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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06-17 00:00 |
《不夜城》歪曲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文艺组座谈会摘录
第6版()
专栏：
《不夜城》歪曲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文艺组座谈会摘录
没有斗争的五反斗争
乔之：
影片《不夜城》表面上虽然着重反映五反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可是，实际上却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和平改造”，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真实。
五反运动是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但影片没有表现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张伯韩只不过在加工订货方面有一点点“五毒”行为而已。请问，如果是那样，我们的五反运动，还有什么必要呢？影片在表现社会主义改造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歪曲了当时的现实。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对民族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工商业资本家却趁机大肆进行非法活动。他们大量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以达到他们大发横财的目的。北京有一家文具商店，兼营测绘仪器。在北京解放前夕，货架上面空空如也，已经临近破产了。解放后不久，这个资本家钻了国家的空子，竟一本万利，暴发起来。当时国家需要大量测绘仪器，各地派来许多采购人员。这个资本家看到有油水可捞，就耍起手腕来了。他先不和你谈生意，而是请你下饭馆，上剧院，给你送东西，然后才谈买卖。“吃人家东西嘴软，拿人家东西手短”，有些品质不好的采购人员被拉下水以后，他就漫天开价了。再说他家的仪器，很多都是从夜市上用低价收进来的破旧货，稍加修整，就以高价卖给国家，从中牟取暴利。这个资本家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还在店里装了四部电话，搞了两套账（管外账的与他无关，管内账的则是他的贴心人，信得过，靠得住），便于大量偷税漏税，损公肥私。这家仅有两间门面的文具店，一九五○年全年的营业额，竟达四十三亿多元（旧人民币），这个资本家从中牟取的暴利，数字相当惊人。
五反运动，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尝试。《不夜城》却避重就轻，根本没表现进攻何来？猖狂何在？这是在为资本家开脱罪责。
陈露：
看了这部影片所描写的五反运动，对照对照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我觉得相差真有十万八千里！
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运动激烈开展的时候，我在一家银行工作。银行的经理、襄理欺我们不熟悉繁杂的账务，也不相信“大老粗”能管好经济，就从中捣鬼，把账目搞得一蹋糊涂。当时我们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工作队，跟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要他坦白交代问题。可是他把两手一摊，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某人做事光明磊落，没什么好交代的，有账可查嘛，你们为什么不去查？”这明明是欺负我们，大伙儿气极了，咱们劳动人民掌握了印把子，就不能管好经济？憋着一肚子气，大伙儿不分白天晚上地干，把账目搞清楚了。可是资本家在铁的事实面前，还是百般狡赖，你挤一点，他说一点；不挤他就不说。三反五反运动，真是一场激烈复杂的斗争，咱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影片里，却根本看不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工会委员沈银弟先是把动员坦白的任务推给资本家的女儿张文琤；后来算是亲自出马了。我们看到三两个工人代表坐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同资本家进行着软绵绵的和平谈判。资本家“泰然地坐着”，工人代表说着不痛不痒的话。和平是真够和平，可是和平到斗争气息都没有了。这象是站起来了的工人阶级么？这象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么？
程长长：
五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参加东单区某联业工会工作。记得我们打的第一炮，是一家大理发馆的老板。那天，我们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地到他店里去了。这个老板呀，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卷，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向他交代了政策，要他坦白交代，这家伙把腿一翘，说：“你们找错门了吧？咱开的是理发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给咱有什么用？偷工减料嘛，咱理发能理一半就让人出去？你们别冤枉好人，去，去，去！”这家伙的猖狂劲儿，把大伙的火逗起来了，想想手头掌握的材料，想想有咱政府给撑腰，就理直气壮地向资本家展开了斗争：“你的情况咱们工人了解得一清二楚，党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休想蒙混过关！”这个狡猾的资本家，在党的政策面前，在群众义正词严的反复斗争下，最后才低头认了罪。
可是，五反运动的胜利，并不是容易的。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手法，真是名目繁多。当时，一般资本家都有两套账。一套是公账，可以见人的；一套是私账，见不得人的，管账的是他的知心人。在五反运动展开的时候，他们竭力收买、拉拢这些人，跟他抱成一团，抗拒交代。咱们做了好多工作，才把这些人争取教育了过来。另一种办法是，资本家不让咱工人参加工会，参加会议。快下班了，他故意给你活，让你脱不开身；有时开会回来晚点，饭也没了，菜也没了，只好饿肚子。老板动不动还以歇工来威胁。咱服务的那个店，老板是我的堂叔父，他见我参加五反运动，真是恨透了。有一次，他干脆上门“问罪”，对我父亲说：“你算养了个好儿子，你儿子好，领头整到我家里来了，真没良心！没有我，你俩早饿死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爷俩的好处！”
可是，影片是怎么表现的呢？工人阶级没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只有乞求和感化。促使张伯韩彻底坦白的灵药，主要是他打了劝他坦白的女儿一下耳光，由爱子之心产生了对不住女儿的悔恨，由女儿的出走引起的精神空虚，直到女儿寄来一封充满“骨肉深情”的信，才坦白交代的；此外，不过是他的妻子景萱说了几句温情脉脉的话。就是这么一点东西，使他呼吸到了新鲜的“晨风”，看见了“发白”的曙光，“一夜”之间就“想通”了。影片编导者把一场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家庭内部；又用人性爱、资本家的自觉来代替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如此，这个资本家在这时就认识到“政府”给他指出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也不愿再背“不法资本家”的臭名声，甘愿俯首请罪，想“立地成佛”了。你看这个资本家多进步，多老实！在五反运动前，只不过做了“加工订货按小厂标准计算成本”这一丁点儿“不良行为”，没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五反运动期间，又这么痛快地交代了问题，既没有顽抗之心，也没有破坏之意。这不是美化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这与当时的基本情况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颜河：
“五反”运动是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一次大暴露，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发动的一次猖狂进攻。可是影片里的张伯韩，却没有向社会主义进攻，他只不过在加工订货方面，有一点不良的行为。就是干了这么一点坏事，也是出于他照顾同行的“仁义”之心，并不是他唯利是图本性的必然表现。影片编导者为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脱，真是挖空心思。
在五反运动中，要资本家坦白，那真是千辛万难。绝大部分资本家都不老实，他们的“五毒”行为，是象挤牙膏一样被挤出来的。五反运动开展的时候，咱在一个装订厂工作。这个厂的资本家，通过对一个出版社干部行贿，一次就把成本加大了好几百元。“五反”运动中，那个干部坦白了，咱手头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可是经过三次动员，两次说理斗争，他还是死命狡赖。在第三次说理会上，他承认了；谁想第二天早上，他又翻案了，说根本没那回事儿，昨天他说的话都不算数。最后我们摆出了大量的检举材料，并且找来出版社那个干部当面对证，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才没话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说明，要想不法资本家彻底坦白交代，需要做许多工作，需要经过面对面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但影片的编导者睁眼不看事实，把大资本家的坦白交代，写得那么轻而易举；把伟大的“五反”运动，歪曲成“没有斗争的五反斗争”，其目的究竟何在？
“和平长入”的和平改造
刘瑞乔：
影片描写资本家所以参加公私合营，是因为咱工人阶级用“人性”感化了他，他良心发现了，内心忏悔了。又因为他女儿的来信劝慰，使他大受感动，就不再愿意“永远背着这个剥削阶级的臭名声”，不再愿意“永远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而自觉要求和平改造了。我看这是天大的谎话。
资本家是怎么接受公私合营的呢？咱说说北京一家汽车修配厂和电机医疗器械厂的情况吧。这两家厂和北京其他私营厂的情况差不多，设备陈旧，质量次，成本高，给国家加工订货，常常拖期。产品出厂了，质量不高、价格昂贵，谁要？厂里的工人看看完不成国家的任务，心里挺着急；加工厂里长期拖欠工资，职工生活有困难，因此，职工迫切希望公私合营。当时厂工会代表工人和资方协商了好几次，反复劝说他们申请公私合营，可是资本家还是舍不得他那几台破机器，舍不得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们推说不合公私合营条件，支支吾吾不肯递出申请书。厂工会召集工人商量，工人说这条件咱可以创造。完不成加工任务，大伙儿就主动加班加点；质量差，大伙儿就开诸葛亮会议集体会诊；工资发不出，大伙儿就主动降低工资，群策群力，把公私合营条件创造得齐齐整整。资本家这一着落了空。这时，资本家的黄金梦也不好做了。经过三反五反，国家控制了资源，只给以一定的利润，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货；厂里工人群众的监督，给上了一道“金箍咒”，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也不好做了。资本家看看发财的路窄得实在不好走了，看看大势所趋，在工人群众反复的说服教育下，在公私合营浪潮的冲击下，才顺水推舟，申请公私合营。这两个厂的情况是这样，北京其他厂的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
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对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实际上是由于我们掌握了印把子，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做是在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影片却把它歪曲成不是由于阶级斗争，而是由于资本家自己的“人性”和“良心”发现的结果，这岂不是歌颂和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麻痹我们工人的斗争观念？可见，编导者所站的立场，和我们工人根本不一样。
田禾：
影片里这样描写：只要工人阶级去乞求，去感化，唤起资产阶级的良心，挖出他们心里的“宝贝”，就能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我看这是胡扯！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带有阶级性的“心”，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心”。资产阶级的“心”，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他们放出“五毒”，猖狂地向我们进攻，这是“良心”？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有些资本家丧心病狂地以烂棉花充当药棉，使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由轻伤变为重伤，变为残废，这是“良心”？影片编导者要我们以“良心”去乞求资本家的“良心”，这是要我们放弃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
资产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高潮的时候，资本家看到大势已去，也敲锣打鼓申请了公私合营。但是他们心眼里是不高兴的，剜了他的心头肉，他会不痛？因此，有些资本家就消极怠工、挑拨离间，想尽办法来拆社会主义的台。咱说说北京一家大饭馆私方经理的事吧。合营以后，他成天优哉游哉，拉拉胡琴唱唱戏，什么事也不干。到了月底，拖欠工资不发。工人去找他，他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唉，咱们是老兄老弟了，地不亲人亲，是我作主，事儿就好办了！可是公私合营了，咱作不了主，你们去问公方代表吧！”他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在公方代表身上，借此煽动工人对公私合营不满，挑拨工人和公方代表的关系，他的心也不死哩！象这类事，扯也扯不完。可是影片里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的时候，怎么说的呢？他说：“难道我们就愿意永远背着这个剥削阶级的臭名声，永远过着那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吗？我们有能耐呀！为什么不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呢？”影片的编导者让这个资本家那样轻易地向我们宣布：他要扔掉剥削阶级的臭名声，宣判本阶级的死刑，庄严地与本阶级决裂；他要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做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绝大多数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但是，我们既没有看到影片中对这个资本家进行过什么阶级斗争和正确的教育，也没有看到他经过什么脱胎换骨的改造，就能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心甘情愿放弃剥削生涯。这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是要我们不用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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