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白求恩同志

第4版()
专栏：

　　抗日烽火中的白求恩同志
　　游胜华
　　一
一九三八年初夏，抗日烽火燃遍华北的平原和山岗。晋察冀边区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拿起钢枪、土炮、梭标奔赴抗日战场。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当时，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初创，困难当然不少。随着形势发展，部队迅速扩大，战斗越来越频繁，伤员日益增多，医疗工作的任务日益加重了。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国际战友——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同志来到根据地，这时，白求恩同志已受聘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要在我们这里工作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表示热诚欢迎，并且希望他休息几天，再进行工作。他摇头说：“不用休息，一点也不累。我希望立刻进行工作。还是快些带我到伤员那里去吧！”
当天下午，我们陪同白求恩同志，到河北村后方医院检查伤病员。第二天，到松岩口后方医院。
后方医院有五百多名伤病员，分别住在松岩口、河北、河西三个村子里。河西、河北的伤员都住在老乡的暖炕上，松岩口的伤员则住在一个庙里。因为设备简陋，伤员睡的是用门板搭的通铺。这里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套完整的外科手术器械，更不要说X光机和显微镜了。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消毒以后再用。刀子、钳子、镊子等一般的外科器械大都是自制的。药品的一部分是通过城工部的关系，从平、津、保等敌占区购买来的，还有部分是自制的丸散膏丹。仅有的一批医生和护士，大都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他们虽然医学水平不高，但有一股为阶级兄弟服务的热情，不畏艰难，肯学肯钻。
白求恩同志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心里既高兴又焦急。他说：“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革命战士。有了这样的革命精华，我们就有了一切。技术水平低，可以学习提高。设备不全，也不怕，我们有一双劳动的手，可以制造。但是形势逼人，时间不能等待。”他一开始就不顾我们的劝阻，每天工作到深夜。
不久，他拟订了一个改进医院的计划。他觉得抗日根据地应该有一个正规的医院，可以使伤病员得到良好的治疗，也可以起示范的作用。他觉得从现有的设备出发，因陋就简，再加上他带来的一批器械，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正规化医院是完全可能的。按照他的计划，现有的通铺应该改成单人的病床，每个床位有脸盆、便盆和痰盂，伤病员应该穿医院的衣服。医院还应设立换药室、治疗室、手术室、医生办公室、伤员接待室等等，而这些房子都要求翻修和刷新，重安玻璃门窗。白求恩同志的这一系列想法，完全出自他对中国抗战的热忱，他的心意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对晋察冀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游击战争的特点毕竟不够了解。自从日寇在平型关吃了败仗后，其进攻中国之锐气虽然已经受挫，但是由于晋察冀敌后游击根据地象是插在敌人咽喉里的一把尖刀，直接威胁着日寇华北的战略基地，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反复派重兵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加以消灭。根据地的各机关团体，随时都有转移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计划地建设正规化医院，客观上是有困难的。我们又告诉他说：
“军区的分布面积很大，运送伤员又是靠担架和毛驴子。如果要把平西、平北、冀中几个军区的伤员运到五台山，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少说也得走个把月。就是最靠近的四分区，也有十天路程。要把伤员集中在这里治疗，是有困难的！”
“可我们这么大个军区，没有一所正规的医院，这是难以想象的。我是医生，我的责任就是使病人迅速恢复健康，恢复力量。当在前线上打仗的同志问我们：‘在抗日战争中你做了些什么？’我们回答：‘我们医救伤兵，治疗病人。’他们可以问：‘你做得好吗？’我们要回答：‘尽我们所知道的去做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尽我们所能做的做了呢？”他两手摆动，嘴角上的短须一抖一抖，显然有些激动。
看来一时不容易说服他，再说，他的计划在改进医务工作方面，还是很有价值的，卫生部党委便请示了军区领导。领导上经过反复考虑后，指示我们，应该尽力支持白求恩同志，不妨先搞得小点，搞好点。并且决定先在松岩口后方医院进行试办。于是，白求恩同志连日赶拟了一个创建模范医院的“五星期计划”。为了创建模范医院，军区还派了人，到平津一带去采购必要的建设器材、医药用品等。
松岩口全村的群众也都忙碌起来了。有的整理环境卫生，有的动手盖简单的手术室，有的在庙堂里开窗户，妇女们自告奋勇动手缝制被子和枕头。白求恩同志更忙。他除了象平时一样，给伤员动手术，进行治疗外，还夜以继日地画制图样，指导木工做病床、担架，告诉锡匠怎样打探针、镊子、钳子等，向铁工解释托马氏夹板的制造方法。只见他有时活跃在洪炉旁，有时出现在木工身边，两手比划着，向工人说明图纸的规格，遇到解释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亲自动手拉锯子、抡铁锤做出样板。人们开玩笑地问他说：“白求恩同志曾经当过工人吧？”
他轻松地回答说：“一个外科医生，应该学会木工、铁工的一切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根据伤员的需要，改进医疗设备！”
训练医生护士的工作同时开始进行。每隔一天，当太阳快要西沉的时候，医务人员盘腿坐在他面前，细心地听他的讲授。他一边在黑板上飞快地画着图，一边讲生理学、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等基本的医学知识。直到太阳沉入山后，山沟里升起了暮霭时，大家才结束学习。
“五星期计划”迅速地进展着。在这些日子里，白求恩同志睡得很晚。我们提醒他要充分地注意休息时，他说：“我休息得很好。我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我要把每一分钟的时间都占据来做重要的工作。”
九月十五日，松岩口这个二百来户的小山村，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模范医院”落成了。
古庙前的广场上挤满二千多人。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边区政府的代表和附近的群众都来参加这个隆重的典礼。聂司令员首先作了重要指示。各方面的代表相继讲话之后，接着是白求恩同志讲话。这一天，他穿着军装，腰里束着宽皮带，臂上佩带着白底蓝字“八路”的符号，当主席宣布后，他整了整风纪扣，正了正帽檐，慢慢地走到讲桌旁边向同志们致以军礼，开始了他的演讲：
“……你们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家的界限能把我们分开。法西斯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敌人。
“他们（指战士）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为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就是死亡、疾病和残废。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招呼员的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他们看作是你的父兄。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要亲切些，因为他们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中，要把他们放在最前头。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从事卫生事业，也简直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对这些同志（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病员）我们只有用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因为他们打仗、受伤是为了我们，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压迫的新中国。……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新中国的诞生。”
会场上充满着国际主义气氛。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为白求恩同志高度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会后，白求恩同志兴致勃勃地带领着来宾参观“模范医院”。这里整齐、清洁，井井有条，虽然因陋就简，但已经粗具规模。每一项设施都凝结着白求恩同志的心血。
通过“五星期计划”的实行，我们的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有了提高。伤员的死亡、残废率减低了，出院的人数增加了。
九月下旬，人们还浸沉在喜悦里。军区参谋处突然来电话说：“有紧急情况，立即准备转移。”原来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部调集了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共五万多人，分成若干路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敌人的矛头直指向军区的首脑机关，野心勃勃地企图一举消灭整个根据地。日寇所到之处，采取极端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斗争十分残酷。我们把这个紧急情况告诉白求恩同志时，他惊愕了片刻，问道：
“伤员怎么办呢？”
“请你放心！军区指示，全部伤病员转移到河北平山。担架民伕已经组织好了，准备立即行动。”
三天时间，我们把伤病员安全地转移到新的地区。白求恩同志也骑着枣红大马和我们一起离开了松岩口村。临走时，他依依不舍地、不时回头看看由他苦心经营了两个多月的“模范医院”，说道：“法西斯强盗多么可恶，竟连一个山沟都不让我们久住。”
一路上翻山越岭，经过许多村庄，虽然面临敌人的“大扫荡”，但是我们的人民异常镇定、斗志十分昂扬，民兵照常在那里放哨练武，儿童团照常在那里站岗检查路条。嘹亮的歌声，到处可以听到。这些事实，深深地感动了白求恩同志。他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现在，我进一步体会了这个论断。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我们到了平山。这时，军区司令部已经到达平山的蛟潭庄。一天，我陪同白求恩同志去见聂司令员。聂司令员首先安慰了白求恩同志，告诉他说：“反‘扫荡’胜利结束了，部队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得到了一批装备。日本强盗采取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绝不能扑灭燃烧在各个根据地的熊熊烈火。他们最终必将为人民的抗日烈火化为灰烬，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战争的结局。”
白求恩同志高兴地回答：“对！很对！战争的结局只能是这样。”话题转到了“模范医院”被烧的情况时，白求恩同志坦率地说：“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敌后要建设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是不够全面的。”
聂司令员说：“是啊！我们是要建设的，问题是敌人不允许我们建设。只有打退了敌人，才能建设你理想中的正规化医院。”
白求恩同志衷心地点点头。他的这种虚心精神，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记得在松岩口时有同志反映白求恩同志性急，白求恩同志听到后说：“性急，不，毋宁说是脾气大。每逢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或者看到别人做事动作慢时，我总是发脾气。我想，我以后再不发脾气了。”当时，他还向翻译同志说：“请你以后经常提醒我这一点。”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才有这种光明磊落的胸襟；只有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战士，才有如此坦率的心地。
这天，聂司令员请白求恩同志吃了饭。他们一边吃着一边谈着，话题从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到中国的抗战，从历史上的英雄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聂司令员说：
“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精神。今后，后方医院的建设，要更加从实际出发，注意内容。”
“完全正确，要从实际出发，讲究内容。”
　　二
白求恩同志在杨家庄的后方医院工作时期，有力地贯彻了“实事求是”这个思想。
杨家庄是个二百来户人家的山村，傍山建房。后方医院的一所就在这个村里。开始时，三百多名伤员，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无论换药和检查伤员都感到很不方便。经我们和老乡们商量，老乡们自动提出来几家合并一院居住，将村东面的民房全都腾出来给医院。他们说：“八路军为了保卫我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这样做是应尽的义务啊！”全村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地腾空了房屋，还用白土将空房刷了一番，连村子里的街道，也垫平加宽。杨家庄顿时出现了新面貌。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建立“特种外科医院”。这个医院的特征，首先是充分依靠群众进行建设。病室里需要的桌、椅用具，都是向群众借用的；病房的铺草也是群众供给的；手术台是用两张八仙桌拼搭成的；手术室、治疗室都设在民房里。虽然因陋就简，但是经过整理、粉刷和消毒，并不亚于松岩口的“模范医院”。医院还吸收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护理工作。伤病员换下的衣服和纱布、绷带，由村里的妇救会员负责洗濯。医院的警卫工作由村里的民兵担任。医院呢，免费给老乡治病，不但供给药品，连老乡住院期间膳食都由医院负担。军民关系宛如鱼水一般。
这种军民同心协力办医院的情况，促使白求恩同志考虑一个问题：怎样改变医院的管理方法。
有一天，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由医院的领导者、医务人员代表、群众代表和伤病员代表等联合建立管理机构，共同商讨决定医院的重大事情，定期检查工作，使医院组织和地方组织完全融合在一起。
他兴致勃勃，因为他多少年来出生入死地追求真理，追求他理想中的医疗制度。现在他在北中国的山村里看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医院的诞生，虽然简陋，但它是和人民有血肉关系的。他看到了全民的医疗制度在山村里冒头，虽然还是萌芽，但它是有充沛的生命的。他以极大兴奋的心情草拟了个民主管理医院的计划。院部领导经过研究后，告诉他说：“这个精神很好，符合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这个管理机构不妨把它叫做医院‘院务委员会’。”
白求恩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院务委员会吸收了村长、党支部书记、群众代表、伤病员代表为委员，村长担任医院的副院长，党支部书记担任医院的副政委。每个星期，“院务委员会”召集一次会议，检查优缺点，安排工作。每次会议，白求恩同志都亲自参加。他曾说：
“过去，关于改进医务工作方面，我说的很多，但我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为了阶级弟兄的健康，今后，让大家共同来出主意吧。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制度，真正的民主制度。”
他还说：“我们应该常常检查工作，寻求方法，改进工作。假若不如此，就是不懂辩证法，也不能成为布尔什维主义者。”
从此，医院的各项制度更加健全了，医院和村里群众的协作更加密切了。群众不但参加医院的管理，分担医院的勤务，还协助医院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伤员入院时，群众主动组织慰问队，到病房慰问，伤员出院时，军民联合开大会欢送。许多伤员离院时，感动地说：“我们重返前方后，只有努力杀敌，来报答大家的热心关怀，来报答白求恩同志给予我们的治疗。”
特种外科医院里另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举办实习周，训练各军分区后方医院的医务骨干。白求恩同志考虑到，作为一个外国的医生，纵然能亲自为抗战做出一些事情，毕竟还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在这同时，尽快地帮助八路军的同志，提高技术，训练人材。只有中国的同志自己掌握了技术，那么，即使有一天，他离开了中国，中国的同志们仍然能够掌握良好的医疗技术。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实习周开始了。参加实习周的同志共二十三人，大多是第一、第三军分区和三五九旅卫生部的部门领导骨干和各后方医院的外科主任和医生。
白求恩同志规定，实习科目应该包括从招呼员、护士到医生的全部内容。大家不分职别、年龄，一律轮流担任各项职务。第一天，先由一部分同志担任招呼员，到病房去打扫，为伤员端屎端尿，洗脸、剪指甲。第二天，原来当招呼员的，调任护士，为病人换药、洗澡、上夹板等；原来当护士的调任医生；原来当医生的去当招呼员。白求恩同志谆谆告诫大家说：“上药，动手术，给病人洗澡，每一件工作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叫做好的技术，不正确的做法叫做不好的技术。你们必须学会好的技术。”
白求恩同志对待工作是非常严格的。在病房里，他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绝对地肃静，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去，稍有疏忽，他就不客气地批评。他常说：“病房的工作人员，不能将手插在兜里，要将两手伸出来，做随时准备的姿势。这里没有旁观者。”事实确是如此。就连他的翻译同志，也不是手术室的“旁观者”。白求恩同志让他学习麻醉技术。每当做手术时，他一身二任，既是翻译，又是熟练的麻醉师。
实习周期间，每个学员都轮流做三到五个手术。每次手术开始时，白求恩同志首先对医生进行详细考问，答对了，便让动手。答得不对，他立刻指着预先绘出的图谱，告诉你怎样切开，怎么缝合等。手术完毕后，他毫不例外地让你开十个处方，然后由他一一进行修改。同时，他自己也开出十个处方，让大家学习比较。
除了病房实习，临床讲解以外，每天晚上，白求恩同志还给大家讲课，讲各种骨折牵引法，讲离断术……。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理论联系实际。短短的七天实习，每个同志都感到收获很大。临走时，代表们去向白求恩同志告别。他满脸笑容，亲切地说：“这七天里，你们也许会说我太严格了吧！可是，同志们，医疗工作必须如此，不应有丝毫的马虎。否则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又发动“冬季大扫荡”。广灵到灵丘的公路上，敌人的运输十分频繁。切断这条敌人的补给线，对粉碎敌人进犯晋察冀、晋西北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接到了王震旅长的信，要我们和白求恩同志在第二天务必赶到前线，执行疗伤任务。时间已是下半夜一点多钟，杨家庄离前线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里路程，沿途崇山峻岭，崎岖小路，行走非常困难。这时白求恩同志已经入睡。我们为了照顾他的休息，没有立刻通知他。等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已是后半夜三点钟了。我们叫醒了白求恩同志。他听了情况后，不加思索地说：“我完全服从王旅长的命令，现在马上出发。”
雁北酷寒，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山头上山谷里白茫茫地盖了一层雪，呼呼的西北风迎面刮来，夹着雪花，简直叫人眼都睁不开。
我们一行骑着马，牵着药驮子，经过绵延不绝的高山和山谷。
这一天，我们翻过五座山，遇到山路陡险冰雪滑蹄的地方，马不能走，我们只好下马步行。一路上，除了中午在一个村里，向老乡要了点开水，吃了一点干粮外，一直是马不停蹄地赶路。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才到达旅司令部。王震旅长见了白求恩同志很高兴，连连说：“辛苦了，辛苦了！”
白求恩同志一进门就问：“我们的阵地在哪儿？快领我们去。”
“战斗没有打响，现在先休息，明天早晨五点钟出发。”王震旅长说。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了叫黑寺的小山沟里。这里，离开广灵、灵丘公路前线阵地只有十二里路。我们的手术室就布置在一座庙里。头顶罩着白布单，手术台旁燃起了熊熊的炭火，白求恩同志穿着白色工作服，扎着橡皮围裙，和我们一起，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焦急地不时走到庙门口去了望有没有担架到来。下午一点多钟，第一批伤员到达黑寺，我们立刻投入了战斗。手术室里除了钳子、剪子轻微的叮当声，和白求恩同志短促的指示声外，显得紧张而又安静。伤员一批接着一批到来，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进行，白求恩同志全神贯注，简直连吃饭都忘了。我们几次劝他休息，他说：“伤员的生命要紧，我少休息一会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上午，天空传来一片嗡嗡声，四架敌机盘旋在我们的上空。“轰！轰！”敌机投弹了，气浪冲激，手术台上的帐顶哗哗乱动。我们劝白求恩同志去隐蔽。他坚定地说：“前线的战士，能不能因为空袭而停止作战？不！我们的战斗岗位是手术台，离开手术台就是离开阵地，要坚守阵地。”说着，仍继续进行手术。
伤员逐渐增多，山沟里显得有些混乱。敌机发现了目标后，疯狂地轰炸。突然，轰的一声，小庙仿佛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接着哗啦一片尘土落在手术台旁。一个炸弹落在庙后四十米的地方，庙的后墙被震塌了。
我们都为白求恩同志的安全担心。旅政治部的同志再一次劝说：
“白求恩同志，赶紧隐蔽一下吧，我们要为你的安全负责！”
白求恩同志巍然不动地说：
“闹革命就不能先顾个人的安全。同法西斯作战，就不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只有消灭法西斯，才有可靠的安全。共产党员不能首先为个人的安全着想。”
白求恩同志正气凛然的语言，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心情更加平静，大家只有一个念头，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白求恩同志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先后给七十一个伤员做了手术。转移到了下寺湾后，他又逐个给伤员检查伤口，发现治疗效果非常好。百分之八十五的伤员情况是良好的。他十分兴奋地对我们说：“这一次治疗，比我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疗效高多了！可见，时间就是力量，时间就是阶级兄弟的生命！”
他又兴奋地说：“医生坐在家里，等待病人来扣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后的战斗口号是：到前线去，到伤员那儿去。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那儿去！”
从此，白求恩同志就考虑如何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的问题。他考虑到游击战争流动性较大，而且又没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唯一的工具就是骡子和小毛驴。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要实现“哪里有战斗到那里去”的口号，必须有一系列的措施。在高度革命精神和高度创造精神支配下，他草拟了“战地流动医疗队”的组织和配备表。医疗队包括十个人，其中医生三人，麻醉师一人，手术室护士一人，勤务员、饲养员各二人，炊事员一人。携带的器材包括一个手术室、一个包扎室和一个药房的全部必需品，这些用品足够施行一百次手术，五百次包扎之用。这些用品只用两头骡子来驮运。其中一个驮筐比较简单，和老乡常用的驮筐差不多，专门用来装敷料。另一个驮子是他专门设计的，外形象一座桥，用木板做成的。“桥”顶上装各种外科用的夹板。“桥”的两旁是两个箱子，打开箱门，里边各有三个抽屜，每个抽屜里又有若干小间隔，里面装各种手术器械和药品。应用的时候，把“桥”从骡子背上搬下来，放到手术室，取下箱子门，盖在“桥”顶上，这就是一个“换药台”。他给它起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叫“芦沟桥”。一方面，因为它的外形象桥，另一方面因为是在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时设计的，所以叫“芦沟桥”。
我们看了他的设计后，个个赞扬说：“白求恩同志的创造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他回答说：“不，这不是我的创造，我是从群众那里偷来的。是群众的粪驮子启发了我。毛泽东同志说，要先当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这就是我设计‘芦沟桥’的关键所在！”
一九三九年的春天，保卫冀中根据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白求恩同志奉命，立即组织了一个“东征医疗队”深入冀中平原配合战斗，开展医疗工作。我们暂时分手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把严格的作风和所学到的技术永远在实际工作中保持和发扬，再见！”
在和白求恩同志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不但在医疗技术上得到良好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从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到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从马德里保卫战到中国的抗日战场，这种高度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本文作者是当时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原载《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本报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