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后铨 |
1966-06-09 00:00 |
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
第3版()
专栏：
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
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 张后铨
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宋司马光通鉴稿》。翦伯赞为这个只有四百六十余字的残稿，以《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为题写了一篇跋。他借题发挥，对司马光及其所编《通鉴》大加吹捧，称赞《通鉴》“是一部最成功的集体写作的通史”，称赞司马光为“主编”历史的“很好的模范”。翦伯赞颂扬这位“主编”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并且一再颂扬他“诚笃忠厚，气象凛然”，“惟公不欺之学，何往而不在哉”。翦伯赞炮制出一个“司马光精神”，并且大声疾呼地号召我们向它学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我国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复古主义的思潮，颂扬帝王将相、“清官”“好官”、文人学士的声浪喧嚣一时。吴晗和翦伯赞是最活跃的代表。吴晗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把这个地主阶级的官僚渲染为人民的“救星”、顶天立地的“英雄”，炮制出“海瑞精神”，号召人们向海瑞学习。翦伯赞则抬出司马光，把这个反动保守的“丞相”，描写成“气象凛然”有“美德”的人物，歌颂他是史学界的“模范”。二者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吴晗用海瑞的躯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翦伯赞用司马光的亡灵来对抗史学革命。他们都是借封建主义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革命。革命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帝王将相宣战，向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史学传统宣战，向一切抱残守缺、死抱住帝王家谱不放的“史学权威”们宣战。他们着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被剥削阶级所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主人翁地位。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开始走出书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编写工农群众同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历史，使历史学开始成为阶级教育的有力武器，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史学革命的洪流把一些“学者”“专家”们触怒了。他们感到，这一股洪流终将摇撼他们的“权威”地位，终将冲垮他们把持了多年的学阀宝座。他们坐卧不安，“骨鲠在喉”，非出来讲话不可。翦伯赞充当了反对史学革命的急先锋，极力阻挡革命的洪流的前进。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肆意诋毁，对革命成果横加非议。他说什么革命的史学研究工作，是“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歪曲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结果是使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翦伯赞把史学革命及其成果说得一无是处，简直是糟透了。
翦伯赞捏造了史学革命的种种弊病，然后把产生弊病的根源归咎于“以论带史”，即归咎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历史研究。他讥讽革命史学工作者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挑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一再重复这些文句”，“只是围绕着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镖”。革命史学工作者被挖苦成只会“张开嘴来接受”“烤火鸡”的懒汉。翦伯赞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胡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是“片面的”，“错误的”，“应该废除”。
实际上，翦伯赞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来推销他的“史料即史学”的私货。他说：“材料是知识的源泉”，“拒绝历史资料就是拒绝历史知识”，等等。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反对“史料即史学”就是把史料和资产阶级一起反，就是无异说“资产阶级是言必有据，无信不征，无产阶级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翦伯赞在这里无非是想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有马列主义作“花边”、“标签”、“保镖”，还是无济于事；还得跟我来，钻进故纸堆，拜倒在古人脚下，靠拾古人的余唾过日子。为了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翦伯赞抬出了司马光这个偶象。曾经说过“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的翦伯赞，这时却含沙射影，借用司马光的名字，颂古非今，反对史学革命。
翦伯赞一方面把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说成是“懒汉”，把史学战线上蓬蓬勃勃的革命说成是“了草轻率”，一方面则称赞司马光“落笔不苟”的“负责态度”和“严谨精神”，说司马光的精神“对于那些以了草轻率的态度对待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教育”。他别有用心地引用元人黄溍的话：“今之文人，类以敏捷为高，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追逐也。”翦伯赞卖命地颂扬司马光，就是要“温公复生”，来抗拒史学革命。
翦伯赞一方面极力诽谤史学革命及其成果是“空洞洞”、“干巴巴”、“单调、僵死、干燥无味”，另方面则对《通鉴》大加赞扬：“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一方面把革命史学工作者说得一钱不值，另方面把司马光抬上天，对封建史学颂扬备至。翦伯赞究竟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恨什么，爱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了取消史学战线上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相抗衡，翦伯赞提出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他说，要编写历史就得象司马光那样，“自己邀请”几个“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不大”的“集体”，这些人“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写出基本上具有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这些人就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换句话说，要编写历史，只能是冷冷清清，由几个“专家”“学者”去搞。让我们看看翦伯赞的主张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吧：
“自己邀请”。就是企图取消党对学术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听任几个“专家”独断独行。这种论调是一点也不新鲜了。早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是鼓吹过“教授治校”等谬论吗？翦伯赞不过是从垃圾堆中拣来一点破烂罢了。
“志同道合”。同翦伯赞能合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们，才能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他们的合作结果，必然是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共同美化帝王将相，诬蔑农民革命，等等。
“专门研究”云云。实际上是摆出一副“专家”的“威严”面孔，来吓唬和压制新生力量，压制和排挤年轻的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因为在翦伯赞看来，不屑一顾的“懒汉”们是没有资格进入他们所把持的学术“王国”的。
“当时有名的史学家”，才配得上充当编写历史的成员。这些人必须象司马光所邀请的那样“博记能文章”，“无所不览”，“博通群书”。那么，今天谁能博得翦伯赞这样的尊称呢？还不是邓拓、吴晗、翦伯赞之流资产阶级“权威”。这些“史学家”能编出什么样的历史来？答案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翦伯赞提出“司马光精神”，完全是为了反对史学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史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的。事实上，一九六一年翦伯赞就以司马光自居，邀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以所谓“司马光精神”，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这部书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支毒箭，是他们推行和平演变、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不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翦伯赞所吹捧的“司马光精神”，乃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精神。我们必须坚决粉碎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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