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建勋 |
1966-06-10 00:00 |
从《中国救荒史》看邓拓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面目
第3版()
专栏：
从《中国救荒史》看邓拓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面目
于建勋
邓拓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反革命行径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写的《中国救荒史》，就把他的反革命丑恶面
目完全暴露出来了。他那时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干的却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他竭力歪曲历史，制造反革命谬论，掩盖
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美化历代封建帝王，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反革命头子蒋介石。他恶毒地咒骂历次农民暴动，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向蒋介石献计献策，妄图绞杀革命，巩固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这本书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邓云特”），漆布精装，收入反革命头目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二辑，可见其受反动政权欣赏的程度。更为可恶的是，邓拓这个老叛徒居然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又两次重印放毒。这就充分说明了邓拓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一贯性。现在我们来看看邓拓是怎样通过这本书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
一、掩盖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制造反革命谬论
邓拓在这本书的《绪言》中宣称：他写“救荒史非仅为叙述一般事实之历史，且应为一社会病态史及社会病源学史”，“藉以探求社会学之治疗原则与途径”。请看，邓拓对旧中国的“病态”、“病源”，是怎样“诊断”的呢？
邓拓把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说成是“水、旱、蝗、风、地震、疫、霜、雪等灾害”。他用六十页的篇幅来渲染中国灾荒的“普遍性”
（即“无年不灾”、“无处不灾”）、“连续性”和“积累性”，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他甚至完全学着帝国主义腔调，诬蔑中国为“饥荒之国度”。他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由灾荒造成的。他说：“灾荒最严重发展之最主要结果，即为社会之变乱”。灾荒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全国耕地激减”的“最直接最基本而最重要的原因”，灾荒是造成中国人口“最高死亡率之一主要原因”，“灾荒最直接之结果，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之崩溃，使国民经济之基础根本颠覆”。他还说：“累次发生之农民暴动，无论其范围之大小，其时间之久暂，实无一而非由灾荒所促发，即无一不以灾年为背景，殆已成为历史之公例”，“几为不可逾越之定律”。他甚至把“异民族之侵入”、“民族之间的战争”，也都说成是由灾荒造成的，说什么“异民族之侵入，往往即为灾荒之直接结果也”。总之，邓拓把灾荒说成是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抗日战争之前，中国近代史上的灾荒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他根本不提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封建剥削），却胡说什么农民“愚蠢”、“懒惰”、没有“储积”，“造成农业技术落后战不胜天灾”。他还大说特说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等自然条件造成了灾荒，而那些自然条件又是无法克服的。归结起来说，邓拓的理论，就是一切社会问题都由灾荒造成，而灾荒主要由自然灾害造成的。
这真是弥天大谎。在邓拓笔下，阶级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没有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变成了一部“老天降灾史”与帝王将相以至蒋介石这些反动头子们的“救荒史”。这完全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谬论。
毛主席早就指出，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历次农民革命正是由这个矛盾产生的。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怎么能说农民起义是由灾荒所引起的？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贫困、破产、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怎么能说这一切都是由灾荒造成的？
造成灾荒固然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掠夺压迫造成的。毛主席一九三○年就指出：“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邓拓为什么把造成灾荒原因主要归之于自然条件，而只字不提帝国主义的掠夺，不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给人民造成的灾害？
邓拓诬蔑中国是“饥荒之国度”，说什么地理条件和人口众多，决定了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要永远受“饥荒”。这简直是和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说的完全是一个腔调！艾奇逊说：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奇逊的谬论早已为毛主席所驳斥，毛主席指出的“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早已为胜利后新中国所证实。而邓拓又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再次抛出这个反动理论，用心之阴险难道还不很明显吗？
邓拓的“灾荒论”和胡适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的谬论，完全是一路货色。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掩盖人民贫困破产的真正原因，掩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滔天罪恶，企图欺骗人民，转移人民革命的目标，熄灭人民革命的火焰。这完全是适应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需要。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反对，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的革命高潮已经出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重重矛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邓拓破门而出，公然为蒋介石开脱罪责，正是适应了蒋介石的需要。这充分暴露了邓拓这个革命叛徒的嘴脸。
二、千方百计为帝国主义侵略打掩护
邓拓这本书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出版的，离“七七”事变只有一个月零五天。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已经在华北搞了一个殷汝耕汉奸政府，并且在偷偷运兵，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灭亡中国。这时中日矛盾已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高潮，而蒋介石反动政府还在顽固地坚持卖国独裁政策。正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邓拓，却以研究中国“社会病态”和
“社会病源”为题，写出了五百多页的《中国救荒史》，竟然只字不提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好象世界上根本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根本没有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这件事似的。邓拓要为帝国主义打掩护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邓拓不仅掩饰帝国主义侵略，而且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解，说什么“近代我国所受外力之侵略，……即为灾荒直接之结果也”，“灾荒之延长，消磨民族内在力量，内力不足，外力遂得以侵入，乃寻常之理也”。好一个“寻常之理也”，难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而是由于中国灾荒决定的吗？难道中国的“内力”遭到摧残不正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吗？难道中国遭受灾荒，帝国主义就应该侵略中国吗？难道日本帝国主义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不是由于蒋介石卖国，而是由于中国灾荒造成的吗？这不是十足的汉奸理论又是什么呢？
邓拓嫌这样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还不够，还进一步地美化美帝国主义。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给蒋介石两次“棉麦贷款”。邓拓竟然把美蒋联合屠杀人民的罪恶，宣扬为“美援小麦”对于“救济长江水灾”、“复兴皖赣两省农村”、“修复民堤”、“修复运河”起了巨大作用。大家知道，邓拓在这里所说的皖赣两省，即当时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工农红军在这两省解放了的地方，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分地真忙”，使破产的农村走上了欣欣向荣的道路。美帝国主义在这里起的“巨大作用”不是别的，就是给蒋介石输血，帮助蒋介石镇压这些地方的革命。邓拓在这里歌颂的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反革命的作用。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进行掠夺，派了些帝国主义分子，与蒋介石联合搞了个“华洋义赈会”，这和今天美帝国主义到处派“和平队”，干的是一样的勾当。邓拓竟然把反革命的“华洋义赈会”，说成是“慈善团体”，大加颂扬。说它举办“农赈”、“工赈”“成绩甚佳”；说它在安徽、江西及黄河流域的灾荒中，“贷放美麦”施行“赈款”，说“灾农从中恢复农事及修筑房屋……获益不浅”。拼命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说成是好事，邓拓这一副汉奸面孔不是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吗？
三、竭力为历代封建帝王和蒋介石歌功颂
德，为蒋介石献计献策
邓拓从历代帝王诏书、百官臣僚的奏折和封建文人的著述，以及国民党官方文件中，搜罗了有关“救荒”的“言论”和“事例”，来大肆吹捧历代帝王将相。他说：“我国往代治者阶级尝以‘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为恤民之根本原则”。他用了三百多页的篇幅，从秦汉皇帝一直到国民党蒋介石，吹捧他们如何关心人民，搞什么“赈济”、“施粥”、“养恤”、“赎子”、“义仓”、“平粜”、“免租减赋”、“除害”，以及搞“水利”“造林”等等的“功绩”。甚至把清末卖国贼、屠杀太平天国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李鸿章也加以吹捧，说“李鸿章亦常檄令各府、州、县劝民开井”。邓拓为了美化历代帝王，大讲皇帝荒年减膳。他从汉宣帝到明宪宗一连举了十九个皇帝如何因灾荒而“减膳”、“减供”、“断酒”、“撤乐”、“减马”、“变服”等等。并说：“圣明之君，孜孜以节约为事，于此亦可见其概略矣。”
邓拓美化历代帝王将相，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美化蒋介石。他一再宣扬国民党反动政府继承了历代圣君明王的做法，并且大大超过了他们。他说“民国以来之工赈，其实惠于灾民者，当更胜于前代”。邓拓吹捧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召集的苏、皖、鲁、冀、湘、豫、浙“七省治蝗会议”，“开我国治蝗史之新页”。他吹捧反革命头子宋子文“亲到西北考察水利”。他完全以国民党员的口吻说：“中委覃振”（国民党中央委员，伪立法院副院长）的话如何“正确”。他甚至毫不掩饰地颂扬蒋介石，说：“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始召集十省粮食会议于南京，决议中有兴办谷仓一项。十一月二十二日，遂由蒋委员长电行政院查明办理，自是各省始有积谷之举。”蒋介石搜刮民粮，屯积仓库，用以进行反人民内战，邓拓也当作好事加以颂扬。邓拓用二三百页篇幅大肆颂扬历代帝王和蒋介石还嫌不够，最后又弄了个十五页的救荒大事记，再来对历代封建帝王和蒋介石歌功颂德一番。总之，邓拓把历代帝王和蒋介石这些吃人魔王都描绘成了“活菩萨”和“救世主”了。
邓拓那些为历代帝王和蒋介石歌功颂德的谎言，完全掩盖不了地主、贵族、皇帝、蒋介石残酷压榨广大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掩盖不了他们吃人的本质。毛主席早就指出：“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这不是清清楚楚吗？正因为地主、贵族、皇帝只知剥削农民而根本不顾农民的死活，所以在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咸丰七年、光绪二、三、四、十四年等灾荒年中，人民死于灾荒的就有六千五百七十八万之多。
邓拓会说，我都是根据书上说的呀。是的，不过你根据的所谓书，都是历代帝王的诏文、大臣的奏折和国民党政府的报告等等。这些东西都根本不说实话，都是为了欺骗人民而精心编造的，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反动统治阶级有时为了维持他的统治的需要，也搞点救济装装样子以笼络民心。但就这一点点救济，也根本到不了贫穷人手里，就被地主官僚从中贪污中饱。
关于封建政府不仅不救灾荒而且制造灾荒的问题，苏轼在《论积欠状》中有一段描写，他说：“亲人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从这个并非真正为人民说话的封建士大夫的文章里透露出来的这一点情况，就足够揭穿邓拓的谎话了。
被邓拓大吹特吹的皇帝“施粥”，也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文献通考》中说：庆历八年大灾荒，官府叫饥民到城里去领稀粥，结果“饥民聚为疾疫，又相踏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人，而实杀之”。
为邓拓所颂扬的“义仓”，清朝秦蕙田说：“所谓义仓者，名为备荒，实则加赋而已”。（《五礼通考》）
为邓拓所颂扬的“平粜”，完全是地主和官僚勾结一起剥削农民的一种手段。官府“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作收成之时，农人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蓄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谷价，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尽归蓄积之家”。（《资治通鉴》）
为邓拓颂扬的“输粟纳官”，那是地主官僚互相勾结起来，升官发财的肮脏的丑剧。从秦朝到清朝实行过“输粟纳官”的办法。如秦朝规定，因救灾“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清朝规定：“捐米一百石，或银二百两者，给九品顶戴，捐多者，递加职衔”。在灾荒年谁有米、银捐？当然是靠剥削为生的大地主。这就是地主与官府乘灾荒之机，打着“救灾”的旗号，一个卖官发财，一个买官再发财，苦在百姓。
至于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的农村，则是封建地主剥削的一套土办法又加上帝国主义掠夺的洋办法，给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死于灾荒的中国人口就达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之多。这难道能说蒋介石关心人民的生活吗？
邓拓在《绪言》中不是说他要“探求社会学之治疗原则与途径”吗？他的“原则”和“途径”是什么？是革命吗？不，邓拓连一个字也没有谈到革命，相反把革命骂了一顿。他讲了中国历代灾情及影响之后，就用三百多页来颂扬历代帝王和蒋介石救荒的“思想”和“政策”。讲完了这些反动的思想和政策，书也就写完了。显然，邓拓的“原则”和“途径”就是封建的也就是蒋介石的“思想”和“政策”。这就是邓拓这个反革命分子给中国人民指出的“途径”。邓拓除了不准人民革命之外，他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给蒋介石献计献策。他列举了历代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次农民起义的事实来提醒蒋介石：“规模较大之农民暴动军，其最后之发展，则往往足以颠覆旧有之封建政权”。他向蒋介石恳切陈辞，要蒋介石效法“圣明之君”，采纳“历朝诸儒”的“宽徭、减赋、劝农、消灾之论”，实行“兴交通，去关禁，除剥削，绝侵欺，禁闭籴、严保甲”等等措施，以防止“灾荒招致经济崩溃”和“社会变乱”。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上的，要蒋介石“除剥削”、“绝侵欺”岂非奇谈？说那么两句，无非是骗人。只有兴交通，特别是严保甲，借以帮助蒋介石绞杀革命，巩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才是邓拓这个叛徒的真正目的。
四、对人民革命刻骨仇恨恶毒诬蔑
邓拓对人民的敌人——历代帝王、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极力吹捧，歌功颂德，而对人民革命则是刻骨仇恨和恶毒诬蔑。
第一，他完全以反动派的腔调，连续一百五十多次骂农民起义为“流寇”、“盗贼”、“妖盗”、“匪祸”、“叛变”。他咒骂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匪”，把蒋介石向人民实行的反革命屠杀，称为“剿匪”、“讨赤”、“歼灭赤区”。
第二，他诬蔑革命战争“直接摧毁生产力”，是造成灾荒的原因。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邓拓却说
“我国历史上的内乱，包括革命战争……直接摧毁社会之生产力，实为深远”。
第三，他诬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破坏、阻碍救荒，他在宣扬国民党的所谓“积谷救灾”时说：一九三三年湖南就是“桑植因匪患未办积谷”，说福建积谷也是有“匪祸未报者八县”。
第四，他诬蔑太平天国革命破坏森林，造成灾荒。他在大肆宣扬蒋介石植林“功绩”的同时，说：“洪、杨事起，兵火摧残，我国本土山林，已毁伐将尽，所留者仅少数区域”。
第五，他咒骂农民“懒惰”。他在宣扬皇帝如何“亲耕籍田”，皇帝老婆如何“亲蚕桑”的同时，把真正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横加咒骂，说：“小民怠惰偷安”，“愚民习于懒惰”。
第六，他诬蔑农民“浪费”“储积”而难以度荒。他把一顿饭要上百两银子挥金如土的皇帝说成是“孜孜以节约为事”，“虽粒米不肯抛弃”，他在颂扬皇帝荒年如何“减膳”的同时，却诬蔑灾荒是由于农民“平日之无积蓄，同时又知平日之奢靡浪费，为积蓄空虚之大因”。请问邓拓，农民生产所得全被剥夺净尽，还拿什么储积？
第七，他把中国农业技术落后诬蔑为由于农民“愚蠢”。毛主席说：“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邓拓却说：“最大多数农村中之农业耕种技术，仍一如数千年前之状态，累世相传，未尝放弃，有时且有退化之现象，以此种停滞落后之农业技术，自不足以克服自然之灾害。此历来技术专门家之不断嗟叹惋惜于中国农民之愚蠢也。”请看邓拓的谬论，灾荒之不能克服是由于农业技术落后，而农业技术落后则是由于“农民之愚蠢也”。邓拓在这里，既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又诬蔑了农民。
总之，邓拓对历代帝王、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歌功颂德，对人民则是凶相毕露，满嘴喷毒。
五、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两次重印这本书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邓拓一九三七年写的反革命书，按说解放以后不会再放出笼了吧。不，解放后，他还是重印了，而且重印两次。为什么？因为他要反革命。他所以不迟不早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一年重印，那也是他精心寻找的时机。他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写的《写在重印本的前面》中说得很明白，重印“是为了适应客观的需要”。适应什么客观需要？原来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和地富反坏联合起来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邓拓就是适应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他急急忙忙稍加修饰，把那些太露骨的反动东西砍掉了一些，按邓拓的话说“先做技术性的修改”，就抛出来，参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
邓拓这个反革命分子、大右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侥幸漏网了，但他并没放弃他的反革命计划，而是躲在阴谋的角落里，等待时机。一九六一年我国遭到特大自然灾害，国内外阶级敌人，纷纷互相配合发动了猖狂进攻，邓拓认为他的反革命大好时机又来了，于是又适应这些反革命的“客观需要”，再次重印《中国救荒史》这本反革命的书，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并且在重印这本书的同时及以后，《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等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了。他企图借我国遇到自然灾害的“时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重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反动派不打不倒”，他们直到他们的灭亡之日，是绝不死心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也是邓拓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逻辑。对于这些反动派只有把他们彻底消灭，他们才彻底舒服。
现在邓拓的一切美梦都完蛋了，党领导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并且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从来没有这样富强和美丽。邓拓什么也没捞到，倒是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人民把这个长期暗藏在党内的叛徒，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了。这回我们一定要把他彻底打倒，再也不允许他兴风作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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