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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01-31 00:00 |
古巴外贸部对我外贸部负责人谈话的答复
第5版()
专栏：
古巴外贸部对我外贸部负责人谈话的答复
新华社三十日讯 哈瓦那消息：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一月十二日在第十版刊登了古巴《对外贸易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谈话的答复》。全文如下（文中的黑体字，是《格拉玛报》刊登时原有的）：
中国“新华”通讯社在一月十日的新闻稿上刊登了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对记者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提到我国总理在一月二日演说中有关古中两国一九六六年贸易谈判的提法，作了某些断言，我们认为必须对此给予十分准确明了的答复，以免人们对我国总理所说的话的绝对真实性发生丝毫疑问。
一、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说：“一九六六年中古两国的贸易额……比一九六五年是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而相当于一九六四年的水平。”这个官员还说，“卡斯特罗总理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古巴中央计划委员会统计总局和对外贸易部统计局的数字，两国的贸易情况如下：
年份 古巴对中国的出口 中国对古巴的出口 总贸易额
（以百万比索为单位）
1961 91．6 98．6 190．2
1962 89．0 89．8 178．8
1963 72．7 90．8 163．5
1964 81．4 109．3 190．7
1965 97．3 128．9 226．2
1966 （85．0）（85．0） （170．0）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的统计数字是以这个国家当年进出口商品总额为基础算出来的。必须指出，由于地理上两国相距遥远（海路要走四十五到六十天），总是有些商品在运输途中，因此两国的统计数字可能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在中国由于已经运出而已经计算的商品，在古巴由于尚未到达而没有计算在内，反之亦然。但是即使把这种情况考虑在内，这些出入不致于根本改变上述数字。
一九六五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算出来，所引用的数字相当于这一年度议定书规定的商品值（包括二十五万吨大米和七十万吨糖）。一九六六年的数字约略相当于在中国方面加以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列入议定书内的商品值。
总理并没有谈到两国的贸易额，而是谈的“我国从中国的进口值”，也就是古巴从中国得到的商品的总值，对我国居民的需要有影响的就是这方面的数字。
然而上面统计表的数字表明，关于贸易额（即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每年的进出口总值的总和），只有一九六三年的数字低于一九六六年，至于我们总理所说的古巴的进口值，一九六六年的数字将低于一九六一年以来任何一年。
实际上，考虑到强加于我们的糖的出口的限制、向古巴提供的商品数量以及执行贸易平衡政策等因素而可能从中国买到的东西来看，一九六六年议定书规定的从中国的进口将达到八千五百万比索。这就是说：
比一九六一年的九千八百六十万少一千三百六十万。
比一九六二年的八千九百八十万少四百八十万。
比一九六三年的九千零八十万少五百八十万。
比一九六四年的一亿零九百三十万少二千四百三十万。
比一九六五年的一亿两千八百九十万少四千三百九十万。
因此，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一月二日演说中说“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值将下降到比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这是绝对真实的。古巴革命政府从来不惯于作不严格符合事实的断言，如果有什么错误，从来就是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
二、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哈瓦那就一九六五年贸易议定书开始了会谈，这是随后在北京要继续的会谈的初步会谈。
中国方面已经同意在那一年供应我们十五万吨大米，这比一九六四年的数字（十三万五千吨）稍有增加。
古巴在一九六五年将得到十五万吨大米，价格随品种不同而异，每吨在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比索之间，用来交换的是约十六万五千吨糖，价格规定为每磅六点一一分。
正是在这时，古巴革命政府总理建议增加大米换糖的贸易，正如新华社稿件内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所说，“每年用三十七万吨糖交换二十五万吨大米”。也就是说，中国不是提供十五万吨而是二十五万吨大米，古巴不是提供十六万五千吨而是三十七万吨糖。从算术上来说，古巴约多提供二十万五千吨糖，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如果这种算法不错，那就是说比例几乎恰好是二比一。
因此，总理说古巴的建议提出在两吨糖换一吨大米的基础上增加糖换大米的贸易，那是绝对正确的。
三、中国官员谈话的另一部分说：“卡斯特罗总理认为中国将长期供应古巴每年二十五万吨大米，是没有根据的。”
这句话恰好反过来说就合理得多了：中国政府同意了供应二十五万吨大米的要求，同时在价格问题上给予了比古巴方面的要求更为有利的答复，似乎表现了对我们的经济需要的特殊考虑，那时无论是谁都丝毫不会想到，中国政府会考虑在下一年事先没有任何表示即急剧降低这一交换水平的可能。否则，中国对古巴建议的答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建议——正如中国对外贸易部的官员同意的一样——是为了提高每年的贸易额，正是基于这种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在今后的年份中能得到同样数量的供应，这种信心虽说天真，然而却是合情合理的。
四、中国的谈话承认这一事实，即当古巴方面要求使用一九六○年给予的经济合作贷款来局部弥补一九六六年同中国贸易的差额时，中国方面回答说，这个问题应当向政府一级（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
然而，他们没有提到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同时十分明确地表示，不管磋商与否，关于他们可能供应我们的产品和数量，他们提出的供应量是最大限度的、肯定的了。
此外，中国代表团指出，一九六六年的贸易应当平衡，他们所购买的古巴产品限于约八千五百万比索，因此他们卖给我们的产品也限制在同样的数量之内。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方面以“至今古巴并未同我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接触”而感到奇怪，那是不可理解的。
既然中国方面的供应量已是最大限度的了，那又何必接洽贷款呢？既然已向我们明确地断然表示双方的贸易应当平衡，接洽贷款又有什么用呢？
的确，古巴对外贸易官员仍然在中国，但是既然中国方面已明确地规定了他们所愿接受的贸易条件和数量，那么这些官员的工作只不过限于就所愿供应的产品签订合同之类例行手续罢了。
五、古巴革命政府向人民说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口突然比上一年减少四千万比索以上一事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这绝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因为这在目前情况下是对我国经济意外的严重打击，并给我国人民习用的粮食的供应造成了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从今年一月起已不得不把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三磅。
使古巴革命政府不得不做这一公开解释的事实，不仅发生在第一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议前夕，而且发生在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国际市场上的糖价降到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古巴又遭到一九○○年以来最严重的旱情的时候，这的确是令人痛心的。
古巴对外贸易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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