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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固镇县瓦坊大队党支部 1970-11-18 00:00

运用唯物辩证法 改种水稻夺高产

第2版()
专栏:

运用唯物辩证法 改种水稻夺高产
安徽省固镇县瓦坊大队党支部
我们瓦坊大队位于淮北平原的浍河岸边。这里地势低洼,易涝易旱,历史上是有名的老灾区,长期以来是个吃“回销”、靠贷款,光伸手、没贡献的后进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掌握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伟大真理,狠抓耕作制度的革命,大力改种水稻,今年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水稻面积扩大到一千零二十五亩,占耕地总数的一半以上,水稻平均亩产达到八百斤以上。大家赞颂说: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来武装,瓦坊人换思想地换装。
实践出真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改种水稻的客观规律,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淮北不仅能改种水稻,而且能夺取高产。
我们大队共有耕地一千九百三十亩,以前全部种旱粮,粮食亩产一直停滞在一百五十斤上下。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广大社员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大队党支部因势利导,从一九六六年起就发动群众进行了一场耕作制度的革命。
这场革命一开始就遇到因循守旧的形而上学出来干扰。有的说:“生就吃白薯干的命,妄想吃大米怎么行?淮北要能种水稻,除非鸡毛能飞高。”有的说:“过去搞稻改失败了,现在别再冒这个险啦!”
瓦坊到底能不能改种水稻?应当怎样对待“历史的经验”?在全大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教导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大家明确了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大大增强了改种水稻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又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的“蛮干”和“不干”的修正主义黑货,进一步认识到:违反客观规律的“左”倾蛮干和无所作为的右倾不干,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都会给发展社会主义农业造成严重危害;只有按照唯物辩证法好好干,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做战天斗地的闯将,驾驭自然的主人。过去在缺乏必要的水利条件的情况下改种水稻,必然碰钉子。现在修起了电灌站,具备了改种水稻的必要条件,只要勇于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使水稻在这里生根结果。这一年,我们在岗地上试种了三十亩水稻,亩产达到五百斤以上。这样,岗地改种水稻很快就推开了。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为了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一九六九年春,我们大队决定在低洼的湾地和坡度较大的半湾地改种水稻。这时,又有人疑虑重重,说湾地和半湾地是“漏风土”,耗水快,改种水稻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党支部组织社员进一步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总结近年来改种水稻的经验。大家豪迈地说:实践出真知,实践出办法,世上无难事,就怕不实践。这一年,汪庄和瓦前两个生产队分别在湾地和半湾地改种了部分水稻。他们针对湾地耗水快的特点,实行精耕细耙,合理灌水,成片种植,终于制服了“漏风土”。他们针对半湾地上高下低、不易关水的特点,打了几条横埂,平整成梯田,又用草根盘结的礓板土做了“平口缺”,解决了不能保水和冲毁田埂的问题。湾地和半湾地改种水稻获得了成功,而且出现了高产田块,为大面积改种水稻打下了基础。
坚持斗争哲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大队改种水稻夺高产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反复斗争的过程。大家深深体会到:要树立正确的思想,用来指挥战天斗地,就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坚持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斗争中狠抓世界观的改造,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大队改种水稻面积逐年扩大,“烟稻之争”和茬口之争就不断反复出现。去年春天,有些人想多栽烟,多挣钱,竟擅自把准备栽水稻的田打上烟垄,后来被队里干部制止了。今年在讨论制订超《纲要》规划时,又有人说什么:“我们大队改种水稻面积也不少了,收的粮食够吃就行了,还是多栽烟,收入大,分钱多。”对于这场烟稻之争,有人认为是小事一桩,“鸡脚高来鸭脚低,人的见识那能一般齐?”有的认为对于人们思想中的矛盾,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分清是非。党支部坚持斗争哲学,发动群众运用分析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狠批了刘少奇的“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狠批了“种田为吃饱,干活为挣钱”,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扩大改种水稻的积极性。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们大队为了对革命多作贡献,决定今年改种水稻一千亩。但在栽到六、七百亩时,有人说:“再栽下去,今后茬口不好安排,还是少栽一点吧!”也有人说:“今年稻改步子迈大了,劳动力太紧张”,主张压缩稻改面积。党支部察觉到,这场茬口之争,是怕苦怕累图舒服还是革命加拚命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全大队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对什么茬口?怎样对茬口?”的大辩论,狠批了懦夫和懒汉的思想,逐步使广大社员树立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精神。大家一致提出:要同世界革命对茬口,为世界革命多打粮。贫下中农说:咱们瓦坊虽小,却紧联世界革命的战场,锹把虽短,却通向反对帝、修、反的前哨。为了彻底消灭帝、修、反,我们一定要多种水稻夺高产,多打粮食作贡献。改种水稻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了,大家的自觉性就大大增强了。
我们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革耕作制度的命,不仅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们思想上公与私的矛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精神变物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改种水稻的过程告诉我们:要把改种水稻的计划落实下去,把产量搞上去,必须不断地从实践到认识,形成正确的思想;必须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广大群众中焕发出来的革命干劲,引导和组织到夺高产的斗争中去。
在怎样对待精神与物质、思想工作与生产斗争的关系上,曾经反复出现过两种思想的分歧:一种是狠抓精神成果,带动物质成果;一种是片面强调物质成果,就生产抓生产。今年春天,我们狠抓根本,形成了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当时有些人把学哲学同其它工作对立起来,说什么:“农业生产要大发展,‘一打三反’要抓紧,再学哲学来不赢。”主张一门心思搞生产。经过一场辩论,这种错误论调暂时缩了回去,但到插秧大忙季节,又冒出头来了。有的说:“春争日,夏争时,插秧不能过夏至,现在应集中力量抓生产了。”也有的说:“咱瓦坊已经出了精神成果,应喘口气,狠抓物质成果了。”主张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一放。
两种思想、两种做法,在两个生产队得出两种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瓦前生产队在大忙季节坚持田头天天读,还利用中午歇晌时间,坚持举办联户学习班,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很出色。这个生产队不仅及时收尽打完几百亩小麦,而且平整了二百亩左右的半湾地,栽下近四百亩水稻。另一个生产队由于少数干部见物不见人,只抓进度,不抓人头,一度问题成堆,生产也掉了队。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们认识到:与天斗,与地斗,先要与自己的错误思想斗。他们大办田头学习班,狠抓活思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完成了改种水稻的计划。这些发人深省的事例,给那些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迷迷糊糊的人上了十分深刻的一课。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人、改造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既出精神成果,又出物质成果,做到精神、物质双丰收。
从斗争实践中,我们大队做到了三个坚持:千条万条,坚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第一条;千紧万紧,联户学习班坚持不停;千变万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变。广大群众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就能敢打敢拚,无往不胜。
毛主席的光辉哲学,就是实践的哲学,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瓦坊贫下中农掌握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人的精神面貌变了,土地也变了,产量也变了,今年全大队粮食产量大大超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我们大队年年要国家拿粮、拿款来救济。一九六六年实现了粮食自给,一九六九年第一次超额一万斤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今年预计能超额更多地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决心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指引下,更加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争取尽快把我们瓦坊大队变成大寨式的大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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