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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 1965-08-28 00:00

四连整风纪事

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四连整风纪事
刘凯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每当想起毛主席这些激动人心的指示,我就联想起了四连的整风运动。一
我们一团第四连从冀中到晋绥边区后,同志们都很不习惯。在晋察冀走的是平原,到这儿天天爬山;在晋察冀多半时间是打仗,到这儿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整风。
整风,这个词听起来都很新鲜,怎样领导整风,更没经验。我们连单独活动,离团部二百多里,连长负伤住了医院,全连的担子都放在我和副连长的肩上。
看了团政治处的整风指示后,我向副连长说,开个支委扩大会研究一下吧。他说:“行啊,咱们这个连队,真该整整风,兵都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老资格,一大半又是当过警卫员、通信员、理发员的,这些‘员’,就是难领导,怪话牢骚一大串,这回非好好整一下不行。”
显然,他和我一样,也没弄清楚整风的真正内容,认为整风,就是“整整”那些“怪话司令”。到了支委扩大会上,更是如此。一排长张德欣同志听说要整风,第一个发言,开口就说:“就是该整风!象次明远、田元益两个怪话大王,不把他们的油腻擦擦,拉不开栓啦!班长管理不了他们,我说说,还和我顶嘴!”
“这怪你们平时教育不够。”副连长插了一句。
“教育?”一排副答了话:“次明远、田元益这样的人,你磨破嘴皮,他只当耳旁风!教育好他们,除非神仙下凡!”
他们提出的两个战士,是我们连出名的人物。次明远,整天把帽沿拉得和眉毛齐,裹腿打到膝盖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闲,嘴不住,逗逗这个,捅捅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讲起怪话数第一。田元益,又是另一个类型:裹腿打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管棉衣或单衣,发给他多大穿多大,从来不收拾,整天价没个利索劲。他说怪话的本领,比次明远又强似一倍,一张口,不是带刺,就是叫人笑破肚皮。他俩到一块,不是抬杠,就是顶嘴。论嘴快声音高,次明远第一,论俏皮刻薄,又数着田元益。对这样的战士,应该怎么认识呢?这是干部之间时常发生争论的。整风,就单是整这种人吗?我望着支委们,希望继续发言。
“咱们连有些同志怪话是多。”支委、七班长慢吞吞地说,“可是,每次打仗,他们都报名参加突击队。就说田元益吧,雇农出身,革命坚决;咱们连到晋绥来时,他发疟疾留下了,病还没好,就死赖着人家去陕甘宁的部队,跟着跑了两千多里路,过了四道封锁线,找四连来归队,不能说他没优点……”
“怪话讲得好,总不能算优点吧!”一排长固执地说。
“那当然”,七班长说,“所以党中央、毛主席才叫咱们整风哩!”
“我同意七班长说的。”一班长说,“整风,是整歪的那一面,不能因为整歪的,把正的也忘了。就说我们排黄纪堂吧,他是个直性子,看不惯的事,爱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其实是个好同志。”
经过一番讨论,同志们对整风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决定:第一步,先找那些爱讲怪话的同志开个座谈会,摸摸到底有些什么问题;然后再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中午开饭前,我把各班一些所谓“怪话司令”召集来了。他们都闹不清开什么会。连务会?都不是班排长;党员会?又有非党员。次明远捅捅黄纪堂:“伙计!这是开什么会呀?”黄纪堂还没开口,田元益接过去说:“什么会?这不是明摆着——‘司令员’大会。”
人到齐了,我告诉大家:连里要整风,先找些同志开个座谈会。来的都是四连的老同志,了解情况多,平时也有些意见,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提出来。
我还担心会开不热烈,怕大家不敢提意见,谁想话刚停,次明远就打了头一炮:“我说。连长就是不关心病号。病号饭光是小米稀饭,病号想吃点豆面,他说吃豆面犯病。我没听说过,吃豆面会犯病。”他略停了一下,望望我,又说:“王士臣同志住医院,秋天还盖个夹被,指导员怎么不想想他冷不冷?”
这头一票,投到连长和我的名下,我顿时感到脸有些发烧,生怕自己的脸色会影响发言,便插话说:“这个意见很好!同志们继续提。”
“指导员,咱们现在是什么社会?”冷不防田元益这样问我。
“什么社会?”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咱们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党统治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你问这做什么?”
“唔,”他搕搕小烟袋锅,不紧不慢地说:“既然不是奴隶社会,我们副排长怎么说张正祥同志是奴隶性呢?”
这一句话,象针刺到我心里。在自己工作的连队里,干部这样训人,自己还全然不知道。
“都是革命同志嘛!”田元益装了袋烟,巴巴吸了两口,又说:“奴隶,这话是不能用在革命同志身上的。指导员你说对不?我们排长也跟我打过招呼:‘田元益,你老实点。你给我个初一,我给你个十五。’听,他要给我小鞋穿哪!我这脚,穿小鞋能不疼吗?”
他这一番尖锐的发言,使座谈会更热烈了。气氛越来越严肃。连长有军阀残余呀,指导员不关心同志进步呀,排长“训”人呀,伙食账不公布呀,炊事员饭做得不好呀……每个人讲起来都滔滔不断。我听着,记着;有的意见,虽然不是点着我的名提的,可是作为这个连的政治工作干部,对一切问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这时才深深感到自己工作不深入、不细致,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许多问题怎么没发现?怎么没深一步了解?
直到外边吹哨子开饭,座谈会才暂时结束。我当即向同志们表示: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明天就让司务长公布伙食账;新调的炊事员不称职,很快调换。大家听了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二
连队执行新的任务,转移到了东坡村。
这儿是我们活动的老地区,群众和我们熟得很。还没到宿营地,各班就沿路拣柴准备送给房东。到宿营地,我把背包一放,就到了班里。同志们正忙着:有的擦枪,有的打铺,有的挑水、扫院子。小小的山村一片欢乐景象。我走到七班院子里,次明远正集合着一群小学生在教歌;七班长正用自己的学习纸给房东糊窗户。我问他座谈会后有什么反映,他说反映很好,提了意见的同志都说心里痛快,有的说,干部改了毛病,他今后也不讲怪话了;有的说今后生产要加劲。
我问干部有什么反映,他皱皱眉头,说:“干部不高兴的多。四班长说,往后班长更难当了。排长、副排长都不痛快。”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问他。
“我心里也有些嘀咕。”他小声说,“指导员,照这样整法,全掀了干部的底,今后怕更不好管理。有的同志会更自高自大哩!”
问题很清楚:战士欢迎这样的整风,干部却有了顾虑。我也有些担心,怕产生极端民主化,于是便向团政治处写了个报告,请示今后怎么办。
吃饭的时候,我把干部对整风的反映,向副连长说了,他说:“看样子,整风要先整干部。干部整好了,都改了毛病,部队管理我看不成问题。是不是找干部们座谈座谈?”他的话提醒了我。饭后便找干部们交谈了一番,决定召开全连的民主大会。
第二天,军人大会开始了。战士们坐在背包上,吸着从山里采来的榛叶子。爱开玩笑的,今天也严肃起来。会议开始,我先讲了话,说明今天开的是军人大会,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对领导的,对生活上的,以及个人的错误思想,都可以讲,都可以说说心里的话。
我的话音刚落,发言一个接一个。怪不得其他连的同志说“四连战士的嘴,象黄河的水”,老同志们,谁也没顾虑。虽然提的有些事和上次座谈会差不多,可是举例各有不同。尖锐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被战士们点了名的干部,一个个低着头,有的不停地往小本上记。说真的,全连开这样的民主大会,战士们这样批评干部,我做指导员以来,还是头一次经历呢!
开完会回到连部,心里很乱。想想大家提的意见,脑子里总摆脱不了那些责备。特别想到给连长左学贤同志提的那些意见,心里还有些不平。
我和左连长一块工作多年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十分了解他。他勇敢、正直、坦率,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从十九岁当兵,跑遍了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了八路军。每每谈到他的经历,他总这样对我说:“老刘啊!混了多年,找到党,找到八路军,才算真正找到了家!”他军事知识很丰富,熟悉各种枪的性能。不管什么枪,闭眼能拆开,摸着黑能装起来。一排的六五机枪老的没牙了,打起来好卡壳,经他一收拾,又呱呱叫起来。当然他也有缺点,管理生硬,“训”起人来没个深浅,有时会把战士“训”得哭鼻子。可是,他为的是连队好啊!偏偏有些同志不了解他的心情。病号吃不上豆面,怨他不给吃,说他留着豆面给自己娶媳妇。
我越想越气得慌,心想:算啦,这个风不整啦!照这样整下去,极端民主抬头,干部更难当了。看看副连长,他也是闷闷不乐。我们俩谁也不说话。通信员看我们这样,也悄悄地说话,悄悄地走路。晚饭,我们也是闷着头吃的。
晚饭后,到各班走了一趟,看到战士一个个很高兴。谈到民主大会的事,有的说,把意见倒了出来,心里痛快了;有的说:“干部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今后一定要克服缺点,好好进步。”次明远还特别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指导员,我向你保证,往后再不讲怪话了。”
晚上,躺在门板上,想着白天的会,想着战士们的话,心里又渐渐平静了。特别是想到在冀中那段艰苦的斗争——部队分散活动,同志们整天爬道沟、吃野菜,不论环境多么紧张,斗争多么残酷,没有一个人动摇。许多同志离家很近,也不肯回去。他们都是烈火中炼出的真金啊!同志们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今天讲了些他们不满的事,说了些激动的话,我又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战士们都把连队看成自己的家,把干部看成长辈一样,生了病,负了伤,自然就需要干部照顾他,鼓励他。可是,我们做干部的,又做得怎么样呢?记得一次我得病住了医院,团长从平川给我带来八斤桃,当时自己多么受感动,病好象立刻减轻了许多。反过来想想,自己对连里的病号又怎么样呢?王士臣生病住医院,我就很少想到他。天冷了,也没派人去送棉花。这些,同志们提得不对吗?再说,就是有个别同志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象说连长有意不给病号吃豆面等,也是难免的呀,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我是个连的干部,是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能一会高兴就有劲,一会不高兴就泄气呢?这是个人患得患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呀!整风,一定要很好地整风……。
第二天一早,我们刚起来,团部侦察员来了。单独活动,平时很少见到团部的人,侦察员一来,我们很高兴。他把两封叠成三角形的信和一些文件、报纸给我后,又口头传达说:“团长、政委叫你们今晚出发,夜十二点以前赶到太汾公路,配合三连伏击交城去文水的敌人。……”
“好哇!”副连长一听打仗,就眉开眼笑了,立刻要通信员通知各排准备。
我拆开团政治处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的整风报告的批示。除了指示下一步的整风步骤外,并特别提到给我们送来几份重要文献,要我们好好学习。这些文献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贪婪地读着:“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可是,这些,我们作的怎样呢?正象文献上指出的,我们有些同志有骄气,对战士蛮不讲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爱听恭维话,受不得批评。
毛主席这些话象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读着文献,又是兴奋,又是惭愧。
“老刘,你钻到书里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副连长走进来,“今晚要执行任务,咱们研究一下吧?”
我向他说:“嘿,这下可解决问题啦,你快看!”
“解决了什么问题?”他莫名其妙地说。
“这些文献,解决了咱们整风的问题。”我说着递给他看。
副连长读了一段,就高兴地嚷道:“老刘,这上边说的,和咱们连的情况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开展自我批评,天天洗脸,绝不留一星半点灰尘在脸上,要不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他激动地指着文献上的话,象是重复,又象是保证。
我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对党的整风方针更加明确了。决定执行完战斗任务后,继续把连队的整风运动贯彻下去。
连队紧张地准备出发,补子弹袋的,擦枪的,收拾鞋袜的,一片出征的气氛。
我从班里刚回到连部,二排长提着一双破鞋来了,哭丧着脸说:“指导员,小黑子把这双烂鞋扔给我,非要新鞋不行,你看怎么办?”
小黑子,名叫李树勋。年纪小,长得又黑,所以连里同志很少叫他名字。别人的鞋都是补了又补,他不会补,也不学补,一直把鞋穿得前后通风。怎么办呢?每人只有一双鞋,哪里给他去换新的!我看看这双鞋,鞋底还好,收拾一下还能穿几天,就向二排长说:“你先回去吧。”
我拿过那双破鞋,向通信员说:“你有锥子、麻绳吗?”通信员见我要动手补,赶忙来夺。于是我们两个一人一只,很快就钉补好了。又刷刷干净,送给了小黑子。
不一会,小黑子跑来了。他进门低着头,眼里噙着泪花,很难为情地说:“指导员,我……”他很沉痛地检讨了自己。
说实在的,给他钉补鞋时,我并没想到很多,只是想:他不会这活,先替他钉钉补补,打完仗再说吧。谁想他会为此感动得流泪呢?本来想批评他几句,可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安慰和鼓励他了。他擦了把泪,说:“指导员,你别说了。往后我一定学会自己拾掇自己,再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从这件事,我联想到许多。所谓教育战士,绝不是单纯的批评,也不是生硬地说道理。可惜,过去对这个问题我并不是那么明确。
当天晚上,我们急行军赶到洪相附近,打了一个伏击战。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仗。这一仗,歼灭敌人不多,搞掉敌人几辆汽车,打死几个押车的敌人士兵。正象战士们说的:“老虎吃蚂蚱——碎拾掇”。虽然没过瘾,可也解了馋。这一仗也看出:尽管军人大会上战士们给干部提了许多意见,甚至有的说了些刻薄的话,可是一上战场,仍是个个服从命令听指挥。许多战士比整风以前更勇敢、更坚决了。干部原先顾虑的今后不好管理,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
打完仗回来,连队稍微整顿了一番,又继续转入整风运动。我们忙着给干部读毛主席的文章,给战士们读模范战士的故事。经过一番座谈讨论后,全连又举行了大会。
会上,我的检讨还没结束,战士张正祥突然站了起来,喊着:“报告,不能光怨干部,我这顽固脑袋也有毛病!过去净说怪话,自己不进步,怎么能怨干部……”他的话没说完,次明远坐不住,站起来了,二排长站起来了,一排副站起来了,一向不紧不慢、发言从来不抢先的田元益,也抢着检讨自己。原先计划是先给干部提意见,然后再开检查官兵关系大会,没想到这个大会竟变成官兵关系检讨大会了。干部们纷纷检讨爱兵不够,战士们纷纷检讨尊重干部不够。
激动、热烈、团结的气氛充满了会场。每个人不只是检讨过去,还纷纷下保证,订计划。副连长激动得嘴唇发抖,大声说:“今后我决不特殊!同志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同志们没进房子,我决不进房子;打仗,我先冲锋;出差,我带头……”
会场上响着热烈的掌声。全连一百多颗心凝结在一起,团结得象一个人。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啊!三
继伟大的整风运动而起的,是尊干爱兵运动。连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在两天内赶回水子里秋收,我们开始了急行军。出发前宣布了一天走一百里,同志们仍是满面笑容。爬山时,副连长扛着一挺机枪,走得满面流汗,不时转回身去叫着:
“加油哟!爬上山顶就凉快了!”
“加醋哟!”活跃分子次明远比从前更活跃了,随着副连长的鼓动声叫嚷着。
“加什么醋!”田元益又故意逗他:“到水子里吃莜麦炒面,加了醋还能吃吗?”
连队在一片欢乐声中,登上了高山。休息的时候,副连长又向大家招呼着:“戴好帽子,不准脱衣服啊!”
“那是谁?想喝鸡汤吃鸡蛋了!”有人看到脱了衣服乘凉的同志,这样说他。
“喝鸡汤、吃鸡蛋”这两句话,从整风以后成了一种专门语,因为不管哪个同志病了,伙房总是想办法弄点鸡汤或鸡蛋给他吃。副连长病了两天,各班同志用自己节省的津贴费买鸡蛋慰问他。弄得副连长病没好,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行军时,你看吧,你争我的枪,我争你的背包。每个人都累,每个人又想在最累的时候帮助别人。过小河时,连部几个通信员非要把我背过去不行。我说:“我又不是个孩子,怎么还要你们背?”他们说,我的眼近视,怕踩不准河里的石头滑倒了。同志们想得多周到啊!
一路上,边走边谈,怪话再也听不见了。我插到班里走,只见黄纪堂还有些沉默,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低声说:“指导员,整风以后,我别的问题没有了,只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指导员,”他又小声说:“我参加八路军时间也不短了,受党教育的时间也很长啦,嗨,只怪我自己不进步,往后请党继续考验我吧!我就是这么个问题。”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虽然说得不那么明确,事实上也很明确,那就是要求入党。我望着这个整风以后有了很大转变的战士,心里想着:党的大门,不正是应当为这些出身好、觉悟高、受过严酷战斗考验的同志敞开着吗!
整风后,每个人在变化,全连在变化。这种变化,处处都会感觉到。
宿营地到了。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住过的小山村。司务长看房子回来,说这里只能住下连部和两个排;另一个排,要到五里路外一个村去住。要是以往,叫哪个排去,总少不了有几句怪话。今天,副连长一说二排去,二排长痛痛快快带起就走。副连长也跟着送他们去了。
“怎么还要送呢,”二排长笑着说,“五里路一迈脚就到了。”
“走吧,我要去看看。”副连长说着仍随他们走去。
这时,我想起他的爱兵计划:战士们没进房子,他决不进房子。看来,他是坚决要做到这些的。这时,又听到几个班长谈放哨的事。一排长和一排副两个人路上就商量好了,向班长们宣布:他们放哨,让大家休息。为这事,班排长之间又争论开了。听着这个令人高兴的争论,望着远去的第二排,以及正嘻嘻哈哈准备进房子的一排、三排,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四连,我们的第四连,正象今天的百里行军一样,迈开快步向前进!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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