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景全 |
1970-11-30 00:00 |
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做好投递工作
第4版()
专栏：
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做好投递工作
依安县邮电局投递员 赵景全
我是黑龙江省依安县邮电局的投递员。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指引下，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我把二百多封“死信”变成了“活信”。
一九六八年十月末，从海伦县寄来一个邮包，里面是一条棉裤，收件人是依安县皮革社方玉喜。当我把包裹领取单送到皮革社时，会计却告诉我，这个单位没有这个人。我又到他们车间里去打听。几个车间都问到了，大家都说确实没有叫方玉喜的。出来以后，我一寻思，“方”字和“万”字差不多，能不能是寄件人在写字的时候，不慎带了一个小点呢？有了这个想法，我又返回车间问他们：“咱社有没有叫万玉喜的呀？”工人们一听都乐了。有个同志开玩笑地说：“刚才是方玉喜，怎么一转身又跳出个万玉喜呀！”我又问他们家属中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说，没有。我一听就心凉了。晚上回到局里，顺手抽出一张退信条，盖上戳，准备把这个邮件退回去。可是，当我拿起笔刚要写“查无此人”四个字的时候，发现玻璃窗上已经挂了一层白霜，再看看眼前这个邮件，心想：冬天到了，收件人如果不能及时收到棉裤，那怎么过冬啊！我感到如果简单地把邮件退回原处，就是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做到“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我便改变主意，立即按着寄件的地址，给寄件人写去一封信，向他详细地询问了收件人的具体地点和姓名。几天以后，接到回信，说不叫方玉喜，叫方玉学。这个方玉学不是皮革社里的人，而是由海伦县到依安县皮革社一个姓齐的工人家串门的。这个姓齐的工人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我拿着包裹单，第二次到皮革社，一打听，确实有一个姓齐的小伙子，可是他家并没有来客人。我把这个邮包的来龙去脉向他讲了以后，他才想起来他父亲家里去了一个朋友。到他父亲家一问，正是方玉学。就这样，我把这封“死信”变成了“活信”。
从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要使“死信”变“活信”，人的世界观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私”字当头，怕苦、怕累、怕麻烦，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本来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却往往办不到；“公”字当头，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许多被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却可以做得很好。
多年来，我认真摸索投递工作的规律，积累了一些“死信”复活的经验，如：地址不详找老住户，人名不清问同乡，男人信件查户口，女人信件走访老大娘，数字号码易颠倒，同音字里有文章。譬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份，从阿荣旗寄来一个邮包，写的是“东南街二十五组徐宝立收”，到二十五组一问，没有这个人。我一分析，阿荣旗是蒙古族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反复回忆谁经常从内蒙古来信，谁家有蒙族亲戚，谁会讲蒙语，这样就从东南街的二千多户中，确定了十几个“重点对象”，很快就在五十二组找到一个许宝立。我一琢磨，“徐”和“许”字音相似，容易写混；“二十五”和“五十二”，字迹相同，容易颠倒，我推测就是这个人，便问他阿荣旗有什么亲戚？姓啥？叫啥？他说的和包裹领取单写的完全相符。
分析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掌握“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在困难的时候，既要承认困难，又要看到光明。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不失前进的信心。
一九六九年二月份，邮电局革委会接到山东陵县千场公社大宗村王秀兰的一封来信，恳切地要求我们帮她查找失散了二十五年的母亲。信中说：“我原是黑龙江省泰安镇人，一九四五年我才十六岁，就离开了亲生的父母。解放后二十年来，我日夜想念自己的亲人……”我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信中说，她当时住在东五道街，前面有个刘家小铺，父亲的名字叫王振林，叔父王振才，姐夫叫耿长春。单靠信中提供的一点点线索，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是很多的。经过分析，我觉得，时间久，范围大，要找的人可能去向不清，这都是困难的一面，不利的一面。但是，时间虽久，具体是在一九四五年；范围虽大，肯定是在东五道街；要找的人可能去向不清，却是有名有姓，这又都是有利的一面。这样一摆，我的信心就足了。经过反复考虑，我确定先找刘家小铺，开始还是先打听老住户，老年人，问了十几个人，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我一想，过去开小铺的买卖人，早都合营了，能不能在商业系统呢？我到有私方人员的商店、车店、饭店、旅店一打听，虽然找到几个姓刘的过去开过小铺，可是人家都不认识王振林。怎么办？是继续查找，还是就此为止呢？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我想，对待困难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如果害怕困难，在困难面前缩手缩脚，不敢前进，困难就会越来越大，相反，我们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就可能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来。心里这样一想，身上就增加了劲头。接着，我就把范围扩大到工交战线的一些厂社，走访老手艺人。有一次，我向制果社老店员张玉珍同志打听这件事，当提到耿长春时，旁边有个顾客说，他们合心社有个叫耿长春的，现在他在南门里群众车店干活呢！送完信，我跑到那里，找到了老耿。我琢磨如果老耿的爱人姓王这就对上号了，所以一开头就问：“老耿，你老伴姓啥？”他一听愣住了，说“姓杨啊”。我一听姓杨，心想，完了，又落空了。我失望地从车间走出来，心里非常难过。走到门口，心想，方才冒冒失失地没有把事情讲清楚，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想到这儿，我又返回来，把王秀兰的信给老耿念了一遍。他听完以后，说，他有个弟弟叫耿明春，兄弟媳妇是姓王。当时我就把耿明春的通讯处记下来，回来就给他去了一封信，把情况详细地作了介绍。不几天，耿明春回信说，他爱人的确有一个妹妹在一九四四年走散，不知下落。他岳父王振林，现在的住址是“依安县双阳公社德信第一生产队”。我当即又给王振林挂了电话，第二天，他来信说：“山东陵县王秀兰正是我们天天想念的小女儿，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找到了亲人，使我们骨肉团圆。”最后落款是：“贫农社员王振林”。我急忙给王秀兰写了回信，向她报告了这个喜讯，鼓励她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不久，王秀兰全家来了信，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并告诉我们，准备秋后来探望他们久别的亲人。随信还给我们寄来了三本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鼓励我永远忠于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据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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