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农民起义无用论”

第5版()
专栏：

　　驳“农民起义无用论”
　　黎晨
提要　徐肇庆同志的“农民起义无用论”或“农民起义黑暗论”，是与吴晗同志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农民起义“远水救不了近火”，甚至会给人民带来种种灾祸。这套“理论”是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万古长存服务的。
徐肇庆同志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见二月十七日本报“学术研究”版），一再攻击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企图借此帮一下吴晗同志的忙，其实是帮了倒忙。这篇文章不长，却有不少妙论，概括地说，就是“农民起义无用论”，或称“农民起义黑暗论”。在作者的心目里，农民起义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徐肇庆同志在谈到封建时代农民的出路时说：“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很清楚，在他看来，农民起义不如向封建官僚叩头告状，农民起义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解决不了农民“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农民起义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农民起义无用论”，一笔抹煞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
一笔抹煞，痛快固然痛快，可是你怎么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呢？今天，恐怕连一个小学生也懂得：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是人们主观制造的，而是客观的、必然的，根本不存在叫不叫农民“发动农民革命”的问题。既然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必然有农民的反抗、革命、起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每次起义，农民都拿起大刀、长矛向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杀去，官府的租税不交了，劳役不服了，封建统治遭受沉重的打击，封建王朝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地被打翻了，或者被削弱了，这怎么能说不能解决农民“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能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呢？革命、起义不解决问题，难道向“青天大老爷”叩头哀告反而更解决问题吗？历史上找得出一个封建王朝是由于农民向“清官”告状而覆灭的吗？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说明，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徐肇庆同志要人家“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要“尊重客观事实”，可是自己却“闭着眼睛”，否定农民起义，这有一点“尊重客观事实”的起码态度吗？
徐肇庆同志悲叹道：“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意思也十分明白：闹来闹去，农民起义终归失败了，因而是没有用的，是不应当肯定的。不错，由于历史的局限，农民起义常常是失败了。但是，对于失败，人们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在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镇压下容忍、屈服，他们总是失败了再干，敢于向反动统治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页）。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是历史上扑不灭的火焰。这是我国人民最优秀、最宝贵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来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巴黎公社不也失败了吗？难道因此就可以否定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不能。同样，农民起义的失败，也不能成为否定农民起义的理由。而徐肇庆同志却有另一种看法，他轻蔑地说：“这不过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从而得出农民起义无用的结论。作者大概有点心虚，赶忙声明“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其实是不打自招：农民起义既然无用，又何必起义、何必搞武装斗争，还是听天由命、永世当奴隶吧，或者等待“青天大老爷”来保命吧！这实际上是数典忘祖，完全否定了我们祖先光荣斗争、流血牺牲的历史，这种态度是极其轻浮、荒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
徐肇庆同志还向前迈了一大步，索性骂起农民起义来了：“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应当指出，把各封建集团混战的“乱五代”当作是“农民起义”，这是胡诌白扯，毫无历史知识。不过，从他持有的这个“农民起义”的例子，我们倒能更好地弄清这种观点的实质。说穿了，这不单是“农民起义无用论”，而且是“农民起义黑暗论”了。在他看来，农民起义糟得很，造成了天下大乱，一片黑暗，闹得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再不能“安居乐业”，情况“是坏一些了”，真是罪莫大焉。农民起义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对农民起义究竟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毛主席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热烈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说：“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几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难道还需要解释吗？可是，徐肇庆同志显然不赞成这种革命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似乎只要农民服服贴贴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起义，不反抗，有了“事情”找封建“官员”解决解决，就能够“安居乐业”，就“好得很”。这岂不是把地主阶级的所谓“太平盛世”看作“安居乐业”的光明时代，而把农民起义看作“黑暗”时代吗？这究竟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其实，给农民起义制造种种罪名，并不是徐肇庆同志的“创举”，论“功绩”还得归到吴晗同志的名下。一九五八年以来，历史界掀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浪潮，要求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恢复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而吴晗同志却“骨鲠在喉”，硬要为帝王将相争地位，大力鼓动复古主义思潮。他大喊大叫农民起义写多了，帝王将相写少了，只写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一片打倒声”，历史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在他看来，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劳动人民，而是来自帝王将相，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的时代是“光明”时代，而农民起义则是“黑暗”时代、“人吃人”的时代。吴晗同志的观点被揭发以后，徐肇庆同志不过是重新拾起吴晗的陈旧武器作一番无力的挣扎罢了。
吴晗也好，徐肇庆也好，他们的观点是不难揭穿的。我们认为，革命有理，造反有理。而他们否定农民起义，竭力美化“清官”，实际上就是鼓吹革命无理，造反无理，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这种“农民起义无用论”或“农民起义黑暗论”，无疑是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万古长存服务的。可见吴晗同志的观点并没有使徐肇庆同志的文章站住脚，而徐肇庆同志的文章反而使吴晗同志的观点变得更荒谬了。这岂不是意欲帮忙，却帮了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