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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2-23 00:00 |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教育质量！”——湖北省蒲圻县车埠中学的调查报告
第1版()
专栏：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教育质量！”
——湖北省蒲圻县车埠中学的调查报告
这篇调查报告，以鲜明的对比说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多么显著的本质的不同。铁的事实给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有力的批判；对那些还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编者
无产阶级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开门办学，是降低还是提高了教育质量？最近，我们同区、社和学校的同志一道，对湖北省蒲圻县车埠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和回乡后的表现，进行了一次普查，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生动的事实
这所学校一九七○年开始增设高中班，第一届毕业生九十四人（其中共青团员七十七人），其中四名转迁外地，七十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二十人集体下乡插队。
近一年来，这九十名下乡、回乡学生，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实际锻炼，表现好的有五十二人，较好的三十四人，较差的四人。有二十八人担任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二十四人当了社队农机手、植保员和民办教师，十三人担任了政治夜校辅导员、大队宣传员和公社广播员，合计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有五十五人分别被评为区、社、大队的积极分子或劳动模范，二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人被基层党组织选为重点培养对象。这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贫下中农子女，象一颗颗革命种子，深深扎根在人民公社的肥沃土壤中，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积极力量。贫下中农说：“这批学生觉悟高，实打实，干得好；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教育质量！”
在这批学生中，大多数人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比较高，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敢于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斗，同封、资、修的意识形态斗。枫桥公社新华大队的但木生，回到自己家乡后，就成了群众欢迎的“红色宣传员”。他订了《红旗》杂志和省、地党报，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而且在群众中作宣传，用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武装自己和群众。春上，他和大队贫协主任带领三十多个民工上“双石”水利工地，工作积极，阶级斗争观念强，使他们那个连队成了工地上的先进集体。一次，发现一个地主分子利用宗族观念制造混乱，散布什么“日子遥长，不在人忙”等黑话，影响了一些人的情绪，但木生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发动民工及时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早稻刚插完，有的人不顾生产，要求队里采用“甩砣子”的办法，多派些劳力下湖捞鱼。但木生认为，搞副业，不能影响农业生产，更不能搞单干。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队委会在加强田间管理的同时，组织了正当的集体副业，抵制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第二，有热爱农村、扎根农村的牢固思想基础，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他们回乡后，背包一放，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半年如一日，群众说他们“脸上不少我们一滴汗，身上不少我们一点泥”。幸福公社三十三个学生，今年三至九月，最多的做了一百七十二个劳动日，平均每月二十八个；最少的做了一百五十四个劳动日，平均每月二十六个。幸福公社光辉大队学生马和香一回乡，就有人说：“高中生，回老家，没出息，盘泥巴！”小马坚定地回答：“把家乡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最大的出息，不盘泥巴怎么大办农业呢？”办夜校没有教员，她自告奋勇，把十三个不识字的女青年组织起来学文化；大闹积肥时候，队里忙不过来，她主动当“肥管员”，严格把住肥料关；在抢插早稻时，“铁姑娘”们插多少，她也比着插，白天插不完，晚上打着电筒干。
第三，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幸福公社反修大队的谢法明和谢新民，在今年三月发大水时，发现塘堤下穿了一个洞，漏水不止。他们想，春雨贵如油，不把洞口堵好，三百多亩水田就成大问题。可是，春寒水刺骨，下去堵洞很危险。下不下水呢？他们互相鼓励说：“个人安危是小事，集体受损失是大事，再危险也要顶住！”他俩毅然脱衣下水，奋战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漏口堵实。车埠公社团结大队刘祖鹏，开拖拉机，当广播员，喂猪，养牛，放鸭，党叫干啥就干啥。今年九月一日，他同模范饲养员刘裕光一道放鸭子，同住在堤垸旁的一间破房里，半夜，大风大雨把房子吹倒了，两人都压在砖瓦堆里。小刘头部三处受伤，流血不止。他苏醒后，挣扎起来，不顾自己，立刻扒去压在刘裕光身上的砖瓦，忍着极大的痛苦，从乱石堆里找出两床被单，先帮刘裕光把伤包好，然后再包自己。到医务室后，医生发现刘祖鹏伤势重，要先给他包扎敷药，小刘说：“刘大伯年岁大，伤势重，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先别管我！”他的先进事迹，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扬，回乡九个月，两次被评为劳动模范。
第四，有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知识和本领，在学大寨运动中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他们拿起笔来会写文章，扶起犁耙能耕田，会开动常用农业机械，能搞科学实验，特别是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车埠镇的黄新民等三人，到反修大队七生产队插队后，敢于斗争，勇于实践，能把在学校学得的理化和农业基础知识运用到生产斗争中去。早稻抽穗后，两百多亩水田先后发生虫害，灾情比较严重。他同两位同学访问老贫农，搞调查研究，翻阅各种技术资料，用肥皂、煤油、食盐、硫磺、烟叶、石灰等原料，经过七个晚上的反复实验，制成了一种“八合一”土农药。
这种农药，每亩只要花六分钱，为集体节约生产资金一百多元。为什么要用这些原料制农药呢？黄新民不是盲目乱干，而是以一定的科学知识作根据。他说：用肥皂，是因为肥皂有粘胶作用，既能使虫身上牢固地粘上药剂，又可除掉虫身上的油脂，增加药剂的渗透效果；用煤油，是因为煤油既可直接杀虫，又有渗透能力，可以使药剂浸入虫体内；用食盐，是因为盐有亲水性，加进去可以吸收虫体内的水份，破坏它的细胞结构。实践证明，这种土农药治虫效果很好。
鲜明的对比
车埠公社灯塔大队有八个高中毕业生，三个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五个是今年从车埠中学毕业的。这八个学生的表现，鲜明地表现出两条教育路线、两种教育制度的不同结果。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三个学生，一个由于追逐个人名利，一心想爬上修正主义的“宝塔尖”，回乡后认为“大材小用”，竟发展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堕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个毕业回乡后，认为“希望破灭，前途渺茫”，搞投机倒把，多次受到批判；还有一个，不安心在农村，当民办教师嫌待遇低，当“赤脚医生”不负责，半年多的时间，只做了五个劳动日。这三个人出身还是很好的，他们都被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化”过去了，这正好说明旧的教育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在旧的学校中毕业的学生，必须同工农结合，到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和改造。今年从车埠中学毕业回来的五个学生，情况就不同了：五个都是共青团员。孙明惠担任了队里的植保员和农机员，孙海燕、孙水清参加了队里的植保小组，孙水林担任了民办教师，还有一个在队里劳动，协助搞文化宣传工作。这五个学生，有三个被评为公社的劳动模范和先进教师，另外两人表现也较好。他们说：“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回队是为了当一代新式农民。”去年，队里的稻谷因遭受虫害减产三万多斤，今年早稻又发生穗颈稻瘟病，队长很着急。孙明惠就把孙海燕、孙水清邀集起来成立了一个业余治虫小组，勤观察，勤记载，掌握治虫规律，并自制土农药，治好了稻瘟病和其他几种病虫害。今年这个大队大幅度增产，治虫效果好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前三个和后五个高中毕业生的对比中看出问题，贫下中农说：“这好比是孙悟空翻筋斗，相隔十万八千里！”
车埠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又红又专，能文能武，是因为这个学校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只有面向农村，开门办学，使学校教育与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
有人说：“开门办学能够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但是不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不对！这不符合客观事实。车埠中学这届毕业生中，有个学生叫郑和清，他在读初中的时候，最怕上农业基础课，因为老师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常常在黑板上“开机器”、“种水稻”，他把这样的课叫“头痛课”，一上课就打瞌睡，别人叫他是“瞌睡虫”。一九七○年冬季，学校认真进行教学改革，有一次，到建设公社拉练，结合冬季维修，学习农业机械课。在农民机手指导下，他们边学边实践。郑和清不但不头痛、不打瞌睡了，而且聚精会神地学，对柴油机的发动原理和一百多个零件，记得清清楚楚。全班四十七个学生，普遍掌握了柴油机构造原理，人人开得动，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还能简单维修。他们结合教学，帮助社队修好了五部旧机器。在车埠中学，各科教学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关门搞教学，老师讲不清，学生学不懂；把学校的门打开，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课堂与社会课堂结合，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从车埠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的调查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远意义，同时也看到这场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车埠中学是办得比较好的一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总的状况是好的，是令人鼓舞的。但是，也有少数学生表现较差，缺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在德、智、体诸方面与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仍然在一些学生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当前，车埠中学的广大革命师生，正在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坚决贯彻十大精神，他们决心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夺取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湖北省教育局
咸宁地区教育局
蒲圻县教育科联合调查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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