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治病，治病要革命

第3版()
专栏：

　　为革命治病，治病要革命
　　解放军某部仓库军医　陈宪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几年来，我在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同时，在农村先后为贫下中农治病十万多人次，其中治愈了二百一十多名聋哑病人、六名盲人、二百六十多名小儿麻痹后遗症和瘫痪病人。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光辉指示，是医务人员前进的指路明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心明眼亮、工作有方向。
迈开双脚到贫下中农中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走过一段弯路。
我是一九四六年入伍的，曾在连队当过卫生员。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部队战斗在农村，贫下中农对我们伤病员，象对待亲人一样，精心护理治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保护子弟兵。我们把贫下中农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在医疗设备简陋和药品困难的情况下，也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防病治病。
解放后，党和毛主席为了让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送我到江西医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毕业后，党分配我到仓库当军医。在学校里，我的医疗技术水平提高了，但由于受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对贫下中农的感情却淡薄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减少了。我认为在仓库工作，英雄无用武之地，一心想到大城市、大医院工作。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对我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对照毛主席的指示，回顾我走过的路，心情沉重，认识到过去错了，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和期望，丢掉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决心迈开双脚，到贫下中农中去，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冲锋陷阵。从此，我经常去驻地附近挨家挨户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指示，送医上门。
一天，听说贫农社员赵普义的爱人陈双合病情严重，我马上赶到他家。病人面色苍白，呼吸微弱，不能动弹了。赵普义向我控诉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俺双合得病以后两次到城里医院治疗，花了三百八十多元，医院说是‘神经官能症’，无法治疗。”我听在耳里，恨在心头。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把农村搞得一无医，二无药，贫下中农有了病，小病拖大，大病拖倒。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关心贫下中农。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阶级姐妹救活。经过详细检查，陈双合的病是慢性痢疾引起的，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用针灸和服药相结合的办法，花了一元八角钱，两个星期就把她的病治好了。
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受害者，何止陈双合一人！
复员军人张英魁，在解放战争中头部负伤，留下了严重头疼的后遗症，二十三年来，他到过五个大城市的许多大医院，花了八千多元，不但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重。“老爷医院”看到他连路都不能走了，就赶忙把他推出医院大门。
十六岁的郭广文，三岁时发高烧，因农村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成了哑吧。他的妈妈——五十七岁的贫农老大娘对我说：“俺家就两口人，一天到晚也听不到个说话的声音。孩子进出门时，对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竖大拇指，就是喊不出毛主席万岁。别人家的孩子唱《东方红》，这孩子就是唱不出来，急得俺娘俩常常哭！……”
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都是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控诉，也是对我那种向往大城市、大医院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批判，使我更加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的伟大、英明、正确。我深刻认识到：到不到农村为贫下中农治病，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贫下中农欢迎的就拚命去做
我们仓库只有我和一个卫生员，药品很少，设备也比较差。开始，我给病人看病开方，觉得这样做就尽到责任了。贫农赵大爷的老伴病得很厉害，我给他开了几种西药。第二天，他又来找我说：“你给我开的药，我跑了整整一天，也没有买到，你能不能想个别的法？”象这样的事接二连三地出现，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这样光是看病开方，没有给贫下中农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增加了麻烦。这是“完全”、“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应当学习中医，用针灸、火罐、土方、中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经过一段实践，发现中医中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贫下中农欢迎的我就拚命去做。
老贫农梁占民，解放前去东北逃荒，连冻带饿，引起左腿瘫痪。我按照针灸学和针灸挂图，先在自己身上作试验，然后给病人行针，但是扎了几次效果不大。后来，我根据病人年老、体弱、病历长的特点，决定增加进针深度，延长行针时间，采用重刺激手法。我又在自己腿上反复试验，把银针一分一分地往深里扎，扎到二寸时，行针的深度已经超过针灸书上规定的两倍多，再扎下去会不会发生危险？我心情有点紧张，但是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病痛，豁出命也要闯出一条治愈瘫痪的新路。我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银针一直扎到二寸五分时，酸、麻、胀的感觉象触电一样从大腿一直扩散到脚尖。用这个新摸索出来的方法，经过八次针灸，终于使梁大爷完全恢复了健康。他走到毛主席像前，无比激动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使我站起来，我们贫下中农世世代代跟着您干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为了摸索针灸穴位，三年来，我在自己身上试扎过七百多针，找到了十几个新穴位。这些穴位对治疗聋哑、瘫痪、小儿麻痹、腰腿痛、口腔溃疡、遗尿、糖尿病等都有较好的效果。我体会到：在自己身上练针，不仅炼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最主要的是炼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
在学用针灸疗法的同时，我还向贫下中农、老中医、“赤脚医生”、兄弟单位学习了五十多种土方、验方、偏方。在给复员军人张英魁治疗中，开始用针灸无效，我就到处打听治头疼的偏方。一个“赤脚医生”对我说：“穴位里埋不锈钢圈可以治头疼。”可是，在农村到那里去找不锈钢圈？能不能找一种东西代替？一个老贫农说：“头发不生锈。”我想：马尾也一定不生锈，它比头发硬、弹性大，也可以起到强刺、深刺作用，用它代替不锈钢圈行不行呢？毛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我立即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证明有效。我就采用这种办法把张英魁二十三年的头疼病治好了。为贫下中农服务容不得半点私心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给附近十三个村的一些贫下中农治好了病以后，外地的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也纷纷找上门来，每天少的七八十，多的四五百。仓库党委根据这种情况，确定敞开大门为贫下中农治病。
这时，我思想上产生了“怕”字。一怕担风险，二怕苦和累。部队首长帮助我学习“老三篇”。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的光辉形象立在眼前，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响在耳边。我想：这么多阶级兄弟为啥远道而来？他们找的不是我陈宪昌一个人，而是对解放军的信任和希望！领导和同志们为啥支持我？这说明他们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是一个医生，怎能畏缩不前？“怕”的思想，实质上是对毛主席不忠，对贫下中农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表现。我鞭策自己：为革命治病，治病要革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苦点累点又算啥？毛主席的战士、人民军医，能够解除阶级兄弟的痛苦，换来他们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
七十五岁的老贫农刘日昌，一九六八年五月因脑溢血引起半身不遂，曾到过三个大医院，都说年岁大了治不好。刘老大爷听说我们能针灸，从八里外坐车找上门来。我看他年岁大，没敢行针，只给开了点药，说了几句安慰话，就把他送走了。老大爷走后，我想起了白求恩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久久不能平静，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对刘日昌老大爷的态度，和城市“老爷医院”有什么两样？！我决定送医上门，向刘老大爷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详细地检查了他的病情，在刘老大爷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三次针灸，他终于站起来，并能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
我给贫下中农治好了身上的病，贫下中农给我治好了思想上的病。我深深体会到：为贫下中农看病应该有技术，象打仗要用枪炮一样是不可少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思想红，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能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解除病人的痛苦。这就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在治病的实践中，彻底改造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