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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可羽 1949-10-30 00:00

评欧阳山的“高乾大” 人民文艺丛书之一

第5版()
专栏:

  评欧阳山的“高乾大” 
人民文艺丛书之一
竹可羽
读了“高乾大”,以及赵树理和胡椒两位同志对“高乾大”的意见(前者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后者发表在第一期华北文艺上),我也有一些意见,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如有错误,希望能得到指正。
“高乾大”全书约十五万字,共分二十四章。从全书发展上看,可分三个阶段:
从第一章“人民的要求”到第六章“破裂”是任家沟合作社旧做法的结束。是副主任高生亮(即高乾大)的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走群众路线,并在群众拥护和区书记赵士杰的支持下对正主任任常有、区长程浩明两人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初步胜利。这是在合作社这一主题上两种工作作风和两种领导作风的斗争。
从第七章“新的方向”到第十四章“嘲笑和安慰”是合作社在新方向下业务上的发展,受挫折,再发展;任常有和青年巫神郝四儿结合,反对高乾大,区长程浩明的作风加强了这种结合,区委书记赵士杰参加了延安合作社主任会议回来,进而坚决地支持了高乾大;高乾大在业务的繁忙、失败、身体的疲劳、疾病和各种落后势力的夹攻中苦斗、动摇,终于坚持下去。合作社股金从一万发展到几十万,房间从五间破屋发展到七间大房子,三间灶房,还有十来间马棚猪圈……比过去最大地主家还阔气。业务上除了药铺,办了纺织工厂,“小银行”,运输队,替政府包公债、包公盐,在人事上吸收了三个财主,两个小商人,一个货郎担,一个兽医……从四五个公家穷干部发展到二十几个漂亮小伙计。
从第十五章“纠纷”以后到最后一章“胜利”,渐渐转向反巫神斗争,到“闹鬼”、“青蛇的故事”、“鬼的家庭”、“恶斗”连续的四章,作者把这个斗争推上极度紧张的高潮,最后高乾大和巫神郝四儿肉搏恶斗,两人一道翻下十几二十丈深的石头尖儿露出地面的深沟里,郝四儿跌死了,高乾大没有跌死。最后一章,作者说,大家发现任家合作社正合乎“南区合作社”的方向,得到了各方面的奖励,任家沟合作社胜利了。
以上是全书的主线。其中穿插了高乾大儿子高拴儿和任常有女儿任桂花间的恋爱故事。任桂花原和高拴儿订有婚约,两人也相爱,任常有因和高乾大破裂撤了这婚约,转许给郝四儿,但任桂花和高拴儿两人的关系没有割断。从第二章起,各章断断续续布排着这个恋爱的发展,到反巫神斗争以后各章这恋爱占了很大的篇幅,并且达到了和反巫神斗争血肉难分的那种关联。
正是赵树理同志所说,“高乾大”的确是很好地揭发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本小说,作者很好地写出了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和区长程浩明的形象:任常有懂得说“咱们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上级给咱的政治任务,不必讨论,不能推托困难,不许讨价还价。”但忘记最基本的一条:合作社是否给了人民真正的利益。老百姓不愿交合作社摊派的股金,他只会责备他们不遵守政府法令,却不了解,不研究其中的道理。当高乾大了解人民需要,要搞医药合作社时,他反说他破坏了原来的合作社,当上级决定了两家都搞时,他知道自己没有前途便请假离开了岗位;当高乾大的合作社大大地发展了,他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却说要是政府早允许这样搞,他早就搞开了。到了这时候,他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就有了问题,他把女儿嫁给反对高乾大的巫神郝四儿,就可以看他的思想情况和他对高乾大的恨劲。最后,在出嫁女儿那天晚上喝醉了酒,一家伙醉死了。程浩明是懂得说“调查研究”,实际上不调查研究,老百姓欢迎高乾大的办法时他说:“那也可能有一两个庄子的老百姓欢迎……退一步说就算老百姓欢迎吧,我们也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但是,当巫神们联合了几个落后分子要拆高乾大的台时他却说“现在老百姓出来说话了……老百姓有意见……”他总觉得高乾大的一套超出了政府规定的范围了,认为高乾大标新立异,自成局面,个人突出,他“凭过去经验”认为高乾大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传播资本主义的经验思想。直到最后,他被调去学习,才认识了自己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但是从全书看,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能说是本书的中心主题,从其分量上来说,反巫神斗争占着更多篇幅;从全书结构来说,反巫神斗争占着更主要的位置,从作者对于程浩明、任常有和郝四儿不同结局的处理,作者是把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内部思想斗争,把反巫神斗争作为外部敌对势力看的。胡椒同志说:“反巫神问题在书中是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读完全书,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反巫神斗争就是反对封建残余斗争。”这是有代表性的感觉。而从作者的笔力和技巧的运用上说,反巫神斗争较之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斗争,给了读者更深的印象。
那末,反巫神斗争是本书的中心主题吗?我看也不是。
作者努力要在本书中告诉我们读者的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一个大半个是共产党员,小半个还是农民的典型——高乾大。这个具体的人物就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主题,至少作者的企图是如此。因为高乾大贯穿着全书,是全书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斗争的核心。作者在他和任常有、程浩明的斗争中写出他作为共产党员的积极的一面,而在他反巫神斗争上充分地写了他的作为农民的弱点。在他办合作社当中,作者写了他对合作社的深刻的理解水准……如他对儿子说:“那些军阀、贪官、地主,说近些还有帝国主义,说远还有皇帝和宰相,他们剥削咱们五千年,他们把什么都剥削完了,都拿走,都拿得光光的了。剩下给咱们的只有贫穷,只有落后,咱们打倒了他们,还要打倒贫穷和落后……可是你怎么能对贫穷和落后放枪呢……咱们想了一想就决定组织合作社来革贫穷和落后的命。”而写他对于他儿子和任桂花的恋爱,却一无所知,毫不关心,……从各方面看来,看得出作者的精力集中在高乾大所接触的每个场面,每个斗争,设法写得生动,写得合乎高乾大的身份和水准。而这些场面,这些斗争,总起来说可分三方面,第一是反对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第二是合作社业务发展上的斗争,第三是反巫神斗争,是和前面所说全书分三个阶段相一致的。(自然这三方面的斗争,是互相渗透的和结合着的,而且也应该如此。)在我未读本书以前,曾经有不同的读者向我介绍这书,有的说这书是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有的说这书是反巫神的小说,更多的人向我介绍说:这是一本写合作社的小说,我以为这三种说法正反映着“高乾大”内容的三个方面,同时,也可以说明任何哪一种说法,单独地说,都不能全面地说明本书的中心主题。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高乾大”成功的地方,我以为首先在于他生动地写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积极的农村党员的典型,虽然作者在写他落后的一面比起写他积极的一面更要熟练些;其次在于他写了合作社,据我所知,这在解放区文艺中还是仅有的一部,作者一九四六年各大城尚未解放以前选择了合作社这一主题来写,这是并不容易的事;再其次,就是在合作社问题上作者很好地揭发了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
关于前两点,我还想顺便说两句:
因为人民喜欢故事性强的小说,所以我们作者写小说时尽量把故事性写得强一点,这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据我所知道,如红楼梦,水浒等旧小说之为人民百读不厌,较之那些小说的故事性强,那些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的丰富或说人物的典型性强,是起着更大的作用的。再,如果说,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大转变中首先为人民所注目的是各种各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事件或故事,因此,作者们写出这些故事来,而且这些故事或者也为作者自己所参与,或者也吸引了作者的,这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据我所理解,在一定的政策的认识基础上,在一定的现实或历史事件的认识基础上,通过故事深入地写出新的人物典型来,这对于人民将有更大的教育意义,并且较之仅仅故事性强的小说一定更被人民所欢迎。我之重视“高乾大”在这上面的成功,也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或理解的。
其次,对今天农村现实,首先应该反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这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远一点从农村个体经济发展前途看,从合作社经济在农村社会化道路的意义上去看,写农村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互助组,合作社等小说,不仅会为人民所欢迎,而且在今天正如我们作者们要通过小说去指导教育人民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上,在今天各大城市解放后的情况去看是不难理解的。我之重视“高乾大”在这意义上的成功,也正由于这个道理。同时也由于作者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就写出了“高乾大”,这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正由于这样的理解,再来说说“高乾大”有着些什么缺点。这对于作者,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苛求,但批评之和创作一样,都是寻求原则的可能到达的高度来落笔的,我在下面提出的三点,是“高乾大”中主要的缺点,关于这,赵树理同志的意见上是没有提到的,胡椒同志也仅提的是疑问和假设的答复。
胡椒同志说:作者让任常有喝醉酒一死了之“恐不是顶好的办法。失败者走到肉体毁灭的结局是消极的。”这里已经是触到了要点。但是胡椒同志问:“作者是不是因为任常有既然和高乾大决裂了回了家,以后文章不好做,于是让他醉死拉倒呢?”这却没有解决问题。任常有和高乾大决裂,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的,回了家也是可以从新出来搞合作社的,而且,决裂回了家,以后文章又怎么不好做呢?实际上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不使任常有和高乾大通过党的应有的自我批评而和解;在于为什么不让任常有回到合作社来?我们可以设想,任常有回到合作社来以后,依照任常有的思想情况,他很可能从“如果政府早允许这样搞,我早已搞开了”这个结论出发,走向另一极端,即程浩明所反对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极端。而合作社在吸收了财主,小商人……那样大大地发展了的情况下,随着有更深刻的内部思想斗争展开也是必然的。一切关键就在,作者是否掌握住了这个思想原则,掌握住有关这个思想斗争的材料,但是从“高乾大”上看作者在关于合作社业务发展上,并没有很好地消化他所掌握的材料,没有深入去发掘其内部规律,对于随着业务发展,让任常有回合作社,特别当任常有已和巫神郝四儿搞在一起回合作社后,所应该有的复杂的思想斗争,作者无法掌握,(或者客观情况也未曾提供他适当的材料。)但是除了让他回合作社以外,任常有是无地可容的了,对于这样的老干部作者既不能让他和郝四儿完全合流,而作为作者所应有的责任又必须交待这个人物的结局,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让他在女儿嫁给郝四儿同时死去,因此使得作者在写合作社业务的发展上,显得材料庞杂,缺乏思想内容,这就是本书的第一个缺点。
其次,胡椒同志说:“我感到作者描写巫神太过分强调了,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尤其后部写闹鬼的篇幅实在太冗长,而有沉闷之感。”但实际上,闹鬼以后各章正是作者最精心构造起来的一个反巫神斗争的高潮,也正是全书的高潮。这是由于什么呢?这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第一个缺点,也由于作者规定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一个人物典型,同时可能也由于对反巫神斗争有更多爱好,更容易搜集材料,作者让巫神们担任了合作社发展中最大和最后阻力的角色,作者为什么让郝四儿与政策精神不很相合地死掉的主要原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但是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这不仅因为不合于老解放区一般情况,也因为:巫神们的反对原来由于最初那个医药合作社而来,当合作社不知多少倍地发展了以后,这样严重的角色还让巫神们来担当,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合作社的现实向前了,作者的笔落了后。再从反封建迷信的观点上来看,赵树理同志说:“在本书中得到了合理的解决,”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读了“巫神的坦白”这一本小册子,看得出作者有好多材料从这小册子上来的。但是其中“巫神白从海的坦白”一文,从反对封建迷信上说,比起“高乾大”里面所写的教育意义要强得多,也有力得多。这是说,艺术落在它的素材后头了。又,其中“展开反对巫神斗争”一文上说,反巫神“在积极方面就是要刻不容缓的进行医药卫生建设”。同时在“破除迷信的卜掌村”一文上说,医生崔岳舜如何为人民治好病,如何不断作破除迷信的宣传,使得村人不信巫神,既减少了人民的死难,又节省了许多浪费。——这是很显然的,要真正打败巫神,不是单靠政治工作所能完成任务的事,更不是一个合作社主任所能完成任务的事。在本书里,合作社医生李向华只象影子一样一幌不见了。反巫神的担子放在高乾大肩上,但是高乾大只能把巫神翻到深沟里去跌死罢了,而且差点儿自己也死在一起。
第三,如上所说,由于作者掌握合作社实际及思想原则的不够,不得不以郝四儿来作高乾大的配搭,但是怎样使他们配搭起来呢?作者找到了高栓儿和任桂花的恋爱,从任常有的撤婚起,发展到高栓儿让郝四儿抓住把柄,三个人以一种奇怪的关系纽在一起止,看得出作者是有着全盘周密的考虑的。但恋爱之作为穿插,总要能说出其社会本质来才好,如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上的恋爱穿插,是明明白白地说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恋爱本质来的。而在这里呢?却什么也不曾说明。整个恋爱故事,好象,主要是为了那一章“青蛇的故事”在服务,因此,对这样三个人的奇怪的关系,总觉得非常不自然,任桂花和高栓儿这样两个人物也显得模糊,不真实。
如果上面的分析没有错的话,那末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一个作者对于生活实际通过政策和思想原则的掌握,怎样地决定着作品成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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