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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08-28 00:00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苏加诺总统的演说

第4版()
专栏:

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苏加诺总统的演说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苏加诺总统十七日在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二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演说的全文如下:兄弟姊妹们,
请铭记在心,请牢牢记住,今天是独立宣言二十周年!今天正好是二十周年!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就在二十年前的今天,我们——苏加诺和哈达——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发表神圣的八月十七日宣言,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我在讲话的结尾说了这段话:
“我们现在已经独立了。再也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连接在一起的另外的纽带。从这一时刻起,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一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持久和万古长青。如果真主允许的话,愿真主为我们的独立祝福!”
今天,在这个时刻,我感到我的心同我的人民的心,同我的国家的心,同革命的心融合在一起。我的思想和感情同所有热爱和保卫我们的诞生地印度尼西亚的人的思想和感情融合在一起,不论他们是在从沙璜到马老奇,从班达亚齐到苏加诺门的城市里还是村庄里,山区里还是海岸上,并且也同今天在地球五大洲各地站在岗位上的我们的爱国的姊妹们和兄弟们的思想和感情融合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名字不是苏加诺,不是苏班德里约,不是阿里,不是伊达姆,不是艾地,不是达达普也不是瓦鲁,不是苏托也不是诺约,不是萨里纳也不是法蒂玛——今天我们的名字是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干什么的呢?今天我们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部长,不是公务人员也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也不是渔民,不是大学生也不是艺术家,不是学者也不是新闻工作者——今天我们是爱国者!加托特卡贾式的爱国者!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事业——不仅仅是今天,而且是从今以后——我们的事业不单纯是政治,不仅仅是经济,不仅仅是文化,不仅仅是科学,不仅仅是军事——我们的事业是独立!
确实,我们感激赐福于我们大家的万能的真主,因此我们今天也赞美真主的伟大。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
兄弟姊妹们,和我同命运共患难的人们,我的战友们,
如果我们今天感到激动,如果我们今天流下了眼泪,请不要感到难为情。我不感到难为情,我感到自豪,我们由于对国家的无限的热爱而激动。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爱国主义的眼泪。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谩骂我们,嘲弄我们,嘲笑我们,那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这些人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就是这些人为了这个世界的最神圣的理想——全人类的独立和自由——有足够的勇气活着,也有足够的勇气去死。
独立二十年是革命锻炼的二十年
让它渗入你们的思想,让它渗入你们的精神,请想一想这个事实:我们已经独立了二十年。在历史上二十年意味着什么呢?这要看,兄弟姊妹们,这要看我们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的贡献!只要我们暮气沉沉,只要我们的精神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屈服为历史所支配,而不努力来争取成为历史的缔造者,那就别说二十年,甚至二百年,然而是暮气沉沉的二百年,这样的二百年将好象什么也没有似的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是的,似乎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我们进行抵抗,战斗,破后再立,破坏后再建设,想象和创造的时候,只要我们具有神鹰和雄牛的精神,只要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战士,正如我们在这二十年所证明的那样,那就别说二十年,就是两年,然而是作出这样巨大努力的两年,这样的两年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上,将被当作效法的榜样。
我们是真的适宜地、合适地度过了刚刚过去的二十年吗?
世界经历了许多革命。其中最伟大的革命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那些革命早在我们的革命之前就发生了,那些革命先于我们的革命。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到今天为止产生的结果,那我不仅不对我们的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不感到害羞,而且我足够大胆地——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革命确实是伟大的!
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不认为金钱或财富是最宝贵的财产。对我们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财产。而在人的身上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觉悟。觉悟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许多不同的觉悟中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觉悟。就这种政治觉悟而言,在过去二十年受到革命锤炼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真正值得我们自豪。印度尼西亚人民很幸运,没有受到这样的资产阶级精神的熏陶:“尽你的一切力量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任何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印度尼西亚人民还很幸运没有受到这种机会主义精神的教育:“真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反殖民侵略战争中有这么多受害者倒下去,别让战争再爆发”。
然而,兄弟姊妹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倘若我们能够自己作出抉择,我们应该如何度过那二十年,你们应该回答:“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愿意就象过去这二十年那样再过这二十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心就应该是这样!
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歌:
诞生在
暮气沉沉、没精打采岁月中的人
永远记不起他们走过的道路。
我们,英勇岁月的儿子……
却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情。
是的,我们是英勇岁月的儿子。我们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儿子,我们是可怕的威力强大的风暴的儿子!我们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民族!我们锻炼自己!我们锻炼我们的时代!
我希望同另一位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一起怀着敬意地说:
啊,生命——
您的热情,您的脉搏,您的力量
是决不可能被压制下去的。
任何人、任何女神、任何妖魔鬼怪都压制不住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脉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意志。我们有决心,因此,我们就能够做得到。二十年前,我们决心要独立,因此,我们就能够独立。今天,我们决心要捍卫我们的独立,因此,我们就能够捍卫我们的独立!
过去二十年,我们一直体面地生活(这是就这些字眼的最深刻的意义来说),就象人们本来应该生活的那样。以后,我们是否能按照我们应当生活的那样,作为战士而体面地生活,这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事情。斗争是永远不停的。对一个战斗的国家来说,前进是无止境的。我们不应当半途而废。不仅因为我们应当完成我们已经开始做的事情,而且因为停止斗争是同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天性完全不相容的。裹足不前是可耻的,丢人的。后退意味着毁灭,裹足不前就是完蛋。我们只有一个口号:永远前进,决不后退!
今天,我想向我的人民、向全世界、向创世主报告一下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作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分子的我在这二十年的历史时期所作的一切努力。由于我在这二十年的期间里从未离职,由于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喉舌,在每年八月十七日都担任说明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的态度和立场的发言人,请允许我引用我在每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六四年总共二十次讲话——中的一些片断。这些讲话是一条一直贯穿下来的红线。
一九四五年
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真正把我们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国家只有有足够的勇气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够屹立于世。”
一九四六年
在我发表的《一旦独立,永远独立!》的演说中,我提出了“我们爱和平,但是我们更爱独立”的口号。
一九四七年
在我发表的《排除障碍》的演说中,我强调指出:“我们不想被打垮。因此,我们就还击……在荷兰人进攻以后……他们开始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化和分裂的政策……因此,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必须‘团结一致,掌握政权!’”
一九四八年
在我发表的《整个群岛洋溢着共和国精神》的演说中,我宣布:“独立并不会使种种问题就此结束,独立倒是会引起种种问题,但是独立也开辟了解决那些问题的道路。只是由于没有独立才没有解决种种问题的道路。……我们的房子被包围了,他们想毁灭我们的家园。……团结起来!殊途同归。如果我们想团结一致,我们肯定就会团结一致!”
一九四九年
在我发表的《保持神鹰精神》的演说中,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万事圆满的境地,我们仍旧处在一种过渡时期——要保持神鹰的精神!”
一九五○年
在我发表的《从沙璜到马老奇》的演说中,我指出:“不要以为我们大家把三色旗扯了下来就是贡献了足够的力量了。只要在东歪西斜的房子里还有悲叹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完成!竭尽全力,继续战斗下去。”
一九五一年
我在《争取安宁、幸福》的讲话中说:“愿你们自己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调和一致,能够非常适当地配合起来,愿你们自己的利益不要驾乎公众利益之上!”
一九五二年
我在《希望与现实》的讲话中呼吁:“恢复独立宣言的精神……恢复它的真正的实质,即第一、民族独立的精神,……第二、有准备的精神,……第三、团结的精神,……第四、建设的精神。”
一九五三年
我在《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团结的能力,深深扎根于我们印度尼西亚的灵魂中的‘互助合作’的能力,以及建国五项原则的团结力量”的重要性。
一九五四年
我在《遵循自然法则》的讲话中强调:“在原则和行动上,我们将以‘殊途同归’和建国五项原则继续展开反对任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五年
我在《继续飞翔吧,神鹰!》的讲话中提出了五项任务:“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民族团结,……必须清除一切破坏团结的势力,……我们必须在各方面继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继续为扫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而斗争,特别是为收复西伊里安而斗争,我们必须举行大选。”
一九五六年
我在《充实你的生活吧》的讲话中肯定地说:“过去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措施,我们必须继续有足够的勇气来采取革命措施……。不要半心半意,不要动摇,不要半途而废……。我们是一个无止境地前进的‘战斗的民族’。”
一九五七年
我在《决定性的一年》的讲话中说:“印度尼西亚的革命真正是人民的革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和繁荣的社会,一个‘民有、民享’的社会。我们的斗争的整个作法的特点必须继续保持人民的特点……有领导的民主!”
一九五八年
我在《挑战的一年》的讲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一九五八年的人民的觉悟更高了,他们再也不会弄不清楚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他们再也不会弄不清楚谁是忠诚的和谁是叛徒,……谁是真正的领袖,谁是充当外国走狗的领袖,……谁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谁是伪善的领袖,……在象目前这个面临挑战的时刻,我们比过去更加应当重新加强团结……。团结是历史的要求。”
一九五九年
在我的题为《我们的革命的重新发现》的讲话中(这篇讲话后来得到全国的赞同并被批准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治宣言》),我确定了我们的革命“基础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五个基本问题”,即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社会力量,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性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前途,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敌人。
一九六○年
我在《我们革命的进程——象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的讲话中强调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有能力把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联合起来;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是言论和行动上的革命者;绝对有必要贯彻实行土地改革;这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绝对有必要根除一切恐惧病、尤其是恐共病;一切民族力量都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对抗;必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
一九六一年
我在《革命、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和民族领导》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心中充满解除人民疾苦的任务的正义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心中也充满对那项任务负责的精神;我还指出,如果没有下述三点,我们的伟大斗争就不可能胜利,这三点是:革命、民族的进步意识形态和民族的领导。一九六二年我在《胜利的一年》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加强民族阵线的工作,以便制止革命从内部受到腐蚀;我们的革命已达到“靠自力发展”的水平——“在前进的基础上前进,在发展的基础上发展”。
一九六三年
我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回声》的讲话中发出警告说,“如果革命不是不断地进行对抗”,“如果革命不构成一种实际的纪律”,“就没有革命”;需要“各方面的成千上万的干部”;经济宣言必须实施;因为“经济宣言是经济方面的‘政治宣言’”,不得有背离它的行为;我们的世纪是“新兴力量的世纪”;我将采取主动来召开新兴力量会议。
最后在一九六四年
我在我的人所共知的《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讲话中提出了“革命的六个规律”,即革命必须对敌友采取正确态度;它必须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进行;破坏和建设必须同时进行;第一阶段必须首先完成,然后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必须忠于我们自己的革命纲领,即政治宣言;革命必须有支柱,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必须有适当的干部;我还规定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自力更生和文化上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三项有力的原则。
支持一切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就是支持自己
全国的兄弟姊妹们和同胞们,
抱有同样理想的同志们,
从所有这一切可以明显看出——是的,从我们在这二十年中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革命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地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它的前进当然不是容易的,它向着更高水平发展当然不是没有任何牺牲的。
我们尝尽了世界上的所有艰辛和痛苦。打击、冲击、错误、失败和牺牲生命——我们经历了一切事情。我们甚至感谢真主使我们经历所有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肯定会成为我通常称之为癞蛤蟆式的民族或愚蠢的民族的那种民族之一——这样的民族也许希望生存,但是却被生活的困难吓倒了,这样的民族只是想过优裕的生活,它们逆来顺受地吃着好吃的食物,即使这些食物是别人强迫他们咽下去的。噢,不!感谢真主,我们不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不是小草。——我们是一棵榕树!我们不是绵羊——我们是雄鹰,我们是雄牛!
由于我们在这二十年间所受的考验和苦难,由于你们大家在这二十年间所经历的痛苦,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在国际生活舞台上不算数的国家。今天我们是一个既得到我们朋友的尊敬而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害怕的国家。今天我们不仅是一个受到重视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受到极大重视的国家。请看看帝国主义报纸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是怎样变得发狂吧,请看看这些报纸在谈论我们的时候所用的一切恶毒字眼吧!但是也请看看我们朋友的报纸是怎样赞赏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成就的。这证明我们是走着正确的道路!
请允许我在这个讲坛上奉告帝国主义的报纸不要停止反印度尼西亚的宣传,因为这些宣传对我们有好处,对我们有帮助!我感谢那些是我们真正朋友的友好国家的报纸所讲的赞誉的话,这些话鞭策和鼓舞着我们。我希望这些朋友如果看到印度尼西亚的缺点,不厌其烦地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提出批评。
我们的共和国在宣布独立的这个二十周年的时候,从国内外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电报和信件,从国外收到的电报和信件事实上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也愿在这个讲坛上代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人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一切真正鼓舞我们的同情之辞表示谢意。就象过去二十年的情况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将不会不履行它的国际任务——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并且用我们拥有的一切东西来支持一切争取独立的斗争,不管这些斗争是在什么地方进行和由谁进行的,因为,印度尼西亚支持这些斗争,事实上就是支持自己,支持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独立的理想。
今天,我们来自各国的战友和我们一道聚集在这里。他们就坐在我的右边和左边。在座的有来自革命的非洲、来自革命的拉丁美洲和来自革命的亚洲的代表;在座的也有来自欧洲的代表。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兄弟姊妹们,今天我要求你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求你们考虑问题时思路更宽一些。在我们共和国第一个十周年的时候,我曾请你们考虑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会面临什么。现在,我想请你们考虑我们至少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将要面临的问题。
这个独立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确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呢?兄弟姊妹们,原因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民知道如何抓住机会,我们很勇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且巧妙地利用这股势头。如果当时我们信任盟国或者相信日本的诺言,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永远都不会获得独立!我在《建国五项原则的诞生》的演说中不是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小节,因为如果我们拘泥于小节并且过于讲究的话,我们就永远得不到独立吗?我在那次讲话中不是曾经把关于独立的决定比作结婚的决定吗?我说,我们决不应该等待有了一幢好房子,等待有了地毯,等待有了鸭绒被,等待有了全套的桌椅,等待有了一盒银匙和银叉,等待有了一套婴儿的衣服,然后才敢结婚。相反,当时我说过,任何人只要有一幢小木房、一条草席和一口饭锅就能够结婚!我在那次讲话中不是还说过,当列宁决定进行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无所有,他当时没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没有电台,没有铁路,也没有托儿所。
印度尼西亚民族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
呵,兄弟姊妹们,当时不仅我所作出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预言实现了,而且甚至连我所预言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产物——印度尼西亚独立的需要和条件都成为现实了。我们并不是只敢于斗争而不敢于胜利的民族,不!我们敢于斗争,我们也敢于胜利,因此在群众运动特别是革命的青年运动的最宝贵的帮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以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
当时,在东欧,由于东欧国家游击战士们的斗争,由于苏联红军的积极援助,一些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约束,建立了称之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独立国家。但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是最先把帝国主义的枷锁投入历史的大海中并建立一个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如我们一九四五年宪法的序言所规定的,这个共和国是“独立、团结、自主、公正和繁荣的”,是以建国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越南和朝鲜——胡志明的越南和金日成的朝鲜——的同志们也采取了行动。
不用说,亚洲的这些革命不仅震撼了太平洋和亚洲;它们甚至震撼了全世界。由于这个原因,兄弟姊妹们,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建立一个反帝轴心,即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人为的轴心,不是的!这是历史进程本身所形成的最自然的轴心。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本身经历过涨潮和退潮和起伏的波涛。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流是汹涌的潮流、高涨的潮流、前进的潮流、进攻的潮流、胜利的潮流!
有时由于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国内的反动分子在我们当中制造分裂警惕不够,我们的共和国曾经几乎被毁灭的灾难所压倒。在那样的时候,我很痛心,因为要是共和国被分裂了,那么我将感到就象我的心也被撕碎了一样。但是仅仅是痛心或苦恼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因此,在那种时候,我总是深深感到不安,我总是在正确的方针指导和指引下,非常仔细地研究各种原因和问题,在所有必要条件都具备时我就作出决定的,的确,我总是会采取行动,采取行动,再一次地采取行动。因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在最后时刻是由在正确的时刻采取的正确行动所决定的。这就是需要我们的领导、需要我们的政治家风度的地方。兄弟姊妹们,很明显,始终应当抱着象岩石般不可动摇的决心作出一切决定和采取一切行动的。
现在我们在歌颂我们的八月革命,因此从我们过去二十年的全部经验、甜的经验和苦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就极为重要。
有些领导人说实践是理论之母和经验是最好的教员;他们的话的确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我自己也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胜利之母。例如我们同殖民主义者谈判的经验。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在战场上不可能被打败的迪波内戈罗终于在谈判桌上陷入圈套。但是,迪波内戈罗的经验对我们只是间接的经验,而间接的经验决不象直接经验那样深刻,情况总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未在山间避暑地林芽椰蒂或“伦维尔号”船上犯过错误,那末我们在同帝国主义谈判中将仍然是天真的。正是由于我们从经验中得到教育,因此我们就不再天真了。因此,当美国政府代表埃尔斯沃思·班克来这里时,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中就决定撤走美国的“和平队”。这样,我们对付帝国主义的成熟性就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这一切还使我们了解为什么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同现在仍在扔炸弹和发射火箭的,简单地说,仍在继续进行侵略的美国进行谈判。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并不决定于枫丹白露而是决定于奠边府!正如我常常说的那样,解放西伊里安并不决定于伦敦或莫斯科,华盛顿或联合国,而是在西伊里安的丛林中决定的!因此,只要我们学习并从中得出结论,每一个经验都是有用和宝贵的!
在这个愉快的时刻,让我们从伟大的八月中学习到尽可能多的东西,让我们自学或是集体学习。即使是现在,能够从我们二十年来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也是极大的,我说是极大的,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教训将使我们受用无穷。以后,当我们同现时代的历史相离较远的时候,人民可以而且将从中吸取的教训会更多。历史学家、其他的学者、政治家、作家、艺术家、记者,所有的人以后都将研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革命。他们也许将摇着头吃惊地说:“怎么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多的伟大成就呢!”
兄弟姊妹们,请你们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人,你,你和你,你们全体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参加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我常常提醒你们,你们谁都不应这样想:“呵!我只是一个人,没有我,斗争也会继续进行”。这样的人宁愿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我们的革命的规模是这样巨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不被卷进去。一个人要么站在革命一边和参加革命,要么拒绝革命并反对革命!不存在中立者,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中立者。
我们独立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兄弟姊妹们,这二十年不是普普通通的二十年哪!这二十年是多么不平常啊!在这二十年里,我们巩固地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共和国,建立了一切强大的机构——包括武装力量,我们击败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各种反革命行动,恢复了我国领土的完整,而且最重要的是唤起了人民的觉悟,从而使我国的人民锻炼得象现在这样坚强如钢,也就是说成为了团结的、并且正在加强这种团结的人民,斗争的、并且正在展开这种斗争的人民。每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连我也感到奇怪,不知这一切是怎么成为可能的,我自己是怎么给予必需的领导的。可是,兄弟姊妹们,正象我好几次向你们指出的那样,历史是按客观规律发展的。如果我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的领导人因为看不到这些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失败,那么历史当然会为印度尼西亚人民产生新的领导人。可是,由于我们懂得这些历史的客观规律,由于我们忠实地按照这些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我们能够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巨大任务。而且只要我们忠于历史的规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有钢铁般的决心,我们就能够移走赛梅鲁山,甚至奇尼巴罗山。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独立宫前面,在我们雄伟的民族纪念碑下面,在勇敢的英雄迪波内戈罗塑象前面,在愉快和令人兴奋的阳光照耀下,在世界各方的亿万朋友的充满同情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我们是来总结我们的过去的,因为一个国家总是处在它的过去和将来之间的。
如果一个国家不时常总结过去的经验,如果一个国家不决心摧毁过去的那一切的消极东西,发展过去一切积极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就永远不能够建立、指导和发展它的前途。
我说,我们已经做了总结,做了收支对照表,因为事实上作为一个斗争的国家,我们业已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历史就象一个簸谷子的姑娘一样,已经分清了黄金和渣滓,分清了精华和糟粕。我不仅向我亲爱的国家、而且向国外的所有战友们、向世界上所有新兴力量提出这个总结,作为磋商的材料。因为最后印度尼西亚革命和他们的革命必然会发生联系,以便我们共同完成我们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攻击。谁都能作出自己的估计,能估计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结果。这还包括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们的估计是最不好的,我们也欢迎,因为这是把旧世界的陈旧观念和新世界的新观念拿来对比的材料。
一切被压迫人们都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我一再说过,二十世纪是世界帝国主义完蛋的世纪。“帝国主义式的和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奴役我们太久了,在建立人类和平的时代,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了!人类和平!所有人类的和平!别了“帝国主义式的和平”,永别了!欢迎,人类和平!永远欢迎!
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的会议上,我解释了将使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变成帝国主义的死亡线的辩证法规律。卡尔·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产儿”无产阶级将会成为它的挖墓人,这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我们大家,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们,我称之为贫民的人们,和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一起,同时,都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兄弟姊妹们,没有比这更大的光荣了!
自从二十年前宣布独立以来,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豪过,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深感动!看看这些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眼睛吧——闪烁得比太阳更为光辉灿烂!看看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决心吧——比钢铁更为坚强!
啊!你们帝国主义者,你们再也不可能击败印度尼西亚人民了,不可能了!仅仅这一点就使我自豪了!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的人民还要击败帝国主义!我们的人民将获得胜利!啊,是的,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
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动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低估了普通人民的力量,他们低估了单纯的人民的力量。甚至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只有在贵妇和高贵的绅士之间,或者在官僚资本的经理们或地主或放债者中间才感到舒服。确实,有革命的领袖和反动的领袖,有真的领袖和假的领袖!
如果说帝国主义者在对付人民时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不是人民的过错;如果说帝国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在越南、在刚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到处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不是人民的过错。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殖民主义的标准、用英镑或美元来衡量这些人民。他们象高利贷者一样,计算东南亚有多少亿人民,在中东有多少亿人民,在非洲有多少亿人民,在拉丁美洲有多少亿人民,在大洋洲有多少万人民。“给他们那么多的美元,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不懂得,在今天已经贬值的各种货币中,英镑和美元贬值得最为厉害。也许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吧?那你们就自己看吧: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为了在东欧一亿人口中进行颠覆活动,花了一亿美元。可是现在,为了在东南亚两亿人口中进行颠覆,正在花十亿美元。这就是说,美元至少贬值到原来价值的五分之一!而且,这些美元还没有给美利坚合众国买来同情和友好;恰恰相反,似乎这些美元引起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感和敌对。还是因为亚洲人比欧洲人价值更高一些呢?
只要我们坚定地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颠覆、干涉和侵略。因为帝国主义永远不会赞同苏加诺式的独立、西哈努克式的独立、毛泽东式的独立或者是布迈丁式、哈菲茲式、纳赛尔式、杜尔式、凯塔式、恩克鲁玛式、尼雷尔式的独立。至多他们会赞同,甚至赞助蒋介石式的、朴正熙式的、阮高其式的、冲伯式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式的“独立”。可是,帝国主义把赌注押在象蒋介石之类的“斗士”身上也有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腐化的分子,他们把不管是多少美援都用于饱私囊,而一点也不或者是用极少的部分来反对革命。兄弟姊妹们,甚至帝国主义傀儡也对我们有益呢!
我们自己,兄弟姊妹们,我们自己不应当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革命。革命只能用革命的标准来衡量!革命不能用教科书上的标准来衡量,即使这些书是牛津、康奈尔或其他大学的秃顶教授编写的也好。看来我仍然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因为仍然有人把帝国主义的教科书看作是衡量无可指责的思想的标准,是碰不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帝国主义的“神圣使命”或“白人的负担”难道是“神圣的法律”吗?啊!兄弟们!走入了歧途的人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我们如何按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一场革命呢?每一件事必须细加察看。它是不是为了大众的福利,是还是不是?为了大众的福利——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为了大众的福利!虽然会有些个人的损失,虽然有些人的企业会少赚一些利润,但是只要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的,他们就必须接受。另一方面,虽然一些人会有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小洋房,更多的电气冰箱,更多的空气调节设备,虽然有些人能送他们的子女到欧洲甚至“外层空间”的学校去,但是如果这不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的话,那么就必须拒绝。除非——除非,我说,他已经成为了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或者已成为某个外国的一个居民!除非他已对革命犯了罪或背叛了革命!
看看工人和农民吧,我们革命的主要支柱!他们确实无愧于被称为是革命的主要支柱!他们毫无怨言地、平心静气地工作、生产,他们有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工人想要得到足够的工资为他的子女购买课本,难道这是不合理的吗?如果一个农民想要得到一小块地,难道这是不合理的吗?这使我想起了卢德鲁克民间艺术家所说的:“如果你有一把锄头而没有地,你到哪里去用它呢?”但是我们当中有人想当贵族,想当老板,自认为是革命的主人或共和国的指导者,然后又声称,应该为共和国作出牺牲的不是他们,相反地,却是共和国应该为他们作出牺牲……这些人,这些暴发户、庸人和剥削者应该“晋升”为努沙坎邦安(关犯人的岛)的居民!
我一向说阶级斗争应当从属于民族斗争。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这种呼吁已经得到了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贪污分子和盗窃国家财富的骗子手继续进行他们实际上反对共和国和反人民的“活动”,那么如果有朝一日集团之间的斗争爆发起来并烧毁这些贪污分子和骗子手的奢侈生活时,就别大惊小怪了!
我们的革命已不再处于实验阶段。我们不能再进行实验了。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法律已经形成。就象一支足球队,我们决不能让还没有“准备好”的、还没有熟练的队员上场。我们的革命已找到了自己的形式,革命的现阶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需要、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
因此,昨天是进步的人,今天可能已倒退了;昨天是革命的人,今天可能变成反革命了;昨天是激进派,今天可能变得软弱起来。因此,兄弟姊妹们,我们当中谁也不要仅仅因我们过去的功绩而骄傲。“我讨厌这些废话!”即使你在一九四五年是个“小将军”,但是如果你今天分裂革命的民族团结,如果你现在在纳沙贡阵线中制造混乱,如果你是今天革命的主要支柱的敌人,那么你就变成反动势力了!另一方面,即使你过去什么也不是,即使你现在什么也不是,如果你忠于革命,那么你就是个革命的力量!这些就是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的力量,这些就是我要毫无例外地团结在一起的、我要团结成一支力量的革命力量,以便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就象横扫大洋的台风”!
自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去世后,我们的世界就极少出现伟大的领袖。以前,在我年轻时,刚投身争取自由的运动时,我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但是其中有许多人现在不再听说了。部分原因是有些人死得太早,部分原因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不忠于他们自己一度选择的革命事业了。对革命道路的坚贞是一个人能够继续参加争取自由的运动和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第一个条件。
人民的力量比原子弹具有更大的威力
革命总是同时需要物质和精神工具的。有简单的物质工具,而随着目前科学发展也有现代化的、最新的物质工具。我知道,凡是在我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身份把我们的武装部队四个军种的武器现代化时,凡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开辟同国外的航空业务或者使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视台设备现代化时,帝国主义报刊就以轻蔑的口吻谈到我,说我在搞——如它们是这样说的——“威望工程”。这确实也是非常可笑的新闻和政治笑话!
帝国主义者确实还有美元,有核弹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威望,哈,哈,这些帝国主义者却谈我们的威望!!民族纪念碑是不是也是“威望工程”呢?横贯苏门答腊的公路是不是也算“威望工程”呢?如果是这样,那末,苏门答腊人民,请你们伸开双手,衷心地接受这个“威望工程”吧,因为由于它,苏门答腊的威望确实会提高!但是你们西方报刊的代表们请注意,如果真主允许的话,我还要在加里曼丹、在苏拉威西、在马鲁古、在努沙登加拉,在西伊里安建设其他巨大的工程!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扫除了文盲——这是不是也算“威望工程”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没有联合国帮助解决了卫生保健问题、教育问题和食物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些是不是也是“威望工程”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发射了它的电离层火箭——这是不是也是“威望工程”呢?什么样的威望,谁的威望?对,是独立的威望,我们独立的人民的威望!我们是誓死,誓死保卫这种独立,必要时——我过去也说过——我们要用原子弹来保卫独立!但是不要忘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团结,人民的斗争也是原子弹,事实上甚至比真正的原子弹具有更大的威力!
不要认为我们的精神工具或武器不如我们的物质工具或武器。而且,物质设备、技术设备等等仅仅是设备而已。必须使用这种设备,但是谁是使用者呢?我们的政策使用它,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革命使用它!但是不要倒过来!
六月二十五日,我以民族阵线最高领袖的身份发出了五点指示,即:
一、提高民族意识和加强民族戒备;
二、把民族纪律和民族责任放在第一位;
三、传播茂物宣言和纳沙贡行动准则的精神来加强民族团结;
四、把民族利益放在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之上;
五、领会并忠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五个法宝”:纳沙贡、建国五项原则、政治宣言—乌斯德克、《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三法宝、自力更生。
自从那时以来,我的指示确实都贯彻了,因此这五个法宝在社会所承担的事业中都付诸实施了,我感到很高兴。
革命的“五个法宝”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一事实特别令人鼓舞,并值得骄傲。我的这些观念——纳沙贡(一九二六)、建国五项原则(一九四五)、政治宣言—乌斯德克(一九五九)、《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三法宝(一九六四)、自力更生(一九六五)——事实上只是我发掘出来的。头两个是从我国的社会中发掘出来的,后三个是从八月革命中发掘出来的。我感谢我的兄弟姊妹们,他们把我的这五个观念当作革命的法宝。对于一个革命者说来,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知道他的想法符合革命的需要了!
我要求你们进一步传布我的这五点指示,加以领会并忠于这些指示,因为民族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些指示是否得到正确的执行。
纳沙贡、建国五项原则、政治宣言—乌斯德克、《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三条有效的原则和自力更生,这一切全都有助于革命的民族团结,也就是说它们全都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的。它们都是团结的工具,都是革命的工具。前些时候我说过,我们应当充满“纳沙贡精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充满革命团结的精神,目的是要使我们人人都念念不忘民族团结。我们光是充满纳沙贡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充满建国五项原则的精神、政治宣言—乌斯德克精神、《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三条有效原则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帝国主义报纸也津津有味地用轻蔑的口吻议论苏加诺。它们说,苏加诺只会提出一些口号或制造一些简称。我的答复也是非常简单,帝国主义者不是也在提出一些口号,制造一些简称吗?“粮食用于和平”是什么意思?“原子用于和平”是什么意思?“奶粉用于和平”是什么意思?不同的是:苏加诺的口号为人民所接受和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他们的口号为人民所拒绝和遭到人民的咒骂,区别就在这里!
他们痛恨纳沙贡,并不是因为这个简称是由七个字母组成的(印度尼西亚文“纳沙贡”是由七个字母组成的——译注);他们痛恨新兴力量也并不是因为这个简称是由N、E、F、O这几个字母组成的。不!他们痛恨我们的简称,是因为他们痛恨这些简称的内容,是的,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简称的内容,害怕它们的力量和威力。他们所痛恨的就是这些,而不是别的。
外国报界的代表也可以记下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今后将产生更多的口号和简称。这些口号和简称不仅表达了人民的利益,并且人民也容易记住,从而为我们革命的道路指出方向。这是我们的人民路线,这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这些口号只不过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纲领和概念的简洁的提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模仿性的革命。一切革命都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如果有什么模仿性革命,那么这种革命必定失败。因此我一向欣赏有创造性的人,他们敢想,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知道如何提出好的概念来。
如果我们不能坚持革命原则,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革命学说,我们就不能成为好的革命家。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充满了创造性的精神,如果我们没有创造性,如果我们不绞尽脑汁思考问题,我们同样也不能成为好的革命家。革命同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甚至要取得革命本身的胜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善于决定机动灵活和谨慎的斗争策略。但是……我们在战略方面是不能灵活的!我们决不要做机会主义者!
革命不断地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因此革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就是我所说的越来越高的革命要求。殖民主义政府不需要爱国的公务员;只要那些公务员是专家就行;事实上,他们越不爱国就越好!相反,在我们革命的初期或者第一阶段,爱国是公务员必须具备的条件,那怕他们缺乏技能。
然而在今天,公务员如果不既是爱国者又是专家,就将难以跟上革命前进的步伐。对革命的领导人和干部来说,也是这样;只有技能或者只有好的品质,对他们来说是已经不够了,革命的领导人和干部必须既有好的品质,又有技能。
我国革命真正前进到较高的水平,也可以从我国逐年取得的成就中看出来。就拿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这段时期来说——今后我就把两个八月十七日之间的时期称之为独立宣言执行年——在这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里,我国取得的胜利比以前各时期更多更大。
在这个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中所取得的胜利——我只提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和我们懂得了一个国家的独立王冠在于自力更生;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扭转方向盘的决定;解散“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和它的报纸、代理人和头目;清除卡哈尔·穆扎卡尔和格伦冈的反革命集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其他进步国家在第二次不结盟首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使这次会议具有反帝的性质;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十周年;在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以后在开罗举行小型首脑会议,那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脑会议;接管美国公司;在最近,仅在几天以前,由于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这个新殖民主义联邦陷入一片混乱。
这些胜利不是小胜利!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胜利,那只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象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象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纪律严明,在统一的领导下,向敌人的堡垒发动进攻!
联合国必须承认错误和彻底改组
关于联合国:联合国,照它目前的机构,是不能再保持下去了。它袒护台湾,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它袒护以色列,损害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它袒护南非,损害非洲;它袒护“马来西亚”,损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利益。联合国显然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损害各国的独立。一九六○年,我就要求改组联合国和迁移联合国的所在地。现在我的要求是:联合国必须承认错误,它必须彻底改组。否则,联合国将不仅作为一个空谈的讲坛成为笑柄,而且更糟糕的是,它将作为比前国际联盟更坏的机构受到谴责,甚至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加在一起还要糟糕!
一个资本主义议会顶多“代表”和镇压它自己的人民,而联合国却“代表”和镇压朝鲜人民、刚果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和各地的被压迫人民!
关于扭转方向盘: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扭转方向盘的决定,不仅具有经济的意义。它的经济意义肯定是巨大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扭转方向盘,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的背离经济宣言。它的政治意义同样巨大,因为扭转方向盘也意味着打倒政治冒险家,他们企图把改良主义或者超阶段论偷运进来,企图混淆革命两阶段的意义。此外,扭转方向盘也具有伟大的教育意义,它教导我们不要凭主观制订计划,不要凭主观处理经济问题,总之,它教导我们摆脱一切主观主义、片面性和粗心大意!
关于“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这个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想要“假借苏加诺主义的名义,扼杀苏加诺的学说和搞掉苏加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的确,有些人真心诚意地接受我的政治主张,建议把我的学说称为“苏加诺主义”,但是“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美国的某些主要报纸承认,它们的政府“过于匆忙”地出来支持“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因而引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怀疑。这不是偶然的!即使它没有美国的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也一定能够分辨肉和鱼,分辨善意和恶意,认识“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实质是个什么东西。大家记得,这个“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同一个罪恶计划有关,显然,除了政治罪行如分裂民族团结,混淆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力量的团结)的意义等等,“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还同一般罪行有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采取步骤封闭“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报纸。我还要提出警告:不要让在这家报纸和那家报纸上遭到禁止的“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的“主义”被偷运进其他新老报纸中来!
关于恐怖分子匪帮:卡托索维约、苏莫基尔、卡哈尔·穆扎卡尔和格伦冈反革命匪帮的被消灭,是重大的胜利。我要向积极参加消灭这些匪帮的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感谢,特别是“西里横仪”师立下了杰出的功勋。卡哈尔·穆扎卡尔和格伦冈恐怖分子匪帮的被歼灭,应该是对众人的警告:不要试图在印度尼西亚玩弄反革命之火!早在十九年前,我就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十七日的演说中发出警告:“政府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有最深刻的理解和最强烈的信念,因此始终设法谋求统一、始终设法避免分裂、始终指明如下的历史教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可是,政府同时必须加强作为一个政府的地位……任何一个破坏分子都将直接面对政府的权力,政府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适当的措施来对付他们。”
关于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我认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不结盟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印度尼西亚认为,不结盟是反帝的不结盟。如果不反帝,那么这样的不结盟实际上已经是结盟了,因为这种不结盟有利于帝国主义。“不结盟”至多可以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有关系,但是人们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反对殖民者的人之间采取“不结盟”态度!根据这个清楚和毫不含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我亲自领导下对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那次会议的确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会议。
革命的不结盟胜利了,模棱两可的不结盟失败了!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赞成“第三种力量的理论”,因为印度尼西亚看到世界只分成两个阵营:革命的新兴力量为一方,反动的旧有势力为另一方。这是对目前世界形势作客观分析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在明年召开的新兴力量会议——愿真主保佑——也是客观的趋势!
关于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第一次亚非会议或万隆会议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有力地表明了亚非人民的反帝决心。我们能够抗击和粉碎对万隆精神的一切诽谤和其他诬蔑,这种诽谤和诬蔑把这次亚非会议说成是“种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通过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的隆重典礼和我们两大洲使者之间的会晤和交换意见等等活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大加深了。一切破坏这次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势力完全惊慌失措,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不仅如此,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本身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功。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极其重要的政治教育,因为这一活动使他们对国际问题更加关心,也加强了他们支持仍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兄弟们的责任心。
关于“小型首脑会议”: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由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博士率领的部长级代表团到达了阿尔及尔;由于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最后决定把首脑会议推迟到十一月初举行,我亲自领导的国家元首级的代表团只到达开罗。不言而喻,帝国主义者拼命设法破坏第二次亚非会议。比如,在“英联邦”会议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但是,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本身的发展。本·贝拉被推翻而由革命委员会接替之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立即承认布迈丁领导下的新政权,这不仅是因为考虑到第二次亚非会议,而且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认为这种发展是进步的发展。有一些领导人担心碰上象本·贝拉那样的遭遇,但是这恰恰证明他们是代表既得利益的领导人。
本·贝拉的垮台应该是对每一个领导人告诫:领导人一旦同人民的利益有了距离,他就一定要垮台。当时我们在开罗利用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的机会,在我的兄弟纳赛尔,阿尤布·汗,周恩来和我之间安排了一次首脑会议——法国报纸称之为“小型首脑会议”。这次“小型首脑会议”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对这些成绩感到满意。
印度尼西亚仍然处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
不希望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采取虚伪态度
关于美国资本:在一九五七年接管荷兰资本和在一九六三年接管英国资本以后,在今年年初,印度尼西亚人民接管了美国资本,这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权利不受积极援助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的美国的攻击。这些资本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监管之下。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正在建设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自己的民族经济。在今天的世界上,“社会主义”的确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现在没有一个不愿受到本国人民敌视的政府,不说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奇怪的是,在这些“社会主义”中间,有一些“社会主义”在同一个国家里无耻地同帝国主义资本搞在一起!是的,甚至有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进行民族民主改革,却宣称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亚不希望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采取虚伪的态度。印度尼西亚明确表示,它的革命仍然处在民族民主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的成就。印度尼西亚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刻将要到来,那时,不再有帝国主义资本,地主手里的土地已经重新分配。显然,还有帝国主义资本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用说社会主义,连建设民族经济都不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建设没有外国垄断资本的经济的原则,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不能够修改的原则。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对美国的态度,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美国政府本身是很清楚的。整个问题并不仅仅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美国是否将停止支持“马来西亚”,和同印度尼西亚重新友好,还是相反地硬要支持“马来西亚”和敌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就是目前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政府把这一切衡量一下,那将是一件好事,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完全有权把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敌对的任何外国资本收归国有,或者甚至加以没收。
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产物的弱点,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几百遍。全世界都知道,在阿扎哈里领导下首先爆发北加里曼丹革命的文莱,反对“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虽然帝国主义报纸大张旗鼓吹嘘“马来西亚”的经济是“繁荣的”,但是那里的工人反对越来越恶化的生活条件的行动,是掩盖不了的。同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由于奉行贯彻殊途同归的精神的政策,到处受到赞扬,印度尼西亚人民和睦相处,但是在“马来西亚”,不断发生种族骚乱。这一切证明,“马来西亚”这个产物的确是强迫的。“马来西亚”的成立,目的之一是“压倒”中国人。我有一次开玩笑说:“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矛盾比吉隆坡和雅加达之间的矛盾更尖锐。”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是不管原因何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是事实。不错,“马来西亚”开始从内部垮下来。它将彻底瓦解和粉碎!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保住“马来西亚”!东古、英国、美国,甚至天上的众神都不能保住“马来西亚”!
这件事明确表明英国在各地奉行的殖民政策的彻底失败。英国在西印度群岛联邦上失败了,在中非联邦上失败了,在南阿拉伯联邦上失败了,现在在“马来西亚联邦”上又失败了!
同胞们,
革命同志们,
我们的斗争始终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在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后二十年,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仍然只是一个理想,仍然只是一个希望。现实情况是:作为帝国主义“文明”的结果,许多国家仍然在无止境地受苦受难。帝国主义者最喜欢自称“文明”;他们也最喜欢把我们看成“不开化”,所以他们不得不用军队、舰队和军事基地来“使我们开化起来”……他们在带来“文明”的时候是够慷慨的,他们不惜一切财富和物资,如果他们认为我们采取“抗拒”态度,那么他们就轰炸我们:他们轰炸马鲁古,轰炸柬埔寨,轰炸老挝,轰炸古巴。在这个时候,似乎最采取“抗拒”态度的是越南人,所以执行华盛顿的“神圣任务”的人们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对越南人民投下大量的炸弹……。如果这个,“神圣任务”完全失败,那么当然过错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些“不开化”的人身上!
从地球那半边来的人,被称为“和平保卫者”,在自己国家里处理自己的事务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越南人民,反倒被叫作“侵略者”。兄弟姊妹们,不是越南就一定是美国发了疯。两者都发疯是不可能的,两者都神志清醒也是不可能的!
兄弟姊妹们,你们可以自己得出结论:谁发了疯,谁神志清醒!
最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逐步升级”的战争的“原因”是要“阻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胡伯伯对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如果美国人民真的要这样的话;如果越南人民要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反对呢?自决权也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决定自己希望有什么样的政府的权利。甚至在“独立宣言”里也规定了这一点的!发表“独立宣言”的人民是不是已经丢弃了这个伟大的文件?
美国应该从整个东南亚完全滚出去
如果我们听任美国继续侵略越南,就将对我们的国际生活的整个秩序形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对越南进行侵略,明天就可能对世界另一个地方进行侵略。事实上,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进行了侵略。因此,为了我们各自的安全,为了我们集体的安全,我们爱好独立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反对美国的这一侵略,必须积极支持我们的越南兄弟。
我愿意奉劝美国政府——我希望他们还能接受劝告——承认他们的错误,立即完全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对美国政府来说,责备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愿意谈判”,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如果美国不撤出越南,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不准备和平解决的正是美国。美国最好认识这一点:他们应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从整个东南亚完全滚出去!如果他们不愿意撤走,那么就要失去一切,失去一切!美国和英国,你们瞧着吧!
目前这个时代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目前这个时代是反帝的时代。目前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
作为一个饱经斗争的人,我懂得帝国主义是决不会自动投降的。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投降,也就是说被强大的力量,被国内和国际上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力量所逼迫才会投降。新兴力量会议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我要通过新兴力量会议,努力联合国际上一切革命力量。我把这一点叫做“国际上的纳沙贡”,那就是,民族主义国家同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以便打击已经受了伤的、残忍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重建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没有帝国主义和没有剥削的世界。
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增加了国际形势的有利因素。理由是,虽然在我们的外国朋友们中间,有些人不同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或者希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退出联合国,来加强他们对付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地位。很明显,联合国现在不能为所欲为了,因为联合国必须考虑那些敢于甚至在没有联合国的情况下生活的国家和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态度,是对联合国的最尖锐的批评,如果联合国愿意的话,就让它睁开眼睛看一看吧!
为了促进亚非团结,我最近派了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由情报部长和两位国务部长陪同,访问了中东四个国家和八个非洲国家。这次访问更加加深了我们和被访问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我对有关国家的政府对这个称为“自力更生的旅行”的代表团的欢迎表示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要表明,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缩小国际合作,而是扩大国际合作,特别是同样处于新独立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自力更生所拒绝的是依赖帝国主义,而不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总是在别的国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些外国军事基地又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印度尼西亚的许多群众团体已经主动建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年内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反对外国军事基地的国际会议。 印度尼西亚政府欢迎这一倡议,因为召开这一会议的主张是符合万隆精神的。
世界各国人民日益积极地反对新殖民主义。有两个因素使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更加危险。第一是因为人民对它的方法和做法还不够了解,这就是说,人民对这种新的制度还没有充分的经验。第二是真正的统治者往往不容易识破,因为新殖民主义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统治,是远距离控制的统治,是“从遥远的地方”统治的。
我始终采取这样的立场作为我的出发点:帝国主义需要我们,我们不需要帝国主义者!那就是为什么,当帝国主义开始兴风作浪和玩弄他们的鬼把戏时,我就说:“拿你们的援助见鬼去吧!”对他们说了见鬼去吧之后,他们现在反而又要设法接近我们,又向我们建议提供“援助”了。但是我知道,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不会不要代价向我们提供“援助”的。
因此,问题在于:提供的“援助”是不是附有直接或间接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懂得如何尊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权,必须完全结束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切颠覆活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继续积极支持北加里曼丹、安哥拉、莫三鼻给、几内亚(比绍)、“葡属”帝汶、“法属”索马里、南也门、阿曼、南非、西南非洲、贝专纳、巴苏陀兰、斯威士兰等国家人民的独立斗争。
尽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整个领土已恢复独立,尽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从印度尼西亚彻底消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但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得到解放的领土,那怕只有掌心那么大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不会认为它的斗争已经结束了!我始终认为,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粉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个原则问题。
兄弟姊妹们,
国内的形势对我们革命者也十分有利。今天,政治宣言宣布以来整整六年了。由于教育、训练——革命的锻炼——和继续不断地进行组织,今天,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是值得自豪的。如果对这样的人民进行更好的组织,进行更战斗化的训练,对他们进行有具体目标的更有效的教育和用更准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来执行受苦难人民自己的委托,那就是用“五个法宝”武装起来发动攻势。
自从发表茂物宣言以来,民族团结越来越巩固了,特别是因为清除伪善的拥护政治宣言分子的步伐加快了。然而,我们不能对已经实现的这种团结感到满足。我们必须把以纳沙贡为核心的革命的民族团结,变成我们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
在这方面,民族阵线可以起重要的作用。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最近因为民族阵线总部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做法象公务人员,不象人民的领导人。对它作了“严厉批评”之后,它现在采取了新的措施,就是叫做“下放”的“工作方法的革命”,它现在采用了正确的领导方法,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它正在鼓励人民发挥自觉的积极性庆祝独立日国家委员会和民族阵线为今年宣布独立二十周年正确地采用了“联合起来,为执行印度尼西亚革命五个法宝而奋斗”的口号。
随着政治宣言—乌斯德克、建国五项原则和纳沙贡越来越深入人心,反动派要公开反对这一切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因此近来变得十分明显的是,伪善者和“口蜜腹剑”的人增多了。大家都声称同意政治宣言,大家都声称同意建国五项原则,大家都声称同意纳沙贡。在这种情况下,当我说衡量革命者的主要标准是言行一致的时候,请注意我这句话。判断你们的领导人,判断人们,判断一切人,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误入歧途,就把他们踢出去。
我们也必须用言行一致的标准来判断国家机构、群众团体、政党和其他机构。我愿意特别号召各个政党在加强它们在目前的政治宣言攻势中的作用方面,互相展开竞赛。革命政党是鼓励和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十分有效的工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怀疑这一点,就是怀疑政治宣言的真理。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必须是革命的政党。那些不革命的,或者更坏,甚至是反革命的政党,就没有在印度尼西亚存在的权利。禁止平民党的行动证明,如果政党误入歧途,如果它们分裂我们的团结,政府也就毫不犹豫地对政党采取行动。我号召拥护政治宣言的政党进行清党,继续肃清它们内部的伪善分子,“支持苏加诺主义机构”分子,“社会党右翼”分子,纳沙贡恐惧症分子,没有骨气的人和伪君子,等等,作为拥护政治宣言的政党继续进行竞赛,为受苦难的人民的委托服务,用“五个法宝”武装起来展开攻势。
我号召国家机构真正地同人民结合。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够了,更不会服务得过份了。不要象殖民主义的文官那样害怕人民。你们的源泉在于人民,你们的力量在于人民,你们必须把一切荣誉归于人民!人民是你们的热情的泉源。
加强革命的民族团结实行三项原则
我号召全体人民用一切办法加强革命的民族团结。要根除只是为了原则、思想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原因而反对合作和团结的任何原则主义。今年三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定禁止反对民族主义的宣传,反对宗教的宣传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这是一个极好的决定,这证明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了解它的责任。注意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用最大的容忍精神来执行这个决定!
人们最近在热烈讨论我提出的关于成立第五军种的主张。正如我过去所说的,每一次我提出一种新主张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反应,遗憾的是,这些反应有时候是受“旧有势力”教科书的影响的。此外,我因为提出了这种主张,就被指责为“抄袭”别人。但是,我对于给予我的主张的一切支持感到满意。我们要永远从事实出发。事实是,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把矛头和枪口指向我们。事实是,保卫国家需要我们大家做出最大的努力,根据我们的一九四五年宪法第三十条,“每个公民都有参加保卫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彻底的考虑以后,我将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
我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感到十分自豪,因为它是现代化的,它随时准备行动,能够打击不论从哪方面来的敌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各种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经说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将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他们象鱼和水那样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话。请记住,水没有鱼可以存在,但是鱼没有水就没法生存。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因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是革命的武装部队。保卫革命,就是保卫人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必须成为这一崇高防务中的核心力量,但是象我们这样岛屿那么多、海岸线那么长、领空那么辽阔的国家,除非在必要时把人民武装起来,也就是说如有必要时,把在生产部门从事劳动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武装起来,否则我们就维护不了我们国家的主权。
总之,兄弟姊妹们,我们应当集中注意执行在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这篇演说中讲到的三项行之有效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正确性,甚至为去年在雅加达举行的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部长级会议所承认和赞同。我们必须记住,这三项原则必须做到,三者不可分割,没有经济上的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文化特点,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把全副精力用来贯彻执行这三项行之有效的原则,因为它们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兄弟姊妹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人民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一直在战斗,流汗、胼手胝足地劳动着。这种独立自主现在已经取得了。我们不能再听从任何人的使唤。我们不依赖任何人,我们不去乞讨!我们必须共同支持这种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共同保卫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国家的建设和特性的建立,都应当继续有力地进行,以加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正如我们关心身体的健康一样,我们今天也必须一心一意地加强民族和睦——各宗教之间、包括外国血统的各个种族之间的和睦——完全没有任何歧视或种族主义的民族和睦。
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内政方面,也就是说,按照合作国会所提出的要求,在撤销关于一个政党党员不得担任地区领导人和地方政府执行机构成员的禁令,地方领导人和地方合作国会议长的职权分开,以及地方合作国会领导机构纳沙贡化以后,还应当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建立三级自治区。
经济上自力更生!兄弟姊妹们,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前些时候,我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中说过,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手中的资金和自己力量,并且尽量利用它们。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富足中的贫穷”这句过时的老话。我们具备为解决“衣食”问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那些妨碍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人应当送交人民司法的法庭和历史的法庭。我们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我国的人民是勤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经纪人、高利贷者、买青苗者、农村恶魔等吞没了。我曾经给予对革命怀疑的人足够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一直是很有耐心的,我表现了做父亲的耐心,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何况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我曾经给予充分的机会来实行土改;我甚至推迟了期限,如果必要,我愿意再延长一年;我一直是很有耐心的,我表现了做父亲的耐心,但是我再说一遍,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何况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我曾经给予充分的机会使企业委员会开始行动起来,但是许多企业委员会还是处于停顿状态;我一直是很有耐心的,我表现了做父亲的耐心,但是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何况人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我们才能实施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原则。
文化上的特点!兄弟姊妹们,还有什么比这更美丽?我们不仅在地上,在水中,在空中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我们还有文化财富。我们的文学、艺术、舞蹈、音乐都是丰富多采的。我们还具备建设印度尼西亚新文化的一切必要条件。这种新文化要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要明确地为人民服务。破旧必须立新。我们对于旧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态度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态度,我们必须清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清除外国帝国主义文化。因此,不放映英美帝国主义电影,开展反对“硬壳虫”音乐、廉价文学、疯狂的舞蹈等等的运动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我们民族文化的锦旗上绣上“乌斯德克”的金光闪闪的“克”字(“克”字是印度尼西亚文中的文化一词的缩写——译者注)!我们的文化应该是革命的文化,就象我前几天在梭罗说过的,这种文化应当成为“时代的使者和群众的使者”。我们不仅是“优美的产物,象花和蜜的精华;而且也是工农兵的产物——革命的精华”。
兄弟姊妹们,
这些就是《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中的三个有效的原则,是作为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结晶、作为在四十年历史中不断形成的我们的民族概念的结晶的五个法宝的一部分。
我完全知道,你们,兄弟姊妹们,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遇到日用品的不断涨价,我非常同情你们,情况允许的话,物价上涨是可以制止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一切困难看作是印度尼西亚革命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一切成就的一种代价。把这一切困难同我们如果不是按着急事先办的原则来搞革命而本来会遇到的困难比较一下吧!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根本没有灵魂或精神的革命,以致我们的革命被看成为“随波逐流的革命”,或者成为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工具,那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不是按着急事先办的原则来保持团结和统一,印度尼西亚不是已经要按照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而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吗?如果不是有三项人民命令,印度尼西亚怎么能够使西伊里安回到祖国的权力范围呢?如果不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怎么能够对付得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和“全面斗争约章”的叛乱和颠覆活动呢?如果不接管外国的公司,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不是依然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吗?如果不执行粉碎“马来西亚”的两项人民命令,印度尼西亚不是还处在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帝国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吗?要是没有我们的“急事先办”的政策,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布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再没有人不识字,而且接着又下命令实行义务教育呢?
的确,我们是在以某种精神,某种目标和战略进行革命和战斗。我们已经把在使我们民族和国家建立在一个二十世纪的新世界基础上这个问题优先处理;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的光荣,我们有为建成这个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作出任何牺牲的准备。在真主的保佑下,印度尼西亚民族能够作出任何牺牲。我们对付得了反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叛乱而没有垮台,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们执行了三项人民命令而没有垮台,而且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们正在执行两项人民命令而没有垮台,结果是……马来西亚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已经一团糟了。
喂,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人先生们,当然,我们得作出各种牺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遇到各种困难,但是请注意,我们没有垮台,我们没有饿肚子,我们没有灭亡。你们的预测错了。
相反,你们这些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家伙们,你们倒是越来越要毁灭了,你们越来越迅速接近垮台了。
对于我们来说,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只会对印度尼西亚革命有利,对印度尼西亚精神有利,对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有利,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有利。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印度尼西亚有了新的精神,使它坚强团结,使它象钢铁一样坚决,给了它安排自己国家事务的自由,“取得自由的自由”。我们愿意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付钱,付一笔“发展费”,付出牺牲和全部力量。
要使自力更生成为革命传家宝
由于“急事先办”的战斗方法,我们现在来到了自力更生精神的阶段。我们的革命一旦到达自力更生精神的阶段,进一步的发展就只是一个执行的问题了。因此,兄弟姊妹们,把舵转到全体印度尼西亚民族手上来,使自力更生精神成为你们的精神,使革命的“五个法宝”成为你们的法宝。兄弟姐妹们,你们为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了战斗,作出了各种牺牲;现在,把自力更生精神和“五个法宝”变成你们的武器吧,使它们成为你们为革命服务的传家宝吧。请记住,你们使革命有了它的精神,因此你们必须保持对这种革命精神的忠诚,保持和发扬这种革命的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已经成熟了,它将在“自动的成长”中发扬光大。
啊,我的人民,印度尼西亚民族,我的勇于斗争、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在社会生活中文雅诚恳的人民,你们可以为你们在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因此我冒昧地向所有的人,朋友和敌人都在内,作一个报告,对朋友来说,这是商谈的材料,对敌人来说,这是对抗的武器。而对你们,我的人民,印度尼西亚民族,这个报告是一个证据,证明朋加诺只不过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喉舌,印度尼西亚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印度尼西亚力量的体现者。真主许可的话,我将依赖真主的保佑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祈祷,继续领导印度尼西亚革命。
二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已经通过了我们革命的最重要的阶段。但是,我们还不能歇下来,我们决不能满足于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后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我们还得继续前进、前进、再前进,取得新的成就和胜利,作为冲击革命障碍和革命敌人的新力量的新胜利。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已经有了五个法宝的时候庆祝伟大八月二十周年的。五个法宝体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精神以及四十年历史中建立起来的我们的民族概念。
纳沙贡法宝在一九二六年首先诞生,因为纳沙贡团结的确是最有效的武器,过去我们用它赢得了我们的民族独立,我们现在用它来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第二个法宝是建国五项原则。建国五项原则是一九四五年六月诞生的,当时历史这个母亲已经怀着好几个月的身孕,独立这个婴儿快要出世了。当时最必要的任务就是发现建国的基础,建国五项原则就是应运降生的。第三个法宝是政治宣言,它是我们独立的共和国开国十四年之后才诞生的,这件法宝是革命的总纲领,它的实质是不容更动和修改的。第四个法宝是《不怕危险生活的一年》的三个有效原则,这个法宝是在我们有了同帝国主义者,同联合国等打交道的各种经验之后,才在去年诞生的。第五个法宝是自力更生。这是我今年特别提倡的,它获得了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切拥护政治宣言的报纸和全体进步人民的自发的赞同。自力更生不只是在今年实行的原则——有一部分人民已经把今年称为“自力更生年”——,而是一个长期的原则,只要我们还在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只要我们还面对着帝国主义,这一原则就一直适用。大概我们今后的整整十年,或者整整二十年,都将成为“自力更生的年代”!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不,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宣言攻势,我们的革命攻势。我们今后的任务很重很多。我们要走的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这五个法宝,这就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最近,有人在到处宣传,说什么苏加诺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一家荷兰报纸甚至把现在这个时期称做“苏加诺死前时期”。帝国主义者为了展开这个宣传运动,调动了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甚至算命先生!
兄弟姊妹们!苏加诺不过是一个凡人。兄弟姊妹们,象你们一样,我的寿命也是掌握在真主手里。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如果真主允许的话——献出我的一切为我们的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和为革命服务。如果真主允许的话,苏加诺要永远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在普通人民,小百姓,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中间。
我国有一位诗人说过,他“愿意再活一千年”。我也愿意再活一千年。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谁都活不了一千年。但是我祈祷现在归纳在五个法宝里的我的主张和学说再活一千年!
因为这些是我国独立的“五项法则”。
因此,带着犹如你们心中不灭的火焰一样的这五个法宝永远前进!
有了这五个法宝,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对我们来说,失败是再也不可能的了,正如对帝国主义来说,胜利是再也不可能的一样!相反,帝国主义的失败是阻挡不了的,正如我们的胜利是阻挡不了的一样!
胜利是斗争的果实。因此,我们必须集中我们的力量、才能、技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去争取我们已经能望得到的最后胜利!
我们必须团结,团结,团结,如同手上的五个指头团结一样!
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坚定,坚定,如同汹涌奔腾的大海里的礁石一样坚定!
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勇敢,象雄牛和神鹰一样勇敢!
是的!用五个法宝武装起来,前进,永远前进,在一切方面发动政治宣言的攻势!
永远前进!决不后退!
一旦独立,永远独立!
一旦自力更生,就永远自力更生!
真主允许的话,我们定能取得胜利,因为真主同我们在一起。 (文内插题为本报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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