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传声筒

第4版()
专栏：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传声筒
申影兵
被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为“剧本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的“四好影片”《兵临城下》，是一部离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的反动影片的活标本。它完全是按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谬论，精心炮制出来的一株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鼓吹阶级调和论和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
影片《兵临城下》根本否定武装斗争，抹煞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诋毁毛主席的关于“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在影片里，革命的胜利不是依靠群众，不是依靠人民战争，不是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依靠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一套对敌人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哲学。他们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善良”和“明智”的敌人——赵崇武和郑汉臣身上。编导者煞费心机地让我军敌工部姜部长去感召敌人、笼络敌人。就这样，经过他一番苦口婆心的“政治交易”后，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赵崇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影片中所描写的“和平解放”的这一切，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投降主义路线的图解；而这个向敌人奴颜婢膝的乞求和平者——姜部长，也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化身。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最大的“议会迷”。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主张交出人民的枪杆子，要华北一切武装组成联军“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到一九四六年，他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他露骨地说：“和平民主时期不是靠枪杆子逞锋，而是靠选票进城”。反动影片《兵临城下》就是根据这样的谬论炮制出来的。
影片《兵临城下》不但从根本上攻击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而且恶毒地歪曲了我军的政治工作。专门做政治工作的姜部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离不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宣扬的“阶级调和”的谬论。他在敌人面前媚态十足，满嘴是腐朽不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破烂货。你看，在我军敌工部里，当被俘的敌团长郑汉臣的老婆一提到丢了孩子的时候，姜部长仿佛被电流触动了一下，马上关心备至地问道：“孩子怎么啦？”接着就慷慨地答应：“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根本没作任何政治工作，就把敌人放了。当姜部长亲入虎穴，送子上门后，死心塌地追随赵崇武的敌团长郑汉臣，竟在“辱妻之恨”“送子之情”的激愤和感动下，对于起义的事断然表示：“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这个罪恶累累的反动军官，不久前还在顽固地高叫：“不成功便成仁，要杀就杀，要毙就毙！”曾几何时，在姜部长的人性感化下，摇身一变就与人民军队“合二而一”了。这是十足的“阶级调和”论。姜部长在赵崇武面前，更是大搞“阶级调和”，他面对他的“崇武兄”，回忆二十年前在玄武湖畔的一段“一面喝着清茶，一面谈着中国革命”的旧情，无限缠绵，两人完全陶醉在“追忆旧情”之中，那副亲昵之状令人作呕！那里还有敌我之分？那里还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影片的编导者却偏偏以这样的“旧友之交”，用赵崇武将被“剪除”的一封电报，来促使赵崇武投诚起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代替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代替了我军严肃的政治工作。
反动影片《兵临城下》及其支持者所鼓吹的“阶级调和”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是裹着糖衣的砒霜。在革命战争时期宣扬它，为的是掩饰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宣扬它，其罪恶的目的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麻痹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鸣锣开道，为地、富、反、坏、右分子翻天制造舆论。
反动影片《兵临城下》就是这样一株含有烈性毒汁的大毒草。斩草除根，擒贼擒王。现在完全证明，它在一九六四年一片反革命复辟的紧锣密鼓声中出笼，完全是配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需要。反动影片《兵临城下》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宣言书。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大毒草影片《兵临城下》，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臭打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