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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现 程秀峰 1965-06-23 00:00

社会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

第2版()
专栏:

  社会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程秀峰
在陕西长安县,你可以到处听到许许多多新人新事。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那样平凡,却显示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丰硕成果。
工分的含义
最近,我们沿着秦岭山麓,傍着潏河流水,访问了这个县的许多公社和生产队,到处看到伴随着上工的钟声,男女社员争相出勤的生动情景。他们只是为了多挣工分吗?不是。在评工记分时,社员们常常这样谦让着:“扣我一分工吧,我中途耽误了一会儿农活!”北里王村有个年轻的姑娘陈秀英,她起早睡晚,和大伙一块拉沙。大伙爱护她,每次悄悄地给她少装些。她发觉了。晚上记工时,她拦住记工员,坚持要给自己少记三分工,直到记工员同意了,她才放心地回家。
社员们在工分问题上为什么会这样“谦让”?原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他们不再单纯地把工分看作是个人收入的标志,而是把它当做参加集体劳动的光荣的纪录,当作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大小的标志。
少陵原上的留村公社有个光明第四生产队。今年春天,全队二十七名女社员在锄麦时,大草用锄除,小草用手拔,麦田里锄得一干二净。她们的任务是锄草,可都挎着个竹篮儿,顺手把麦田里的砖头、瓦块、小石头也拣了出来。
从地里把砖头瓦块拣出去,这事早在一九五九年队干部就注意到了。由于社员们拆旧房、换新房,把旧墙土送进地里作肥料,难免不混杂些砖瓦块。那时,队委会规定,每拣五十斤砖瓦块,就记一个劳动日,后来,又改成按面积记工和按时间记工。然而,这个办法一直实行了五年,地里的碎砖破瓦还是拣不干净。
任何好的制度都是靠人们的自觉劳动来执行的。如今,社员们的觉悟提高了,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就更加自觉了。锄麦的女社员主动提出:用不着专门派这项工了,省下劳力送粪犁地去。她们说:“我们蹲下锄草,还能把砖瓦块从指缝里漏走?”果然,她们连指头大的瓦块也不放过。从此,社员们不要额外工分报酬,把这项活捎带地干了。
“集体”之间
内苑公社东王三队的社员郭元广,与外社的生产队签定出售红薯秧的合同回来了。队长张志杰问他啥价钱,他回答说:“平均每苗五厘五毫钱。”这个价钱合理不合理呢?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高了,有人说低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认为一家愿卖,一家愿买,价钱能攀多高就应该攀多高。“咱们还要靠红薯秧赚钱给队上买牛买马呢!”
队委会决定发动全体社员讨论这件事。经过一番争论,大家认识到: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对自己队有利,也不能让兄弟队吃亏呀!于是,几十个社员坐在一起,一笔一笔地核算薯秧的价格:薯种值多少钱,育苗合理损耗是多少,需要多少柴火、多少工,……。核算的结果,每苗秧值三厘九毫钱。这就是说,按现在的价钱一苗秧多一厘六毫钱,出售二十万株秧苗,要多收兄弟队三百二十多块钱。一笔账,两种算法,把东王三队的社员觉悟提高了一步。怎么办?大家一致公推郭元广重返兄弟队修改合同,主动地把价格降下来。
类似的故事,在长安县的农村里,处处可闻,比比皆是。
细柳公社姜仁大队的一位社员,受队上的委托把一匹马卖给了户县涝店公社东曹大队。人们曾经怀疑过这匹马有过传染病,而去卖马的社员竟忘记把这一点告诉对方。于是,大家为此担起心来:“果真有病,可害了兄弟队一槽耕畜!”大队专门召开管委会研究了这件事,决定立即再派这个社员到东曹大队去,除了道歉之外,特意告诉对方这匹马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要马,这边照数把钱退回去;如果要马,建议兄弟队先隔离喂养,重新检疫。两天以后,这个社员拿到了没有传染病的检疫证明回来了,大家才放下心来。
出售红薯秧、买卖马匹,等等,这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普通事情。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广大社员心目中的“集体”是越来越大了。
以国为怀
“咱们依赖国家,国家又依赖谁呢?应该自力更生,支援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这个道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了。
罗汉洞、东大村、滦村三个公社地处高冠河与澧河汇流的地方,经常遭受洪水的威胁。一九六三年,国家支援了八万元帮助他们修河堤。那时,这三个公社的干部和一些社员还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三个公社联合起来,修了五个月,才修成了五里多长的两段石堤。去冬今春,国家给东大村公社拨款两万多元继续修堤。当时,这个公社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员们重新讨论了修堤的问题。贫农下中农社员说:修堤,是咱们自己的事,国家支援咱们,咱们要更多地想到国家。最后一致认为,技术工人就是本社的工匠,可以不要国家的工资。镐头、铁锨、抬筐,从自己家里拿,抬石头可以不用铁丝,就地割藤条来代替,凡能为国家节省的钱,哪怕一文也要节省。结果,只用了两千多元买了自己办不到的水泥等建筑材料,三个多月功夫,就修成了长达十二里的石堤,多余的钱退给了国家。附近的滦村公社,学习了东大村自力更生的精神,提出了不要国家贷款,只二十天,也修成了十一里长的石堤,工程和规模都超过了以往。社员看到了那城墙一般的河堤,都把它叫做“社教堰”,他们高兴地说:“这是革命的果实,要按早先的想法,多花了国家的钱,半年说不定还完不了工哩!”
我们在访问中,深切地感到,长安县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广大社员,已经把他们的生产活动同国家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用篓条编筐是斗门公社牛角大队的一项副业生产。去年秋季这个大队和西安高压电瓷厂挂上钩,为这个厂生产包装用筐。这样,这项副业很快发展了。拿第六生产队来说,开始只筹划了七十多元资金购买篓条子,一个多月,收入就增加到一千多元。
筐子销路畅了,编筐人员也随着扩大,有的新手技术还不够熟练,做出的筐子不合规格。这个队每次向工厂交去的三五百只筐子,总要被退回三五十只。于是,有的社员埋怨工厂检验过严。他们说:“叫人拉去又拉回,得花多少劳力呀!”有的说:“返工得浪费多少条子、多少工!”很多社员反对“检验过严”的说法,他们把退回的筐子摆在一起,指着一个一个筐子的毛病说:“这些退回的筐子,质量就是有问题。”
贫农潘存寿经常到工厂去送货。他给大家又是鼓气,又是说明道理:“依我看,咱们的筐子可不简单,里面装的高压电瓷,行走全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被退回来一只筐子,虽然要少收入一块五角钱,可是一只被侥幸验上的不合规格的筐子,装货出了事故,那里面却是几十块、百十块的东西,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该是多么大的损失!”他还介绍了工人老大哥对自己产品要求严格的精神。他的话深深感动了社员们。以后,他们就将每次退回的筐子拿来作教材,大家找原因,共同改进。终于使次品率下降到百分之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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