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友谊

第6版()
专栏：访日通讯

难忘的友谊
古进
不论是在繁华的东京，还是在幽静的宫崎；不论是在公共汽车司机休息室里，还是在北海道农民家中；也不论是在令人遐思远古的博多湾畔，还是在风光绮丽的支笏湖上，中国外文出版代表团到处都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和亲切接待。
一到日本古都京都街头，我们就仿佛回到了我国古城西安。日本朋友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告诉我们：千百年前受到唐朝都城长安的影响而修筑得街道纵横笔直的京都，又将和西安结成友谊城市了。游览京都清凉寺时，有位文静的女僧友好地接待我们。她一边陪同我们参观，一边述说了这段新鲜的历史：大约一千多年前，日本有个学问僧到中国留学。归国时，他由长安带回一尊佛像，并在京都东山之麓建造了这座寺庙——清凉寺。前些年，寺里修理这尊佛像的背部，无意中发现佛像内部有丝绸制作的五脏六腑。她说：“可见，中国古代不仅寺庙建筑术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医学、解剖学方面也是很出色的。”
我们在日本通过参观和访问，深深地认识到中日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友谊，只是在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过中国。不少日本朋友不忘前事，常常以沉痛的心情向我们表示“内疚”。我们总是诚恳地回答：那是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干的坏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而且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好些日本朋友讲到，北海道旭川市东川町的农民们亲眼看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者虐待从中国抓去的劳工的罪行，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纷纷搜集当地的中国死难烈士的骸骨，并在山上建立起一座慰灵碑。当时的市长、这个市的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坂东幸太郎先生积极支持农民们的这一友好活动。去年中日复交之后，旭川市各界友好人士把中国死难烈士慰灵碑由木碑改为石碑，碑上的题字正是坂东先生的手迹。我们代表团到达旭川市的那天，恰好是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旭川市各界友好人士和北海道的朋友，以及旅日朝鲜人旭川市联合会的负责人冒雨上山在慰灵碑前悼念中国死难烈士；早已退休的九十三高龄的坂东先生不顾年老体弱，也上山和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致祭。他还特意同代表团团长一起栽种松树，表示两国人民的友谊象青松一样万古长青！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迹较多的福冈市，我们在读者座谈会上听到这个感人的故事。原在气象台工作的永吉先生，七十岁了，去年八月在医院里即将病逝的时刻，他挣扎着坐起来在他的名片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人民中”三个字，还没写完，他就失去知觉，与世长辞。“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医护人员是不了解的。但是，他的同事们都晓得，他十多年来长期订阅中国用日文出版的《人民中国》杂志。他有时把这份杂志上的好图片剪下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欣赏；有时也写信给这个编辑部提批评建议；还常常向朋友们述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他热爱中国人民，直到临终时刻还怀念着人民中国。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不禁肃然，心里默默地怀念永吉先生。象永吉先生一样，数以万计的日本朋友长期订阅《人民中国》、《中国画报》和《北京周报》。有好些人自己读了，还转给亲友们阅读，积极推广这三种日文刊物。有位中学教员黑崎先生，二十年来怀着增进日中友好的崇高感情，利用业余时间、节日和假期推广这三种杂志。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他照样出门去热心地推广。
当这三个刊物的编辑人员和外文印刷厂、国际书店的人员参加组成的代表团到达东京不久，黑崎先生闻讯远道赶到东京来参加老读者座谈会，热情地对中国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散会后，他又到旅馆里和我们恳谈到深夜，才依依道别。这一夜，他大概也没有怎么睡好，又在灯下给我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要继续努力推广这三种刊物。我们代表团回到北京不过几天，又接到他从山区寄来的一封长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日中友好的情谊。
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收到日本朋友从各地寄来或送来的数百封信。京都的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妇女，送来足足有丈把长的长信，笔锋刚劲有力，感情诚挚深厚。有的朋友还把自家田里栽种的香瓜特地送到东京来款待我们。这都是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的具体表现。
我们在日本仅仅访问了短短一个多月，而日本人民的友谊，感人肺腑，使我们进一步体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讲的这个真理：“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