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雄关 新北文 |
1967-10-29 00:00 |
肖洛霍夫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证
第6版()
专栏：
肖洛霍夫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证
左雄关 新北文
文艺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们，总是惯于以颠倒革命和反革命的手法，把叛徒、反革命分子塑造成“英雄”来加以歌颂。
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一个双手沾满红军战士的鲜血、疯狂地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被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捧为“社会主义”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称之为“一个来自人民的主人公”。赫鲁晓夫也亲自出马，把他钦定为“劳动人民的形象”。
葛利高里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
为了掩盖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反动本质，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总是拚命地渲染这个形象是如何如何的复杂。然而，只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个被赫鲁晓夫之流称之为“劳动人民的形象”的葛利高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叛徒，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反革命分子，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凶恶的敌人！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指出，当革命高潮到来时，那考茨基“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葛利高里正是这样的一个混蛋。当一九一八年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席卷着顿河哥萨克草原的时候，葛利高里混进了革命的队伍，参加了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他在顿河流域的赤卫军里，指挥着两连哥萨克去反对卡列金匪帮。但是不久，他叛变了。在格鲁博克战场上，当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波得捷尔珂夫处决极端顽固的白匪反动军官的时候，葛利高里却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拔出手枪向波得捷尔珂夫瞄准……。这个叛徒从其反动本性出发，强烈地感到这场革命跟他是格格不入的，感到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就“好象是踏在一条池沼当中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地摇晃起来，道路也失掉了……”从此，他便骑着他的战马，踏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肖洛霍夫称之为“就象月亮照耀着的一条大道”。
苏联的一个文学史家辩解说，葛利高里之所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是因为他一时“糊涂了”。不对！葛利高里在参加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顿河反革命暴动中，一直是十分清醒，并且是十分顽固的。他从理智到感情，都感到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了他“生活上的敌人”；他恶狠狠地咒骂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坏政权”，“这个政权使哥萨克除了破产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正是由于怀着对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的刻骨仇恨，所以，当他一听到叶兰斯克、月申斯克发生反革命暴动的消息，他的眼睛里立即“冒出了绿色的火焰”，“掩饰不住自己的愉快”，立即牵出藏在窝棚里的马，“象疯子一样，一溜烟似的从大门里飞跑出去”，投入了叛军的队伍。他不仅自己参加叛乱，而且强迫别人参加叛乱；谁不参加，就要把谁枪毙。
正是这个葛利高里，疯狂地叫嚷：“我是不能叫红色的哥萨克留活命的！”
正是这个葛利高里，疯狂地下令：对被俘的红军全部加以残酷的杀害。
正是这个葛利高里，在克里摩甫斯克附近，挥舞马刀，眯缝着双眼，“在非常短促的一刹那”砍死了四名红色水兵，并且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要把水兵……一个不剩……全部砍死……”。
就是这样，因为反革命有功，葛利高里由一个叛军的连长升为月申斯克团的团长，最后竟然当上了叛军第一师的师长，统率三千叛匪，成为顿河哥萨克反革命叛乱的一个组织者。
葛利高里的马蹄，践踏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葛利高里的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
葛利高里的历史，就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的历史。葛利高里的道路，就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的道路。
肖洛霍夫是怎样美化葛利高里的？
对于葛利高里这样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进行揭露、鞭挞呢，还是加以美化、甚至加以歌颂？这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的试金石。
毛主席早就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事实证明：挂着“共产党员”招牌，被赫鲁晓夫封之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作家”的肖洛霍夫，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作家。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竟然赤裸裸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代表着同红军作战的反革命哥萨克，对葛利高里这样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寄以无限的同情，拚命地加以美化和歌颂。
为了美化葛利高里，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一开头就把葛利高里放在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只有“自由”、“劳动”和“爱情”的“牧歌式”的哥萨克乡村的背景上，把他写成一个“非凡”的、“出色”的人，并不遗余力地渲染葛利高里“善良”的天性。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葛利高里竟是那样的“善良”：他会因为割草时误杀了一只野鸭子而非常难过，“心里发生了一种突然袭来的非常怜惜的感情”；他会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得已砍杀了一个敌人而翻鞍下马，内心遭受痛苦的折磨，“脑袋里昏昏沉沉地象铅一样沉重”……。
为了美化葛利高里，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向读者编造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的“两部曲”。起先，他总是满怀赞赏地描述葛利高里在和红军作战时是如何的“英勇”，他在红军面前是绝对的胜利者，而红军又是如何的不堪一击。然后（当葛利高里杀够了人以后），肖洛霍夫便又立即煞有介事地编造起葛利高里的“忏悔录”来。例如，当葛利高里在克里摩甫斯克附近一口气砍死了四名红军水兵之后，肖洛霍夫便这样编造起来：葛利高里“哭泣起来，哭得浑身直哆嗦”，“他把被眼泪浸湿的、疼得歪歪扭扭的脸掉过来，朝着聚集在他周围的哥萨克们，用声嘶力竭的、非常响亮的声调喊叫：‘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他平生头一次在痛苦的抽搐中挣扎、喊叫：‘……弟兄们，不能饶恕我！为了上帝，砍死我吧……为了上帝的母亲……判死刑吧……’”。
为了美化葛利高里，肖洛霍夫竟然还把葛利高里的反革命道路写成是对于“人类真理”的探索。
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葛利高里之所以叛变，是为了追求“真理”——他很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去探求正确的道路，并说“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在肖洛霍夫的笔下，当葛利高里双手沾满红军战士鲜血的时候，仍然孜孜不倦地在探求这条“正确的道路”，并且因为探求不到而心里一直“非常难过”、“血都快干了！”按照肖洛霍夫的描写，这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既是一个探索真理的“勇士”，又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暴风雪中迷路的鹰”！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叛变、参加反革命暴动，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等等，都是身不由己，无可厚非的，都是值得同情的。
象葛利高里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难道真的会有什么“善良的天性”吗？不会！根本不会！在阶级社会中，所谓超阶级的“善良”，是根本不存在的。你对资产阶级“善良”，你就必定对无产阶级“残暴”。事实就是如此。难道说，葛利高里屠杀的红军还算少吗！难道说，葛利高里双手沾满的革命人民的鲜血还不足以说明他的反革命的残暴本性吗！象葛利高里这样血债累累的大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难道真的会去探求什么“真理”，真的会有什么“良心发现”吗？不会！根本不会！这一伙吸血鬼的“真理”，就是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批刽子手的“真理”，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他们遭到惨败的时刻，有时的确也会装出一副“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就是肖洛霍夫所美化的所谓“自我忏悔”、“良心发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其目的，就是妄图使自己赢得一个养好创伤的机会，以便选择有利的时机，然后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
革命的人民，决不应该去怜惜敌人。对于象葛利高里这样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革命的人民就是要坚决实行专政，就是要全部、彻底、干净地把他们消灭！
肖洛霍夫美化葛利高里的目的
肖洛霍夫曾经扬言，他之所以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葛利高里这个形象，是因为他想“探明陷于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巨大事变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我们说，葛利高里的命运，的的确确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顽固地与人民敌对的反革命分子的“悲剧”，一个疯狂地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小丑的“悲剧”。
然而，肖洛霍夫的结论恰恰与我们相反：一个“英勇”“非凡”的、富于“善良”天性的哥萨克，一直在不倦地追求“真理”，探索“正确的道路”，最后却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到了毁灭——这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竭力表现的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
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悲剧作家都不是为了写悲剧而写悲剧。这些作家的最终目的，无非是通过自己所安排的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去向广大的读者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谁之罪”？从而对其不满的社会现实提出愤怒的抗议和控诉。《静静的顿河》同样如此。肖洛霍夫在这部小说中正是力图诱惑广大的读者去思索：是谁导致葛利高里的“毁灭”？造成葛利高里“悲剧命运”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一方面把十月革命时的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放在一起，拚命地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露骨地诅咒它是比帝国主义战争“更大的灾难”；一方面，则煞有介事地表现葛利高里的“善良”天性与这种“残酷”的战争是如何的矛盾。我们知道，苏联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是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彻底打倒地主资本家，赶走帝国主义干涉者，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但是，在叛徒肖洛霍夫看来，恰恰是这场正义的革命战争“把葛利高里压倒了”，“把他的一切都吸干了”——这就是肖洛霍夫为葛利高里的所谓“悲剧命运”所下的反动注释。这也就是肖洛霍夫利用文学形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铁证。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恶毒地攻击党：“发生这次战争，只能怪向州内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是布尔什维克使葛利高里离开了土地，抛弃了和平的生活。于是，他的心才“变硬了”，那样凶狠地去和红军作战，使他原先“善良”的天性饱受了创伤。肖洛霍夫企图告诉读者：正是这场国内革命战争激怒了葛利高里，迫使他投入“残酷”的战争而遭到了“毁灭”。
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葛利高里的最后毁灭，还在于苏维埃政权对于他的不信任，迫使他走投无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然而，按照肖洛霍夫的描写，葛利高里这个血债累累的反动白匪师长，在叛乱失败之后竟然成了“佛”，参加了红军。但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这样指责说——红军却不信任这个应该信任的人，迫使他回家；回家之后，村苏维埃主席珂晒沃依又要逮捕他，摧毁了他安分守己过和平生活的最后希望，迫使他参加佛明匪帮，断送了自己的情人，走向了最后的毁灭。按照肖洛霍夫以及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评论家们的说教，珂晒沃依应该信任这个血债累累的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否则，就是“不人道”，就是“违背了正义的最高准则”。
多年来，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拚命地鼓吹葛利高里这个形象的“深刻教训意义”。原来，这个所谓的“深刻教训意义”，就在于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控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不人道”，控诉革命战争的“不人道”，控诉无产阶级专政的“不人道”。
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们之所以拚命地鼓吹葛利高里这个形象的“深刻教训意义”，还在于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企图“教训”广大的革命人民去同情敌人，宽恕敌人，去爱叛徒，爱反革命分子。他妄图使广大的革命人民去相信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会发“善心”，也在“寻求真理”、“寻求保卫和平的途径”之类的鬼话，使广大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压迫和侵略，不去反抗，不去斗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去“以德报怨”，等待敌人的“良心发现”，“自我忏悔”，甚至于对敌人握手言欢，屈膝投降。
肖洛霍夫所以把葛利高里这个大反革命分子美化成“英雄”，描绘成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按照肖洛霍夫的描写，葛利高里所探求的，是一条所谓不要“仇恨”，不要“杀人”，“不要军官，也不要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种道路。然而，谎言是掩盖不住的！所谓不要“仇恨”，不要“杀人”，不要“军官”，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葛利高里本身，就是一个顽固地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的白匪反动高级军官，他率领三千叛匪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难道这就是“不要仇恨”吗？他挥舞着马刀疯狂地屠杀红军，难道这就是“不要杀人”吗？不是！根本不是！葛利高里的所谓“不要仇恨”，就是不许广大的俄国劳动人民去“仇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进行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葛利高里的所谓“不要杀人”，就是不许苏维埃政权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总之，葛利高里所探求的所谓“不要仇恨”，“不要杀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所谓“真理”的道路，就是疯狂地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道路！就是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正是因为如此，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才把葛利高里的形象捧上了天。赫鲁晓夫甚至恬不知耻地把葛利高里称之为“活生生的，亲切的人”。
物以类聚。赫鲁晓夫所以把葛利高里称之为“亲切的人”，正是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赫鲁晓夫所以把肖洛霍夫捧之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叛徒！
从葛利高里到肖洛霍夫，到各国的赫鲁晓夫之流，本来就是一丘之貉！他们是一群大反革命分子、大叛徒。这群被列宁称之为“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叛徒们，终究不会得到什么好下场。这群匆匆过场的历史小丑，有的已被人民革命的风暴卷下了历史舞台，剩下的，也将全部、彻底、干净地滚出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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