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发展

第3版()
专栏：

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发展
北京大学　王福堂
汉语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词汇、语法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语音方面来看，汉语可以分成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七个大方言。北方话是最大的方言，主要分布在从黑龙江到云南、长江口到新疆之间的广阔地带，占汉语分布地区的四分之三强，使用人口在五亿上下，占说汉语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六个方言分布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各省区的一部或大部，分布区域小得多，使用人口也少得多。但这些方言都很复杂，内部分歧也相当大，有的地方甚至两村之间，口音大异，一溪之隔，不能通话。汉语的方言分歧以这些方言区为最大，推广普通话的任务也以这些方言区为最重。
汉语所以有目前的方言分歧，有它的历史原因。古代汉语也是有地方性差异的，古文献告诉我们，汉语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方言分歧。由于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减少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交往的必要性。虽然秦代以后，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往往存在局部的封建割据，这又限制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这样，各地语言的差异就有了发展的机会，逐渐成为近代这种方言分布的局面。
汉语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有分化成方言这一面以外，还有形成共同语的一面，而且后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主要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国古代社会尽管存在着影响人们交往的各种因素，但社会的统一毕竟是长期的、主要的，也就是说，集中的因素是主要的。国家大，方言分歧严重，所以人们为了相互交往，就要求不但有一种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这在三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还要有一种大家都能懂能说的共同语作为口头交际工具。我国古代的经济政治中心是在北方中原地区，这种共同语就以中原地区的方言——北方话作为基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话作为语音标准。比如先秦时期以“成周”（洛阳）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秦和西汉时以关中方言“秦语”为基础的通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等，都曾先后成为这种共同语。不过，这种共同语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主要是官方用语，通行在官僚士大夫圈子里，并没有推广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中去，而且随着每一次改朝换代引起的王朝京城所在地的改变，它们的语音标准也经常改变，无法稳定持续地发展。
到了明清两代，共同语发展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品交换，这就使社会经济政治有了进一步的集中。“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序）。这种官吏和商人往来南北各地的情况，说明了当时全国经济政治联系的密切。由于各地人们交往越来越频繁，方言分歧作为社会交际的障碍就突出起来。对于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交际工具的要求也就突出起来。在这种社会要求和社会条件下，汉语就走上由方言分歧逐步集中为统一的民族共同语的过程。首先，北方话不断向西南和东北扩展，使用人口也不断增加，逐渐发展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成为号称“官话”的全国性的社会交际工具。其次，在这种“官话”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学作品，这就进一步锤炼了汉民族共同语，丰富了它的文学语言。再次，金、元、明、清四代相继定都北京（燕京），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提供了稳固的方言基础。过去国外流传的汉语口语读本，如朝鲜的《朴通事谚解》和《老乞大谚解》，都以十六世纪的北京语音作为正音标准。“官话”的名称也逐渐由泛指北方话演变为也可以只指北京话。这些都表明了明清时代的北京话不仅是北方话的代表，也是汉语的代表。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几百年来，汉语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集中，北方话发展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语音发展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把汉民族共同语确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是适应汉语发展需要，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推广普通话。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蓬勃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并努力做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