集镇上,老板同店员和某些农民之间,常常沾亲带故,彼此客客气气;老板为了赚钱,也往往对人很巴结。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不管表面上如何温情脉脉,最根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阶级关系。林老板和店员之间,不管表面上相处得似乎很融洽,但本质上总是老板剥削店员的关系。资本家总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没有剥削的资本家是不存在的;林老板如果不剥削店员、农民,就不成其为林老板。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污。剥削、压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本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无产阶级的作家本来应当帮助工人培养一种明确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尽管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夏衍同志却不是这样,他选择了一个描写资产阶级的题材,却不去揭示阶级剥削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反而通过艺术的渲染,在影片里对林老板这个人物,注入了满腔的同情,对他加以粉饰和美化。这样的作品,除了模糊人们对资产阶级剥削本性的认识之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夏衍同志自认为他是用了“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改编《林家铺子》的。他的“阶级分析”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说法。在影片片头字幕上写道:“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句谚语,固然在某种角度上反映了人剥削人的社会的现象,但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的科学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家排挤和吞并小资本家是常见的现象;大资本家同大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是常见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也是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种竞争的结果,加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引起了革命的爆发。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和暴露资产阶级的内部倾轧和互相吞噬,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毕竟不是社会矛盾的最本质的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不是“大鱼”只吃“小鱼”,也不是“小鱼”才吃“虾米”,而是不管“大鱼”也好,“小鱼”也好,它们统统都吃“虾米”,都是依靠吮吸无产阶级的血汗为生。它们的矛盾,只是分占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少的矛盾。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主要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包括所有“大鱼”和“小鱼”)同被剥削被压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却回避了最本质的问题,没有真实地表现无产阶级受“大鱼”和“小鱼”的共同剥削,这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们的确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损害,但是,它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仍然是瓜分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矛盾。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要求,但是,它们决不会因此就放弃或者减轻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相反,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受到的损失转嫁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头上。商业资本家的剥削还往往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在旧社会,很多商店都立有极其苛刻的“铺规”、“家法”,使用廉价的学徒工,残酷地剥削店员工人。许多城镇的商业资本家不仅廉价收购农业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而且通过高利贷重利盘剥农民。解放前,农民所借的高利贷几乎一半来自商业资本家。可是,夏衍同志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苦难,他所竭力渲染的只是一条“小鱼”被吃的倒楣情景。你看,影片改编者把林老板的形象描绘得多么凄楚可怜:一连串的不幸逼得他一会儿“微微叹息”,一会儿“呆视默立”,一会儿“两眼含泪,脸色象死人一样”,〔注三〕仿佛那个时代的苦难荟集于林老板一身,他简直成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象征!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和英勇斗争,改编者却无动于衷。这只能说明,夏衍同志是完全站在“小鱼”的立场上,来为资产阶级诉苦,替资产阶级说话的。
夏衍同志认为影片和原作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影片中揭露了林老板“剥削”人的一面。果真如此吗?夏衍同志为了表现林老板的“剥削”,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个情节,这就是,林老板曾把赊给零售商王老板的小百货强行提了回去。夏衍同志还认为,通过林老板吞吃朱三太和张寡妇存款的事实,也表现了林老板的“剥削”行为。这些描写,对林老板可以说是作了一点轻微的批评,但并不象夏衍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对林老板剥削本性的揭露。所谓剥削,指的是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和商品流通猎取和分占剩余价值。而王老板不过是比林老板更小一点的老板而已,他们之间,不存在一方创造剩余价值,一方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至于朱三太和张寡妇,他们同林老板之间,也只是存款取利的关系,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何况,在影片里,就连林老板这么一丁点儿损人利己的行为,改编者也通过剧情细节的安排,为他作了种种开脱。在这之前,卜局长的勒索,“上海客人”的逼债,恒源钱庄的“紧盘”……一连串灾难把“林源记”压得走投无路。林老板是为了解危自救,才不得已出此一着的,这显然是“情有可原”了!所以,这些情节,不但不能揭露林老板的剥削,反而会迷惑一些观众,使观众对林老板产生谅解和同情。这部影片实际上所起的效果就是这样。
影片不但极力美化了林老板,而且对店员工人作了歪曲的描写,进一步掩盖了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店员是属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他们是商业资本家直接剥削的对象,中国一些小市镇上的老板,对店员的剥削尤其残酷。夏衍同志如果真地要表现林老板的剥削面目的话,就应当正确地真实地去描写老板和店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夏衍同志不这样做,在他笔下的林家铺子里的店员,是同老板没有任何矛盾的,他们简直亲如家人,情同手足。特别是寿生这个人物,他丝毫没有无产阶级的气质。他对老板忠心耿耿,出力卖命,表现了十足的奴才性格。也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林老板的赏识,最后成了林家的乘龙快婿,当了资产阶级的继承人。改编者不仅从林老板身上,也从寿生身上抽去了人的阶级属性。于是,本来是属于两个对立阶级的人,却在挽救林源记破产的这个“共同事业”中,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合二而一”了。在旧社会的店员当中,有没有寿生这样的人物呢?有的。问题是用什么态度去写他。对于这样一个死心塌地为老板效劳、而毫无工人阶级意识的人,夏衍同志却把他当作具有侠义心肠的人物,加以全面肯定、尽情赞美;他热烈地歌颂了超越阶级利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歌颂了“人性”的善良,实际上,同时也就歌颂了资产阶级继承人的“美德”。作者通过寿生和林老板的关系,画出了一幅多么美妙的劳资合作、阶级融合的图画呵!
同社会主义革命唱反调
影片《林家铺子》是一九五八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原作表现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得不陷于破产的命运,因而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所揭露,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小说没有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本质关系,即使在当时来说,也是很大的缺点。夏衍同志在事隔多年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把它搬上银幕,仍然原封不动地对资产阶级加以美化,这就大错特错了。
从创作小说到改编电影的将近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已经大踏步前进。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结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改变了,革命的任务自然也要跟着改变。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就是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思想斗争武器之一的社会主义文艺,当然也要为兴无灭资服务。可是,影片《林家铺子》却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笔勾销,竭力使人同情资产阶级。这不是同社会主义革命针锋相对地唱反调吗?
但是,六年前的一些影评,以及夏衍同志本人,却持有相反的看法,认为影片是符合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不少影评家认为,这部影片“使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更实感地去理解过去的历史”;“不但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而且还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完美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夏衍同志本人也说,改编后的《林家铺子》,“至少有两种作用”:一是“使现在的青年人……得到一些历史知识、社会知识”;二是“对工商界的改造有好处”。〔注四〕按照这种说法,影片《林家铺子》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它既能够教育今天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又能够帮助今天的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影片《林家铺子》真的能够给今天的青年人以正确的教育吗?真的能够给他们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阶级,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影片《林家铺子》不但没有正确地反映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正确地表现当时正在上升的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没有表现出当时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把劳动人民描写成消极愚昧、听天由命、任人摆布的人物。这样,它怎么能够使今天的青年得到什么正确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呢?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党要求培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具有鲜明爱憎的革命接班人,而影片《林家铺子》却要我们的青年去同情一个资本家,去赞赏一个为资本家赴汤蹈火、一心想继承剥削事业的店员工人。这就不能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憎恨,而只会使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模糊阶级观念,麻痹斗争意志,放弃阶级斗争。至于对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来说,影片不仅不能帮助他们认识剥削阶级的罪恶,使他们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反而会助长他们认为剥削阶级并不都坏的错误思想,为所谓“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特殊论”制造根据。现在有人说,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中国的资本家就不是黑乌鸦,而是一只白乌鸦,或者是不黑不白的灰乌鸦。还有人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却是黑乌鸦身上的一根白羽毛。显然,这些“特殊论”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影片《林家铺子》就正好为这种“特殊论”作了注脚。这同我们党对于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同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影片《林家铺子》是否能够帮助资本家进行改造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夏衍同志说,他所以要改编《林家铺子》,是要通过“今昔对比”,使“正在改造中的资本家回想一下过去,使他们了解,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注五〕这几句话表达了夏衍同志对资产阶级改造这个问题的奇怪看法。在他看来,资本家只要回想回想过去,进行一下今昔对比,就很容易地会喜今厌昔。所谓昔,就是资本主义;所谓今,就是社会主义。难道只要叫资本家回想一下过去,就会厌弃资本主义,而喜欢社会主义吗?这未免想得太天真了吧!这只能说是夏衍同志有意替自己美化资产阶级的作品寻找遁辞。大家都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参加民主革命或者保持中立,它的目的是要自由地、不受拘束地发展资本主义,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永远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它的剥削地位。这同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后,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为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为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从它的本性来说,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夏衍同志既在影片中掩盖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剥削本质,又在他的上述言论中掩盖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性,而认为资产阶级会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否定改造资产阶级需要经过反复的、尖锐的斗争,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应该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这个斗争,在我国将会持续五代十代。在这个长时期中,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会一直存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主义的出现,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不是一国的偶然的现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严重警惕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努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心甘情愿地放弃剥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大势所趋,一方面不得不被迫接受改造,另一方面则依然抱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欲望,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不但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仍旧存在,如果共产党人头脑不清醒,政策不对头,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富农分子。如果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就会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这种复辟,在我国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卷土重来,革命的果实归于乌有,中国人民重新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以赫鲁晓夫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所以现代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帝国主义的内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人民的最可恶的敌人。我们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它的丑恶本质,不让它得逞。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有责任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进行坚决的持久的斗争。夏衍同志的美化资本主义的《林家铺子》和有关的言论,正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有责任对它进行严肃的批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但是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夏衍同志却企图用提高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的“今昔对比”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忆苦思甜”的方法,去改造资产阶级,这不能不说是十分荒谬的。对于社会生活的苦和甜,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感受是不相同的,甚至截然相反。剥削制度,在劳动人民看来,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在剥削阶级看来,却是他们的命根子。消灭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最大的甜,是历史的伟大进步;在剥削阶级看来,却是最大的苦,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恩格斯曾经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注六〕认为资产阶级会自觉地以劳动人民之苦为苦,以劳动人民之甜为甜;会自觉地以资本主义为苦,以社会主义为甜,这只能是梦呓。
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国民族资本家,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对他们说来,社会主义也是光明大道。但是,要使资本家也认识到这一点,非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固然要帮助他们去认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是没有出路的;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帮助资产阶级认识自己作为剥削阶级的丑恶面目,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而不应该象《林家铺子》那样,一味为资本家说好话,美化他,同情他,原谅他,安慰他。这样做,反而使资本家错误地认为自己对劳动人民没有什么罪过,用不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实正是这样,有的资本家看了影片《林家铺子》以后,十分欣赏,称赞它替资产阶级作了辩护;另外一些多年来受到社会主义教育而要求进步的资本家,则认为这是给他们的改造“帮倒忙”。无论是哪一种反应,都说明这部影片对资产阶级所产生的效果,同夏衍同志所宣称的恰恰相反,它不能帮助资本家进行改造,而只会阻碍资本家进行改造。
影片《林家铺子》的出现,是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
如上所述,《林家铺子》是一部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抹煞阶级矛盾,模糊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同社会主义革命唱反调,同时也不利于资本家的改造的影片。它不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好片子,而是一株应当批判的毒草。
夏衍同志曾经在文章中表示,他十分喜爱小说《林家铺子》,从一九三三年起就想把它改编为电影。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作者在思想感情上同资产阶级一脉相通,痛痒相关。正因为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所以他只感受到三座大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损害;却根本感受不到三座大山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就是夏衍同志的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夏衍同志和文艺队伍中的一些同志一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但是,有些人在革命实践中,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他们的立场、观点已经基本上转变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有些人正在努力改造的过程中;另外一些人则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心灵深处,还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所以,一有机会,总是要表现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要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来改造青年,改造社会。夏衍同志就是属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作家之一。这不但从电影《林家铺子》,也从他解放前和解放后所写的其他一些作品和文章中表现出来。
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三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注七〕这一段话,是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当深思的。
影片《林家铺子》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很长的时期内,还是有力量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必然要同无产阶级进行反复的较量。解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灵敏的感觉器官,这些斗争自然会在文艺领域内反映出来。影片《林家铺子》就是这种反映之一。
批判影片《林家铺子》,不但可以提高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增强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而且可以使文艺工作者从中吸取教训,使他们认识,只有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才能够创作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我们希望夏衍同志也能够从这次批判中得到益处,用正确的态度来正视影片《林家铺子》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
通过对影片《林家铺子》的讨论和批判,还可以帮助文艺界正确解决如何描写中国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五四”以来,我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在暴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统治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是,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却很少进行揭露和批判。这种现象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是一个缺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必须起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这就需要通过文艺的武器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歌颂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前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时代向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新的任务,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把这个任务担负起来。
注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四五页。
注二、三:见《林家铺子》电影导演台本。
注四:夏衍:《电影论文集》二四七、二六六页。
注五:夏衍:《电影论文集》二四七页。
注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五六四页。
注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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