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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镗 1965-05-30 00:00

马里种茶记

第6版()
专栏:

  马里种茶记
  林桂镗
  一、第一个回合
来到巴马科以后,我才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要比我原来所估计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们这个由六个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专家小组,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为了协助马里人民种植甘蔗、水稻,还有茶叶。我还是专门谈谈茶叶的事吧,因为,这是我的老本行。我在福建种了十来年茶叶,说经验,也有一些,可是,对在这个号称“非洲火炉”的国家种茶,我还是个小学生,需要从头学起。在祖国的时候,就听说马里人民非常喜欢喝茶,因为他们吃了牛、羊肉以后,需要茶叶来助长消化。他们每年要进口茶叶四百吨,独立以后,是由我国供应的。很早以前,他们就想种茶,以自给自足。可是殖民主义者为了控制马里,保持其单一作物经济,就利用所谓“气候不适宜”来论证马里根本种不出茶树来。我当然不信殖民主义者这套鬼话,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在这个号称
“非洲火炉”的国家种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将是一场严重的与天斗争。
与天斗争还没有开始,我们却先面临了另一场斗争。一九六二年一月初,我们到巴马科没几天,当时还留在那儿的马里全国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号称西非“农业权威”的法国人布撒却主动找我们去谈话。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他的左侧坐着从巴黎来的法国教授维几尔,右侧坐着巴马科中等技术学校的法人校长。
“在几内亚的某一地区,靠近大西洋,气候比较湿润,可以种茶,至于马里——”他武断而傲慢地同我们说:“你们要在马里种植茶树,那是不现实的。”
“不过,布撒先生,你的根据是什么呢?”我客气地问道。
“在气温高达四十多度、湿度低至百分之十几、常年雨量只有五百——一千毫米、而且集中在雨季五个月中下光、土地是这样干燥的国家,你们很难找到一块茶树生长的理想的地方。”布撒如数家珍似地背了一通,这位马里政府的农业技术顾问陶醉在自己对马里情况的熟悉里了。那神气活现的样子,实在很难叫人容忍。他企图一下子以“气候不适宜”的条件论来压服我们,但是我们反问道:
“你们在马里种过茶树没有?”
“农业权威”哑口无言了,他耸了耸肩膀,脸红了。
“我们中国人习惯要通过实践来作判断,那么,就让我们试验后,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我们既有礼貌又很严肃地回答了他的无理阻拦。说罢,就走了。
  二、奔向田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究竟在这个炎热的国家,能不能找到一块适宜于茶树生长的地方?能不能用农业技术措施,克服不利的气候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实验。
马里政府派农村发展部发展处副处长阿马杜陪我们到各地去作勘察调查。这是一位谨慎的不轻易谈笑的人。我们的一些举止行动:诸凡自己洗衣、自己理发、和司机一起吃饭、在生活上不提任何要求、特别是到农民家中去调查访问,而且还和农民一起吃抓饭……等等,都使他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在马里的农村进行勘察调查,每到一个村庄,我们都要到农民家中去作客,访问上五、六个老农。有时我们就和老农民们一起坐在羊皮上进行交谈。经过了一些时间,阿马杜对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常在回家的路上,他情绪激昂地告诉我们许多殖民主义者压迫剥削马里人民的罪行。
“我们国家过去也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也是一穷二白的。现在全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地在建设国家,我们要把国家建设得又富强又美丽。”我们这样回答他。
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共同语言,使阿马杜与我们更加亲近起来。二月四日,我们住在塞古的马尔卡拉旅馆时,那天晚餐特别丰富,比往常多了好几碗菜。原来,阿马杜知道这一天是我们的农历除夕,特地为我们准备的。他还跑来和我们一起欢度这个传统节日,我们很感谢他的盛意,而他说:
“我高兴和中国专家在一起工作,使我从中知道了许多事情。通过你们,我了解了中国人民,我们是兄弟。”他还要我们教他讲中国话,唱《东方红》,我们也请他教我们讲班巴拉语(马里语言),唱歌颂他们民族英雄松迪亚塔的歌曲。
阿马杜和我们在一起更亲切了,旅途中我们过得更愉快了。但随着时日的飞逝,我们的心里却不安起来,那就是,我们还找不到一块适宜于种茶的地方。说来我们调查勘察的地方也不少了,塞古、莫普堤等马里中部、北部许多省、县、农村都有过我们的足迹,可是那些地方,不是热得惊人(尽管旅馆里整天开着电扇,可是没法躺到床上去,因为床铺烫手,躺下就浑身出汗),就是旱得要命(靠近撒哈拉沙漠一带,非洲人称它为“沙漠岸”,在那里,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五月都是旱季,滴水不下),怎能播种茶树?有一些地方,看来土地肥沃,很适宜种茶,但访问老农民后,才知道这里是水淹地,根本不能种;还有一些地方,各方面都符合理想,可是偏偏没有河流,灌溉成问题,又不能种茶。勘察来,勘察去,一个多月过去了,依旧没有一点眉目,思想负担真是重极了。回到寓所,打开《毛泽东选集》,重温《纪念白求恩》一文,从毛主席给这位当年为支持中国革命而牺牲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崇高评价,联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援外人员的国际主义责任,我又获得了勇气和力量。第二天,我们又信心百倍地迈开大步,到新的地区去进行勘察了。
三、意外的波折
在找寻两个月、奔波二千多公里、几乎走遍了半个马里以后,我们终于在马里农村发展部新作物处处长伏法纳和西卡索省农业处长帮迪亚的大力支持及老农民碧哈玛引导下,在马里南部、靠近象牙海岸的盛产芒果、菠萝、香蕉的西卡索省巴兰古尼村庄找到了一块比较理想的场地。那里旱期只有六个月,常年雨量达一千三百毫米,土壤肥沃,水利条件较好,有可能种植茶树。我们决定在那里建立试验基地。
这时,已近清明。在祖国,该是茶籽播种的时节了。我们随身带去的茶籽,也准备着手播种。这批茶籽是从湖南三个茶树品种中精选出来的,种仁粒粒饱满,子叶肥大湿润,品质极好。它随着我们经过严寒的西伯利亚,来到酷热的西非,现在它就要在这个友好的国家生根开花了。
但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哪里象是我带去的茶籽!干瘪的种仁,灰暗的外壳,完全变了样子。显然,这是茶籽经不起骤冷骤热的考验,严重失水了。虽然明知茶籽已失去生机能力,但我还对它存着一丝希望。我用各种方法对它进行发芽势试验,不仅在室内湿沙堆积,而且在室外苗圃播种。但愿它能发芽,哪怕只发芽百分之几也好,要知道在马里一百二十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这么几公斤茶籽呵!
每天,我一遍又一遍地跑去作调查观察。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但湿沙、泥土,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一个芽也没抽出来!我再也等不及了,急躁地把埋在苗圃里的茶籽扒出来看,啊,全部霉烂了,闻一下,还有臭味!我懊丧地把它丢在土里,心情沉重极了。马里只有这么一些茶籽,祖国又远在两万里之外,何况,时近清明,稍一延误,不但要误季,而且祖国各地茶籽播种结束后,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供应我们。这样,援助马里种植茶叶项目就要落空。茶树种不出来,这不是符合了殖民主义者所谓“马里不能种茶”的谬论了吗?我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刻觉得全身没有一点力气,蹲在苗圃里,几乎站不起身来。
水利专家李伟质、甘蔗专家唐耀祖都跑来安慰我说:“不要焦急,还是快把情况向大使馆汇报吧!”
是的,只有党能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向我们伸出伟大的手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急匆匆地赶到巴马科去。
“你不要挂虑,我们立即发电报向国内索取。”赖亚力大使鼓励我说:“全国人民都在支持你!”
听着大使的话,我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四、祖国!啊,我的祖国!
清明一天近似一天,虽然我深信祖国一定会支持我们,但沉重不安的心情并没有因此稍减。
大使馆刘同志终于带来了好消息:“祖国茶籽已经空运到了!”
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茶籽怎么这样飞速的运到了呢!真不知道祖国人民为着这批茶籽,作了多大的努力呢!虽然很想问个究竟,可是大家急于想看一看茶籽,都催促说:“现在赶快去领回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变质。”
于是我又急匆匆的赶到巴马科去了。
一到巴马科,事情就清楚了。大使馆同志告诉我,原来中央农业部接到电报后,一面电告全国各地,一面还分派专人去许多地区负责这项工作。最后在浙江余杭茶叶试验站得到了这三十公斤茶籽。这批茶籽本来是他们准备用来作播种试验的,听说马里人民有这样的需要,他们慷慨地支援了我们。随后,这批茶籽从浙江空运到北京,再从北京空运到巴马科……虽运程长达两万公里,但自发出电报到收到茶籽,仅仅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大使馆同志的语言是简单而又简单的,可是我听了却激动极了。它使我具体感觉到了,为着这三十公斤茶籽,祖国多少人在紧张忙碌啊!那辛勤奔波的干部,无私支援的茶农,那神速的飞机,繁忙的电话……那些普普通通的阶级兄弟,为中马人民的友谊,为反殖民主义斗争,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深深的感到了祖国人民有力的支持。因此,当我在飞机场仓库收到目的物,撬开包装结实的木箱,抓住那粒粒饱满、暗棕而带光泽、品质极好的茶籽时,我再也不能克制,不懂得流泪的我,竟然溢出了热泪。
这时,充满在我整个胸怀的,只有这样一个思念:
“祖国!啊,我的祖国!”
五、茶园建立了
这批蕴藏着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委托的茶籽,对我们说来,真是比什么都珍贵。在马里的大地上,播下这“中马友谊的种籽”,是多么光荣而有意义的工作啊!为了保证它发芽,我们细心地采用了湿沙堆积的处理方法,每天观察茶籽的变化情况。
四月九日下午五时半,我们从地里回来,发现茶籽已开始萌动裂口,并且微露出它可爱的胚芽。我惊喜地拿出一把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站在我身旁的两位翻译同志。他们立刻奔走相告,一会儿,水利专家李伟质和李协生、甘蔗专家唐耀祖都跑来了,大家都乐得蹦跳起来。
“茶籽裂口了,肯定茶籽在马里发芽有希望了!”我一遍又一遍的说着。
“太好了!这样,帝国主义分子所谓‘马里不能种茶’的谬论可要垮台了!”李伟质同志欢欣鼓舞地说:“我们一定要和马里人民在一起,把这批茶籽精心培育好,让茶树很好的长大起来。这对加强马里人民自力更生的信心,促进中马人民的友谊,将起多大的作用啊!”
“这才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唐耀祖同志接着说。
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对这批茶籽,除了在茶园直接播种外,还在自己住所周围搞一片小苗圃,加以精心管理,进行多点试验。这一天晚上,我们就动手干起来。点起一盏油灯,挖地的挖地,捡茶籽的捡茶籽。直到午夜二时,把小苗圃的茶籽播种好了,才高高兴兴地回家睡觉。同志们真是团结一心,不怕困难,不辞辛苦,只期望在马里的土地上能长出茶树来。
精神一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好容易等到天亮了,我急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带给马里朋友们。西卡索省农业处长帮迪亚听了,不用说有多高兴,他马上陪我去拜会省长。省长听说茶籽需要播种,立刻亲自到距离西卡索十四公里的巴兰古尼村庄召开村民大会,动员大家支持这项工作。这个村的村长及农民们,以极大的热情协助我们。全村有劳动力的四十多个农民,全部出来开垦茶园。他们分成两个队,由老年人带队,互相展开竞赛。劳动紧张积极,情绪十分高涨。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把播种所需的场地整好。十二日播下茶籽,第一批半公顷的试验茶园就这样建立了。
六、生活在友谊中
五月四日,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巴兰古尼的茶园里,千百枝紫红色的茶芽出土了。
当时,我正和马里工人阿达玛·拉米撒站在一起。看到这个景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拉着他说:“阿达玛·拉米撒,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茶籽萌芽出土啊!”
“真的!”他惊叫了一声,霎时,就不见了人影。不久,在地里工作的所有马里工人都跑来,把我围住了,仿佛我有什么吸引力似的。有的笑着,有的跳着,那高兴劲儿真别提了。其中一个叫孙高乐的提高了嗓音,对我说:“播种后,我每天都在担心我们马里的土地能不能长出茶树来,现在我放心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感到人越来越多了。我知道我们茶园的马里工人不多,可是现在,黑压压的一大片,该有好几十人。许多人是我所没有看见过的,而且其中还有老人、孩子……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阿达玛·拉米撒把村里人都请来参观了,怪不得他指手划脚的在那儿给大家讲得这样眉飞色舞。
人们纷纷谈论着。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感觉到他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呵!是呀!祖祖辈辈每天少不了的茶叶,竟在自己的国土——长期以来,被帝国主义者侮蔑为“不能种茶”的地方——萌芽了,怎不喜出望外呢!忽然,有人奔过来,把菠萝和鸡蛋塞到我的手中……
自此,我们与马里人民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我们到茶园去工作时,沿路所遇到的马里人民,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男的或是女的,都一边举手向我们打招呼,一边嘴里喊着:“中国人!中国人!”到马里传统节日,我们的住所可热闹了,按照马里的礼节,孩子们组成的歌咏队,载歌载舞地来向我们祝贺节日;每当芒果、香蕉、菠萝成熟的时候,马里朋友总是把第一批采下来的果子送给我们尝新;有一次,我们到兰赛莫古村去勘察宜茶地区时,村长立即从家里拿出鸡和鸡蛋,硬要送给我们,表他的一点心意;还有一次,在从茶园回去的路上,汽车机件损坏了,长时间没有修理好,我们正准备步行回去时,突然前面一辆卡车停了下来,三个素不相识的马里朋友一定要我们乘上他们的卡车。盛意难却,只好让他们送我们到达住所。象这样的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七、“马里不能种茶”论彻底破产
茶苗虽然已经出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茶树能够顺利地生长。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保护幼苗在这如火的炎阳和干燥的热风中度过。这需要遮荫。遮荫的办法是很多的,但在热带地区,用什么东西来遮荫,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和马里朋友研究结果,认为采用绿肥作物遮荫较为理想。于是我们深入到附近农村去,经调查了解,马里虽有一些绿肥品种,但生产能力很差,不能起遮荫作用,这样,我们又一筹莫展起来了。
“请放心,邻国象牙海岸有许许多多绿肥品种。让我自己去一次,准能取来你所满意的。”马里农村发展部新作物处处长伏法纳热情洋溢地说。不几天,他就风尘仆仆地奔波在马里去象牙海岸的旅途中了。他先后到象牙海岸去了两次,并深入那个国家的许多农村,旅程达四千公里以上。他采集回来二十多种绿肥作物,四种遮荫树种子,经过田间种植观察和比较,其中的三种绿肥作物,生长快、早期能起遮荫作用,雨季又可掩埋为肥料,一种生长迅速的遮荫树成为我们茶树幼龄和壮龄期间的最好的遮荫物。
在整个寻找遮荫植物的过程中,这位不辞辛苦、热情奔走的马里处长,使我们很受感动。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马里人民为着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自茶籽播种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往返二十八公里,到茶园去和马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观察热带环境对茶苗生长的种种影响,就连星期天和马里传统的节日也没有休息。这样,一片片绿油油的茶树逐渐成长起来,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喜悦啊!
但是有一天,我却发现有几株茶树的叶子萎黄了,有几株茶树干枯了,而且每天在增加,是谁摧残了这些中马友谊的结晶呢?我心痛极了。
于是,马里工人和我悄悄地守卫在茶树旁,不久,就给我们捉住了两个敌人:非洲土蝗和白蚂蚁。那非洲土蝗,比我国蝗虫略为大些,行动很笨,可是一来就把茶芽咬断,我们通过人工捕捉和药剂喷射把它制止住了。比较难办的是白蚂蚁,不但种类繁多,小的象黄蚁,大的象马蜂,而且在非洲到处都是。它们成群结队来到茶园,在茶树根颈处啃个不停,幸亏马里学员乌斯曼介绍了一种当地群众采用的、防治白蚂蚁的农药“灵丹粉”,才控制了这个敌人的危害。
在我们与马里人民合作下,选择种茶地点,进行几项对比试验,采用深垦、直播、灌溉、遮荫、定型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等技术措施,茶树终于迅速地成长起来。帝国主义分子所谓“马里不能种茶”的谬论就此彻底破产。
八、“现在我们也能开垦茶园了!”
茶树在马里试种成功,更加坚定了马里人民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信心和决心。马里政府初步决定到一九六九年底发展茶园面积四百公顷,产茶四百吨,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为了协助马里人民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新作物处处长伏法纳陪着我跋涉在马里西部肯尼巴省及基达省的人迹罕到、野兽出没的地方,勘察宜茶地区。那一带到处是疏林灌木草原,汽车不能通行,我们就安步当车;当天不能回来,我们就与当地农民一起吃小米糊糊,睡茅寮草屋。当地农民热情地帮助我们,他们带着刀枪,披荆斩棘,为我们担任保卫和向导。经过两个多月的奔走,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几片适宜种茶的地区。当我与伏法纳勘察回来,肯尼巴省省长贡达乌看到我们就说:“感谢你们。你们是外国代表团在我省跑了最多地方的人。这里到处是山路,为了我们国家建设,你们不畏困难,辛苦的爬山涉水,对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很受感动。”
另一方面,我们开办了一个技术训练班,积极培养马里自己的茶叶技术人员。训练班一共吸收了十一个马里学员和四十五个工人参加学习。这些马里普通劳动人民,大多在法国资产阶级手下学过技术,或做过工,因此特别能体会到我们的确是真心诚意、毫无保留的要把技术交给他们。学员乌斯曼和斯索各就同我这样说过:“过去我们也在法国人那里学过技术,他们不但不教我们,反而把我们当小工使用,常常拿着一条鞭子,谁不干,就往谁的身上抽。现在你很耐心的把技术传授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学会了很多东西。”正因为这样,这些马里朋友们学习情绪始终十分饱满,从来没有一个人缺过课,个个成绩优良。结业以后,他们被分派到各个地区去负责开辟新的茶园。有一次,伏法纳和我到各个茶园去检查工作,发现他们在设计规划、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扦插苗木等等方面,质量都符合要求,并富有创造性。我们两人都感到非常高兴。回家路上,伏法纳连声说:“现在我们也能开垦茶园了!现在我们也能开垦茶园了!”
我向伏法纳称赞了马里人民勤劳好学,从他们开垦茶园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蕴藏着无穷的智慧。而我的老朋友却谦逊地赞美起我的祖国来,他说:“他们能搞得这样好,这是他们学习结果的表现。我们国家有许多专家,而你们工作做得最好。你们还在繁忙的工作中为我们培养了技术人员,这种援助是许多国家做不到的。”
九、“不能种茶”论者在茶树面前
喜讯传遍了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非常重视马里土地上第一次长出茶树这件事,他号召人们到西卡索省巴兰古尼茶园来参观。于是,从巴马科到西卡索四百公里的公路上,参观的人群络绎不断。不但较近的巴马科、塞古、加伊大区,连远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北部畜牧区加奥大区也派人来参观。当我看着他们摸摸茶树,脸上露出欢悦而骄傲的神情时,我实在为马里人民发展民族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
某天,马里国务部长科奈也带了一批人到茶园来了。为了祝贺茶树在西卡索种植成功,他当天晚上专门为我们在西卡索旅馆广场举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烤全羊”招待会。据说这是马里最隆重的筵席,参加者有省负责人及各界人士一百多人。筵席丰美极了,除了烤全羊外,还有油炸鸡、烧牛肉等等马里名菜。宴会后,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舞会。我们几个人对跳马里舞,都是外行,因此一心想安安稳稳的坐在那儿看别人跳,可是国务部长硬要拉我们上台。他说:“这个舞会是专门为你们举办的,这是马里人民表示对你们的尊敬。按照马里礼节,主宾不先带头,其他人是不能上台跳舞的。”给他这样一说,我们只好在马里朋友陪同下,上台去跳了几下。真不知道当时自己跳的是什么样子。好在以后马里朋友们都跳起来了。他们唱歌跳舞一直到深夜。
过不久,新作物处处长伏法纳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布撒准备到茶园来参观。”
好家伙,他居然要来!再好没有!六个月前这场针锋相对的谈话,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位西非“农业权威”当时曾强调所谓“气候不适宜”论来阻拦我们种茶。现在,让他自己来看看事实吧!
他来参观的目的,难道是出于相信我们种茶成功?当然他不会相信。他是不怀好意的。我们作好了准备。第二天布撒果然来了。他带了两位法国果树专家,坐了一部小轿车,又跟着一辆英国吉普车,依旧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他下了车后,一直奔到茶园的每一个角落作详细的观察,企图找岔子,挑骨头,但他只能灰心失望。
我和伏法纳很有礼貌的陪着他。
“祝贺你们茶树种植的成功!”参观完后,他不得不这样对我们说,语气冷漠极了。
“这是马里技术人员、工人和我们密切合作努力的结果。”我回答他。
“你们准备再扩大种植面积吗?”布撒问我们。
新作物处处长伏法纳说:“我们茶树在中国专家帮助下种植成功了。我们已准备扩大面积来满足我国人民喝茶的需要。”
我接下去说:“你看!这一片片生长茂盛的茶树,说明了茶树在马里发展的前途是很大的。”
这些话显然刺痛了布撒,他途穷技绌,就耍起无赖说:“你们中国的茶叶有一种烟味。”
“不过,我们中国茶叶种类多、品质好,在世界上是负有盛名的。”我马上回击道。
这位“农业权威”又哑口无言了,神色有些仓皇,灰溜溜地离开了茶园。
十、“49—60”号茶叶的诞生
由于马里政府的重视,我们同马里技术人员、工人们的精心培育,一九六二年四月播种的茶树,到一九六三年六月份,一年一度雨季来临,在祖国正是采茶季节时,这批在两万里外生根落户的茶树也都萌发嫩芽了!马里农村发展部部长库亚特到茶园参观后,十分兴奋,不过,他有点担心做出来的茶叶的品质会不会和中国茶一样好,因此希望我们立刻制出一批来,尝试尝试。
对于这项任务,我当然乐于接受。倒是我的一些马里朋友们,如技术员诺江、学员斯索各等等,着实为我操了一阵心。他们怀疑我能不能做出茶叶。因为他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专家分工很细,一个人只能做一种事,做这个不做那个。他们认为我是茶树栽培专家,不会搞茶叶制造。因此他们曾经对我表示,希望中国派一个制茶专家来。
可是制茶对我并不是一件难事。自从一九五二年我到福建山区的茶叶研究所工作以后,十多年来,我遵循党的教导,一直坚持下地、到工厂,跟茶农、工人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从中学会了许多田间实际操作技术和制茶技术。现在我能得心应手地满足马里人民的要求,应该感谢党对我的培养与教育。
按照马里人民的习惯,是喜欢吃绿茶的。绿茶需要炒制,可是在马里找不到一只制茶工具,后来向大使馆借了一口铁锅,用手工精制了两公斤“炒绿”,送给马里政府。马里朋友们尝后,觉得品质与他们进口的我国4011号茶叶一样。伏法纳看到我能炒制茶叶,着实吃惊,他又称赞起来,说:“你们中国人真是样样都会!”
农村发展部部长库亚特喝了“炒绿”,非常高兴。即刻把我们制出的茶叶命名为“49—60”号茶。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一九四九年,马里独立于一九六○年,“49—60”,标志着中马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49—60”号茶叶的诞生,给马里人民极大的鼓舞,在他们心中深深地埋下了友谊的种子。后来,我为发展新的茶园,到马里西部地区勘察宜茶地区时,加伊大区长阿里乌里就亲口对我说:“中国是出口茶叶的国家,你们来帮助我们种茶,这是真诚无私的援助。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会在它的消费市场生产它的出口产品,只有你们这样做。我们珍视你们对我们的援助。”巴马科市市民特劳雷先生也曾对我们一位同志说过:“中国对我们的援助是一种什么样的援助呢?中国是一个出口茶叶的国家,马里正是它理想的市场。而他们为了帮助我们建立自力更生的经济,帮助我们种出了茶,使自己失掉了一个市场,这就是中国的援助。如果说我以前根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什么无私援助的话,那么我现在就亲眼看到了。”
十一、总统来到茶园
马里政府非常重视植茶事业。马里发展部打电报要我们迅速制出一批茶叶,我们如期的手工炒制好四盒送给他们。据说这些茶叶送到巴黎参加农业博览会,获得了一等奖。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还将我们制出的“49—60”号茶叶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象牙海岸等邻国的总统。与马里毗邻的西非国家,也很羡慕中国和马里发展的友好关系。他们派到巴兰古尼茶园来参观的代表,都表示说:“中马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了不起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新作物处处长伏法纳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们说:“总统莫迪博·凯塔本月十三日准备专程来西卡索参观茶园。”我们听了,心情很激动。我们和马里朋友一道在茶园中积极准备,迎接马里总统的来临参观。十三、十四日两天,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率领了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议会议员、各部部长、各大区长、省长等来到我们种茶的地方——西卡索的巴兰古尼和番哥乐茶园参观。总统亲切的和我们握手问候,对我们的成就表示祝贺。那是多么难忘的一个场面啊!我们热情详细地向总统和马里朋友们作了介绍。他们看到了一片片绿油油吐露嫩芽的茶树,各色各样长得浓绿茂密的绿肥遮荫作物和遮荫树,利用马里自己茶树剪下的枝条扦插成功、生长整齐成片的茶树苗圃,许多工人辛勤的劳动,我们看出他们是多么愉快啊!
“一公顷能收多少公斤茶叶?”在参观过程中,凯塔总统问我。
“每公顷收获量多少,主要看茶园管理的好坏。一般说来,每公顷能收七千五百公斤茶叶(鲜叶)。”我答道。我从茶树上摘下一颗茶果,献给总统,并向他说:“这是在马里土地上长出的茶果。有了茶果,再加上利用扦插办法繁殖种苗获得成功,使今后大规模发展茶园有了保证,马里茶叶事业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
总统接过茶果说:“这颗友谊的茶果,我要自己带回去,到总统府去播种。”
我所讲的在马里种茶的故事,到这里就可告一个段落了。我是一九六二年元旦后一天到达,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离开马里的。在这两年多时间中,生活在马里,仿佛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可讲的关于中马人民友谊合作,共同播种茶树的故事是很多的,这里记述的,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情况罢了。
我相信,中马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将更加巩固和发展。
(转载五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附图片)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由中国植茶专家林桂镗等陪同,参观西卡索的茶园,马里总统盛赞试种茶树成功这一有意义的成就。 新华社记者 王玉章摄
在马里第一个植茶的地方——西卡索市郊区的茶园,中国植茶专家和马里技术人员一起修剪茶树。 新华社记者 王玉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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