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聚宝盆”

第2版()
专栏：

　　阎锡山的“聚宝盆”
史怀必
一、委座称赞人民愤恨
阎锡山把他的血腥统治掠夺的“兵农合谋”政策，美其名曰“聚宝盆。”据说阎锡山去年到重庆时，曾在蒋介石面前，吹嘘自己这一套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据说可以用以抵制共产党的减租减息，说什么晋省人民如何欢迎要求实行等等。杀人的刽子手们，总是互相呼应狼狈为奸的。阎锡山的反人民政策，竟得到蒋介石当面称赞，并允许在山西先行试办。于是阎锡山从重庆回到太原后，一面大大吹嘘其“兵农合谋”为“中央批准，委座称颂”；另一面则动员其统治爪牙——农村土劣，挟持民意，要求实行“聚宝盆。”在三四月份的汾东导报与阵中日报，今天刊登介休人民要求“聚宝盆”，明天刊登平遥人民要求“聚宝盆”，好像真是菩萨出现了。
阎锡山的“兵农合谋”是好是坏，汾东人民体会的再深刻不过了！因为他的“兵农合谋”首先在汾东（襄陵、浮山、临汾一带）实行过。汾东人民普遍流行着一首歌谣，描写阎锡山的“聚宝盆”：“青年小伙拔了兵，姑娘媳妇儿充了公，老婆老汉填了坑，小孩娃娃沽不成！”这就是汾东人民对阎锡山的“聚宝盆”最真切的反映。
在阎锡山直接统治下的临汾城内，也有几家商号的掌柜这样说：“聚宝盆确实是聚宝盆，不过是官家聚富了，把人民锯穷了。”这也是一针见血再深刻不过了。
二、“兵农合谋”与“编组”
阎锡山的“兵农合谋”第一步是强制编组，将村里十七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壮年，编为三人一组，三人之中抽一人为常备兵，两人为国民兵。（常备兵入伍，国民兵在家种地）。在国民兵年龄而残废的人，称为纯国民兵（意即不入伍）。充当常备兵的，大多为家境贫寒子弟，因为谁也怕当常备兵送死去。在村里抽常备兵是采取“抽笺、抽纸蛋”的办法，富有的子弟抽上当常备兵时，即出粮食雇人去；穷人子弟，抽上常备兵，没有粮食只好去当炮灰。在村里有权势的统治者，或少识字而又在国民兵年龄的人，皆当了村干部，实行缓役（阎锡山的大编村，有四十到五十个干部），形成农村中的统治剥削网。
编组之后。第二步实行分配土地，将全村人民土地没收配给国民兵。四十五岁以上，十七岁以下的老幼，不配给土地，剥夺了老弱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生活阎锡山规定给国民兵助耕，由国民兵给工资。而实际由于他们没有劳动力无人雇用，只有饿肚皮。而且，国民兵的收入除出负担外，连自己吃用都没有，那能出工资来雇用人工呢？
两个国民兵养活一个常备兵的家属，每个国民兵每年给一个常备兵出麦五石、花十斤（如很穷苦人家则根本得不到救济）。常备兵分的土地也由国民兵来耕种，支差出负担统由取得土地的国民兵负责。鳏寡孤独之家，名义上规定有救济粮，实际上均被编村贪污。
妇女则编为妇女队，给阎锡山军队服务，每天整训实行奴化教育。在妇女中又发展所谓“进步社”，与“同志会”；并规定“邀谈”制度，组委定期与妇女个别邀谈，借机调戏、强奸等。梁培璜、继续川在浮南东张、梁家河一带，曾以邀谈而诱奸有姿色的妇女。一般人家的妇女，被阎锡山部下奸淫者不可胜计。当大北渠群众诉苦时，曾谈到自己到河西支差，老婆就成了六十一军的了。
三、“兵农合谋”政策实行的恶果
“兵农合谋”政策实行的第一个恶果，就是土地荒芜，生产锐减，人民生活下降到不能生活的程度。
阎锡山迫使十七岁以下，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丢掉土地，脱离生产，使土地集中到少数国民兵手中，把国民兵变做阎锡山的农奴。而国民兵又因支差、负担苛重不能耕种，又阎锡山大修碉堡，每个国民兵支差三个月，使国民兵既无法到地耕种，妇女们每天开会、受训、邀谈也无法上地，这就造成大批土地荒芜。如浮山岗头村，二千五百亩地，荒了一千二百亩。上北渠四百五十亩荒了一百八十亩。襄陵张篡四千亩荒了八百亩。按全县范围来说，阎锡山统治时，临汾南荒地八千余亩，浮南荒一万三千余亩，襄陵荒九千余亩。
由于支差繁重，牲畜也大大减少了。襄陵张篡村属于解放区时，有一百四十五头牲口，阎占后死的死卖的卖，还有三十头牲口。属于解放区时，有每年平均上十五亩粪的人家，阎占时只能上三亩。属于解放区时，犁四次耙三次，锄三次的农家，阎占后，犁二次，耙一次不锄了。过去每亩能收七大斗，阎锡山来只能收三大斗了。该村村民赵雄，过去四十亩地两头牲口，阎锡山来只喂了一头骡子。过去四十五亩地，每年上粪二十亩，后来只能上粪三亩了。
由于土地荒芜生产降低，人民生活就更加困难了。然而阎锡山的摊派、掠夺则有增无已。以下是两个村子的负担调查，可以代表一般状况。
浮山三区梁家君村，两年顽占时负担调查：
全庄十六户、一百零七口人、四百三十亩地、四十二两粮银、每两粮银负担如下：正银一石、附加一石、代购一石、马料二斗、村摊派四斗、救济粮一斗、款折粮二斗（每两六百二十五元）。另外优待粮三十石（五个常备兵），花五十斤（合粮五石），军布每亩四尺九寸，全村二百一十一丈六（折麦三十石零二斗），家家计划每户合麦二斗（给国民兵买牲口贷种），临时马料一千斤（折麦十石），马草一万八千斤（折麦六石），派饭二千七百顿（合麦十三石六斗）、应酬费每月平均二十条烟（合麦两石，全年二十四石）鞋袜鸡子除外，共负担粮二百八十二石九斗，再加一成“脱耗”（二十八石二斗），共粮三百一十一石一斗。每两粮银平均七石四斗，每人平均负担二石九斗，超过对我负担十三倍（对我负担二斗四升）。
襄陵张篡村去年顽占时负担调查：
全村一百六十四户，九百六十五口人，四千五百七十亩地，四百五十六两粮银。
解上款粮负担：每两粮银二石二斗，布每两粮银五丈六尺（合粮五斗五升），花每两粮银半斤（麦五升），代购粮一百石（每两粮银二斗二升），帮差款三十万（每两粮银六百五十七元，合粮二斗五升），马料四斗，以上共粮一千六百六十三石七斗，每两粮银平均负担三石六斗七升。
村摊派负担：每两粮银四斗，共一百八十二石四斗，优待粮二百五十石，（家家计划每户四十元），共三万八千六百元。合粮一百二十九石，国民兵身分证九百元（合麦三斗），临时马料五千斤（麦四十五石），马草七万五千斤（合麦二十五石），派饭八千五百顿（合麦八十五石），应酬费一百五十石，以上共粮八百六十八石七斗。
解上粮款与村摊派两种：共合粮二千五百三十二石四斗，加一成（脱耗）二百五十三石二斗四升，共合负担粮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六斗。每两粮银平均负担六石二斗，每人平均负担二石九斗五升。超过对我负担十倍。
由于阎锡山的“兵农合谋”与掠夺政策，使汾东人民生活降到非常惊人的可怜程度。以下是人民生活状况的变化：
襄陵张篡村属解放区时，人民每天三餐，早饭米汤、蒸馍，有炒白菜辣椒；午饭白面条，有油炒菜调和；晚上米汤蒸馍；过年过节有三分之二人家有酒有肉。阎锡山统治后，早饭是米汤红薯麦皮玉茭面馍（吃不饱），午饭是玉茭生子野菜，晚饭与早饭同，过年过节皆买不起酒肉了。
浮山三区上北渠属解放区时，早饭白面玉茭面各半蒸馍，米汤有萝卜菜，午饭吃干面条有菜，晚饭玉茭生子汤，玉茭面麦面各半的馍。阎锡山来后，早饭玉茭生子和菜各半“窝窝”，午饭玉茭和糠各半稀饭“窝窝”，晚饭是豆面条子稀菜饭。
以上是指一般中等人家的生活，至于穷苦的人连上面的吃喝也不可能。今年春荒时，浮南有四分之一的人家吃糠吃菜。以上的材料，可以代表汾东的一般情况。过去人常称：“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在阎锡山统治下，情况变的不同了。到我军解放后，现在才逐渐恢复元气，人民才翻身。
阎锡山“兵农合谋”实行的第二个恶果，是人民的疾病死亡率增大。
由于阎锡山苛敛暴政，人民不堪其苦，逃亡者甚多。又由于生活贫困营养不足，致疾病死亡率增加。
浮山南三区上北渠二十户、一百三十口人，在阎锡山统治的一年之内，生病死了的有三十口（内有七个小孩子），生疥疮的四十五口，患过伤寒时疫者八十口，怕编组逃跑的青年三人，无法生活逃亡了五户。浮山岗头逃亡五十户，死了一百七十九口，死绝十六户。
襄陵张篡村，在阎锡山统治的一年多时间中，一百六十四户中逃亡了四十五户，患伤寒时疫的五百四十口人，死了的七十人，被阎锡山杀了的十三人。
“兵农合谋”实行的第三个恶果，是教育废驰与学校倒闭。在襄陵张篡村属解放区时，曾有一百三十个儿童上学，孩子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新主人抱有很大希望，家里主要生产任务由家里人负责，小孩子可以安心求学，教员很有兴趣，对教育事业的专心与努力使学校在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自阎锡山来了以后，学校的孩子减少到三十人左右，许多应该上学的小孩子由于家庭贫困而失了学。阎锡山为了修碉堡，把学校的三间房子拆掉了。在浮山三区的情形和襄陵一样。我在张篡村与教员谈了几次话，他说：“顽固过来一切都变了。你教学生日本课本，他来了不说啥；你要教八路军的就有杀头危险。有一次我在黑板上写了个“八”字，组委来了审视了半天，又把我桌上的书检查了半天。”
阎锡山为了实行他的“兵农合谋”政策，剥削压榨人民，采取大编村制。每个大编村村公所的人员数目，相当于我们的县政府，其开支比我们县政府大数倍。去年邓庄阎锡山村公所，半个月经费花洋五万七千余元。
阎锡山是踏着人民死尸遍野的基础来宣传自己的“德政”的。蒋介石也毫无廉耻的歌颂这种“德政”。人间的卑鄙事情尽让这些人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