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

第2版()
专栏：

　　社会主义教育的丰硕成果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程秀峰
在陕西长安县，你可以到处听到许许多多新人新事。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那样平凡，却显示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丰硕成果。
工分的含义
最近，我们沿着秦岭山麓，傍着潏河流水，访问了这个县的许多公社和生产队，到处看到伴随着上工的钟声，男女社员争相出勤的生动情景。他们只是为了多挣工分吗？不是。在评工记分时，社员们常常这样谦让着：“扣我一分工吧，我中途耽误了一会儿农活！”北里王村有个年轻的姑娘陈秀英，她起早睡晚，和大伙一块拉沙。大伙爱护她，每次悄悄地给她少装些。她发觉了。晚上记工时，她拦住记工员，坚持要给自己少记三分工，直到记工员同意了，她才放心地回家。
社员们在工分问题上为什么会这样“谦让”？原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他们不再单纯地把工分看作是个人收入的标志，而是把它当做参加集体劳动的光荣的纪录，当作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大小的标志。
少陵原上的留村公社有个光明第四生产队。今年春天，全队二十七名女社员在锄麦时，大草用锄除，小草用手拔，麦田里锄得一干二净。她们的任务是锄草，可都挎着个竹篮儿，顺手把麦田里的砖头、瓦块、小石头也拣了出来。
从地里把砖头瓦块拣出去，这事早在一九五九年队干部就注意到了。由于社员们拆旧房、换新房，把旧墙土送进地里作肥料，难免不混杂些砖瓦块。那时，队委会规定，每拣五十斤砖瓦块，就记一个劳动日，后来，又改成按面积记工和按时间记工。然而，这个办法一直实行了五年，地里的碎砖破瓦还是拣不干净。
任何好的制度都是靠人们的自觉劳动来执行的。如今，社员们的觉悟提高了，对待劳动的态度也就更加自觉了。锄麦的女社员主动提出：用不着专门派这项工了，省下劳力送粪犁地去。她们说：“我们蹲下锄草，还能把砖瓦块从指缝里漏走？”果然，她们连指头大的瓦块也不放过。从此，社员们不要额外工分报酬，把这项活捎带地干了。
“集体”之间
内苑公社东王三队的社员郭元广，与外社的生产队签定出售红薯秧的合同回来了。队长张志杰问他啥价钱，他回答说：“平均每苗五厘五毫钱。”这个价钱合理不合理呢？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高了，有人说低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认为一家愿卖，一家愿买，价钱能攀多高就应该攀多高。“咱们还要靠红薯秧赚钱给队上买牛买马呢！”
队委会决定发动全体社员讨论这件事。经过一番争论，大家认识到：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对自己队有利，也不能让兄弟队吃亏呀！于是，几十个社员坐在一起，一笔一笔地核算薯秧的价格：薯种值多少钱，育苗合理损耗是多少，需要多少柴火、多少工，……。核算的结果，每苗秧值三厘九毫钱。这就是说，按现在的价钱一苗秧多一厘六毫钱，出售二十万株秧苗，要多收兄弟队三百二十多块钱。一笔账，两种算法，把东王三队的社员觉悟提高了一步。怎么办？大家一致公推郭元广重返兄弟队修改合同，主动地把价格降下来。
类似的故事，在长安县的农村里，处处可闻，比比皆是。
细柳公社姜仁大队的一位社员，受队上的委托把一匹马卖给了户县涝店公社东曹大队。人们曾经怀疑过这匹马有过传染病，而去卖马的社员竟忘记把这一点告诉对方。于是，大家为此担起心来：“果真有病，可害了兄弟队一槽耕畜！”大队专门召开管委会研究了这件事，决定立即再派这个社员到东曹大队去，除了道歉之外，特意告诉对方这匹马的情况，如果他们不要马，这边照数把钱退回去；如果要马，建议兄弟队先隔离喂养，重新检疫。两天以后，这个社员拿到了没有传染病的检疫证明回来了，大家才放下心来。
出售红薯秧、买卖马匹，等等，这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普通事情。但是它却告诉我们，广大社员心目中的“集体”是越来越大了。
以国为怀
“咱们依赖国家，国家又依赖谁呢？应该自力更生，支援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这个道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了。
罗汉洞、东大村、滦村三个公社地处高冠河与澧河汇流的地方，经常遭受洪水的威胁。一九六三年，国家支援了八万元帮助他们修河堤。那时，这三个公社的干部和一些社员还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三个公社联合起来，修了五个月，才修成了五里多长的两段石堤。去冬今春，国家给东大村公社拨款两万多元继续修堤。当时，这个公社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员们重新讨论了修堤的问题。贫农下中农社员说：修堤，是咱们自己的事，国家支援咱们，咱们要更多地想到国家。最后一致认为，技术工人就是本社的工匠，可以不要国家的工资。镐头、铁锨、抬筐，从自己家里拿，抬石头可以不用铁丝，就地割藤条来代替，凡能为国家节省的钱，哪怕一文也要节省。结果，只用了两千多元买了自己办不到的水泥等建筑材料，三个多月功夫，就修成了长达十二里的石堤，多余的钱退给了国家。附近的滦村公社，学习了东大村自力更生的精神，提出了不要国家贷款，只二十天，也修成了十一里长的石堤，工程和规模都超过了以往。社员看到了那城墙一般的河堤，都把它叫做“社教堰”，他们高兴地说：“这是革命的果实，要按早先的想法，多花了国家的钱，半年说不定还完不了工哩！”
我们在访问中，深切地感到，长安县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广大社员，已经把他们的生产活动同国家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用篓条编筐是斗门公社牛角大队的一项副业生产。去年秋季这个大队和西安高压电瓷厂挂上钩，为这个厂生产包装用筐。这样，这项副业很快发展了。拿第六生产队来说，开始只筹划了七十多元资金购买篓条子，一个多月，收入就增加到一千多元。
筐子销路畅了，编筐人员也随着扩大，有的新手技术还不够熟练，做出的筐子不合规格。这个队每次向工厂交去的三五百只筐子，总要被退回三五十只。于是，有的社员埋怨工厂检验过严。他们说：“叫人拉去又拉回，得花多少劳力呀！”有的说：“返工得浪费多少条子、多少工！”很多社员反对“检验过严”的说法，他们把退回的筐子摆在一起，指着一个一个筐子的毛病说：“这些退回的筐子，质量就是有问题。”
贫农潘存寿经常到工厂去送货。他给大家又是鼓气，又是说明道理：“依我看，咱们的筐子可不简单，里面装的高压电瓷，行走全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被退回来一只筐子，虽然要少收入一块五角钱，可是一只被侥幸验上的不合规格的筐子，装货出了事故，那里面却是几十块、百十块的东西，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该是多么大的损失！”他还介绍了工人老大哥对自己产品要求严格的精神。他的话深深感动了社员们。以后，他们就将每次退回的筐子拿来作教材，大家找原因，共同改进。终于使次品率下降到百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