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动植物

第5版()
专栏：

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动植物
陈祖甲
中国同非洲的友好交往，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国历代古籍中有许多关于非洲各方面情况的记载。目前所见的我国古籍关于非洲动植物的记载，以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两书为最早。这两部书对摩邻（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拨拔力（今索马里的柏培拉）两地的风俗习惯和物产作了一些介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里有牛、羊、马等常见的牲畜，以及象、鲸、鹘等动物。至于植物，则提到一种莽。
到了宋代，由于海上贸易不断扩大，关于非洲动植物的记载也就随之增多。比如，北宋李石在《续博物志》中写道：拨拔力“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这是我国对非洲长颈鹿的最早记载。
在宋代记载非洲动植物的古籍中，要算《诸蕃志》最为详尽。该书作者赵汝适是南宋时在福建泉州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吏。他根据外商和水手所谈的材料，并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其书三分之一取材于同代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写成这本专讲外国情况的书籍。《诸蕃志》弼琶罗（即柏培拉）条中记载：有一“兽名俎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据考证，这也是长颈鹿（阿拉伯语称Zarafa，译音俎蜡发）。赵汝适还写到弼琶罗的另外两种动物。一种是“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另一种是“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的骡子。从形态特征上看，这是鸵鸟和斑马。至于今索马里的东北海岸，包括索科特拉岛在内，书中称为中理国。赵汝适写道：那里“水出瑇瑁、龙涎”。瑇瑁即属于爬行类脊椎动物的玳瑁。龙涎又称阿末香，为抹香鲸肠内的分泌物，是一种香料。赵汝适更详细地记载了中理国出产的鲸鱼及其用途。
《诸蕃志》中还比较着重于热带特有动物的记载。诸如：勿斯里（即埃及）的江（即尼罗河）中有河马和白犀，它们“时登岸啮［niè聂］草，见人则没入水”；木兰皮（即马格里布）“产胡羊”；默伽腊（当时以摩洛哥为中心的阿尔莫拉维王朝）“海水深十二丈，产珊瑚树”；昆仑层期（即马达加斯加岛和附近的东非海岸）“有大鹏”，等等。
《诸蕃志》中记载的非洲植物则有：木兰皮的麦、瓜、桃、榴、莴苣；弼琶罗的木香、没药；中理国的血竭、芦荟、乳香；层檀（即桑给巴尔）的黄檀香等等。
在宋代，层檀曾有使者来中国，元代的旅行家汪大渊也曾到过层摇罗（即桑给巴尔），因而《宋史·层檀传》及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关于桑给巴尔的记载，比《诸蕃志》更详尽些。《层檀传》中说，那里“食有鱼，畜有绵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驼（即骆驼）、马、犀、象”等。此外，还有稻、麦、粟、木香、血竭、阿魏、没药等植物。《岛夷志略》中说，那里出产“龙涎、象齿”，人民结绳作网，“取禽兽为食”。
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中非友谊史中辉煌的一页。随从郑和出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了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包括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伐）、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附近）和剌撒（有人认为它为索马里泽拉的误译，有人则认为它是在埃塞俄比亚马萨瓦的东南地方）等地。书中所记载的动物除了前面所说的牛、马、羊、骆驼、犀牛、抹香鲸之外，还有狮子、金钱豹、麂、马哈兽、花福禄、驼鸡等等。据考证，其中马哈兽即大羚羊，花福禄即斑马（为索马里语Faro的译音），驼鸡即鸵鸟。费信所记录的这些国家的植物，除了上面已见到的乳香、没药、檀香之外，尚有卜喇哇的葱、蒜等等。
从以上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到，随着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中国古籍对非洲的记载也就日见丰富。这些记载增进了当时中国人民对非洲的了解，说明中国同非洲人民之间自古就有情谊和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