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浩晴 |
1970-05-13 00:00 |
英姿勃勃 威武雄壮——赞李玉和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舞蹈造型
第3版()
专栏：
英姿勃勃 威武雄壮
——赞李玉和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舞蹈造型
舒浩晴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这一精辟的论断，为我们击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谬论，认识一切事物（包括艺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应用在艺术实践中，充分掌握并发挥了各种艺术手段的特长，使革命的政治内容具有了更强烈的感染力，使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放射出更夺目的光辉。这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这里，我们谈谈学习《红灯记》中亮相等优美的舞蹈造型的几点体会。
内心与外形
亮相等舞蹈造型，是通过演员的相对稳定的表演动作来构成的，它在展现人物精神世界方面，具有集中、强烈的特长，能使观众对人物有较深刻的感受。
外部形态和内心世界的矛盾，是舞蹈造型中的一对矛盾。这个矛盾，是由艺术（特别是舞蹈造型这种特定的形式）反映生活的特点带来的。在生活中，人物都有内心世界和外部形态两方面，外部形态总不同程度地表现着内心世界，但由于各种因素，这两者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统一的。要用舞蹈造型反映人物的本质，就必须从生活出发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去芜存菁，通过典型化的姿态、表情，准确、有力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内心与外形，内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红灯记》在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设计与安排舞蹈造型时，掌握了“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的原则，正确处理了这两个对立的侧面的辩证关系，始终坚定不移地突出英雄人物崇高的思想品质，从人物的内在特征来设计外部形态，处处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同时，又根据英雄人物所处的不同的特定环境，不同的人物关系，在对敌斗争中所采取的不同斗争策略，用经过提炼的不同的外形来体现他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这样，就使英雄人物的舞蹈造型生气勃勃，内容深刻，丰富多采，做到多样性的统一：
一、在不同的特定环境方面，有敌人在场与“净场”时相区别。李玉和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是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红灯记》为他安排舞蹈造型时，从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出发，设计了不同的外部形态。如第五场“壮别”时，有侯宪补在场，李玉和的造型格外沉稳、庄重。在他接过李奶奶给的酒时，两手端碗，巍然屹立，目光炯炯，充满力量；在他说“妈，我走啦”后，与李奶奶紧紧握手，相互勉励，相互鼓舞：下定决心，坚持斗争。从这样的造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内心感情的激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以及面临被捕危险时沉着、镇定、无所畏惧的英雄性格。又如第八场，李玉和上场后，在“净场”的成套唱腔中的一系列舞蹈造型，在外部形态上，幅度更大、更强烈，体现了他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铁镣、铁链锁不住他“雄心壮志冲云天”的豪迈气概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
应当指出，人物的舞蹈造型与环境相适应，决不是消极地迁就环境。只有着重于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揭示，才能产生撼人心魄的思想力量。
第一场李玉和出场时，有两个雄伟的造型：右手提红灯，左手向后稍撩衣襟，双目四面察看；接着稳步走至正中台口，左手提红灯亮相。这两个造型是这样高大、英武。他所处的环境确实十分险恶，但这造型表现的他的性格，却是这么机警，这么沉着！在茫茫黑夜中，他怀着一颗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火红的心，执行着党交给的战斗任务，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敢机警，巍然如山。怎样处理英雄人物的第一次上场、第一个亮相，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是曾经打着表现“紧张气氛”的幌子，让李玉和罗锅着腰，一只袖子挡着脸上场吗？用这种龌龊相来渲染惶恐不安的心理，是对李玉和的不可容忍的歪曲和丑化。两种处理，表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观。
二、在不同的人物关系方面，对自己的革命同志和对敌人相区别。英雄人物的性格，总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来的。舞蹈造型自然要表现英雄人物对不同人物的具体态度。第二场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关系，在说“同志！”时，高举红灯，目光灼灼。这造型表现了他见到自己战友后兴奋、喜悦的心情和深厚的阶级情谊。第六场李玉和见叛徒王连举时，则拍案而起，痛斥“无耻叛徒”，右手握拳在腰间，左手伸出，然后上前几步，怒指叛徒，两眼中火焰闪耀，目光似锐利的尖刀插向叛徒的心脏。这造型表现出李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叛徒的愤怒声讨。
三、在英雄人物采取的不同的对敌斗争策略方面，身份暴露前与暴露后相区别。李玉和在对敌斗争中，认真执行了党的地下工作的原则和策略。第六场在王连举上场前，他对鸠山采取虚与周旋的策略，尽量掩饰自己的真正身份，努力对“风云突变”的内情作出思考判断，在造型上突出了从容、镇定的一面。王连举上场后，真相大白了。他斥叛徒、斗鸠山过程中的许多造型，不论是奋臂斥敌、敞怀亮相、扶椅傲立，都直接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李玉和与鸠山的交锋，身份暴露前后，始终贯串着一个“斗”字，但“斗”的方式又有不同。给他设计造型，突出了这个共同点，同时又注意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样就使内心与外形的关系得到妥善的处理。
要设计好、表现好英雄人物的舞蹈造型，归根结底，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强烈的革命激情。如果没有内在的革命激情做支柱，在外形上即使模仿得分毫不爽，也只能虚有其表。因此，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爱得深，理解得透，是处理好内心与外形的辩证关系的首要条件。
动与静
内心与外形的辩证统一，要求高度的典型化。这就必然提出正确解决舞蹈造型中动与静的矛盾的问题。
舞蹈造型取的是人物一瞬间相对静止的形象，这使它与其他表演动作、舞蹈动作区别开来；然而生活的本质、人物的精神面貌，却是在斗争的发展变化中显示出来的。戏剧中的矛盾冲突的发展，也是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因此，相对静止的舞蹈造型如果要与整个过程相协调，必须解决动与静的矛盾。毛主席说：“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舞蹈造型有相对静止的一面，人物形象才会显得稳重、雄壮，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舞蹈造型又要有“动”的一面，人物形象才会生动、有概括力，能给人以强烈感染。动与静的矛盾，推动着舞蹈造型概括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更丰富的生活内容。《红灯记》中的舞蹈造型在解决这对矛盾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是“动”中取“静”。舞蹈造型的安排不是孤立的，它与戏剧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红灯记》的舞蹈造型，都安排在英雄人物行动中最适于展示其精神面貌的重要环节上；这种富有雕塑感的英武雄壮的造型，以“静”与“动”的强烈对比，使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更为有力。第六场末，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展臂把两个架他的敌人甩开，一个气宇轩昂的造型；接着走上几步，转身，扶椅，一个威武不屈的造型；在唱“狼心狗肺贼鸠山”时，右手扶椅、左手撑桌，又一个英姿勃勃的造型……，这些造型，都是李玉和受刑后与敌人斗争的行动的一环，同时又更突出，更强烈，有力地表现了他革命的正气、坚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气概。第五场结尾，铁梅和李奶奶高举红灯的亮相，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生动有力、振奋人心呢？正因为这个亮相不是孤立的，它正是亮在李玉和被捕、李奶奶诉说革命家史、铁梅决心高举红灯继续革命之后，它以表现形式上的强烈对比，对前面展开的尖锐矛盾作了有力的收束，并把这场感人肺腑的戏推向高潮，表达了这两个英雄人物“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坚强决心。为英雄人物设计舞蹈造型，一定要找到并抓住这样的主要环节，积极地为造型的安排创造条件。
二是以“静”显“动”。整个舞蹈造型是“静”的，然而其形象所表现的变化、动态，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概括的更多的内容，给人们更强烈的印象。第七场结尾，李奶奶和铁梅出门后，牵手作一往无前的造型，使我们强烈感到，这祖孙二人正迎着呼啸的狂风踏上战斗的征途。她们藐视貌似强大的敌人，对即将展开的一场斗争怀着必胜的信念。全剧结尾的群象造型，更使我们仿佛看到红旗下成千上万个铁梅站起来，高举红灯，踏着先烈的血迹，为着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英勇战斗，仿佛看到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以不可阻挡之势乘胜前进。
三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舞蹈造型的“静”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场合，它可以采取“动”、“静”结合的方式。如第三场的结尾，李玉和转过身去，在台中央手提红灯，昂首阔步向前走去；第六场结尾，李玉和猛拍桌子后，对着鸠山傲然地大笑。从造型本身看，它们都是较稳定的形象，也就是有“静”的一面；然而，阔步前行、傲然大笑的动作，又使得李玉和镇定、从容、英勇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格外生动。显然，在这些地方，如果没有造型或者用完全静止的造型，都不利于塑造李玉和的英雄形象。
造型与音乐
舞蹈造型是诉诸观众视觉的，音乐是诉诸观众听觉的。它们在表现英雄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各有特殊的功能。处理好这两者的辩证关系，能使这两种艺术手段各尽其妙，使内心与外形、动与静的矛盾得到更完善的解决。《红灯记》打破了旧京剧中以僵死的“锣鼓经”配亮相的旧程式，以富有时代气息的、崭新的音乐赋予舞蹈造型更丰富的思想内容，为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提供了更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段。
在舞蹈造型的安排上，有着与音乐布局的一致性。《红灯记》的第八场《刑场斗争》，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场最集中地塑造了李玉和的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他那段多层次的成套唱腔“雄心壮志冲云天”，淋漓酣畅地抒发了共产主义战士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壮志豪情，成为整个音乐布局的重点。与此相适应，在这一场安排的舞蹈造型也特别丰富、特别集中，用了组合性的造型来表现他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旺盛的斗志。不论是在〔导板〕中上场的浩气冲天的亮相，还是蹉步、转身后坚韧不拔的骗腿亮相；不论是展臂举铐、抬腿踢镣的造型，还是忍痛揉腿的造型，都与音乐结合着，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全剧中如异峰突起，对完成李玉和的英雄形象起了巨大的作用。
舞蹈造型，要求音乐相配合，但音乐的配合不是消极的。音乐不仅要起加强节奏感、渲染气氛的作用，而且还要着重深刻揭示英雄人物特定的具体的精神境界。第五场李玉和说“我走啦”后，握手、抬头，然后毅然转身，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此时，乐队奏出《大刀进行曲》的气势磅礴的旋律，表现出李玉和“要压倒一切敌人”的坚强决心。他面对着被捕的危险毫无惧色，而是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英雄气概，昂首阔步投入一场新的战斗。第八场，李玉和唱到“赴刑场气昂昂抬头远看”时，有一个右手伸出、昂首眺望的造型，这时乐队先用弦乐奏出动人心弦的优美的音调，把人引向未来，接着又齐奏出《大刀进行曲》的旋律；在唱到“但等那风雨过”之后，与造型相配合，奏出《东方红》的旋律，使人仿佛看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正普照大地。这样，就把李玉和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刑场上，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革命的事业；透过重重黑暗，他看到千千万万革命战士正以百倍的勇气投入埋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战斗，他看到的是革命胜利来临的一天。这一场末，李玉和、李奶奶、铁梅三人手挽着手，心连着心，昂首挺胸走向刑场的造型，与雄浑悲壮的《国际歌》声结合在一起，更加突出地塑造了他们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更加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为普天下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视死如归的精神，更加有力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真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造型与音乐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力量。
我们应当在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努力掌握并学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磨砺我们的武器，把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更加光彩夺目，让革命文艺在阶级斗争中发挥更巨大的战斗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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