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与“跳”

第2版()
专栏：

“忍”与“跳”
闻军
孔老二和他的历代信徒，都是提倡“忍为高”的。但他们说的这个“忍”字，对于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用场。
对于奴隶，“忍”是一具精神枷锁：忍耐吧，认命吧，不要造反。
对于反动统治阶级，“忍耐”哲学就另有妙用。每当他们遭受严重失败，处于不利的境遇时，他们往往一面小心翼翼地告诫自己：忍耐吧，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呀！一面又偷偷磨利牙齿，窥测方向。当他们认为时机有利，便一跃跳出猛扑过来，企图把革命人民一口咬死。对于他们来说，“忍”是一时的策略，“跳”才是他们固有的阶级本性。“忍”的目的是为了“跳”，“跳”的结果是灭亡。从孔老二到林彪，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行事的。
孔老二不仅说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还居然从昆虫一屈一伸的爬行中悟出了“忍耐”对于搞复辟活动的作用。所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屈”是为了“伸”，“忍”是为了“跳”。孔老二为了实现复辟的“大谋”，对权臣的轻蔑，忍着；对野人的嘲弄，忍着；对蒲人的要挟盟誓，也忍着。但只要能跳的时候，他决不忍着，也决不失去机会，看他堕三都，杀少正卯，……跳得何等的高！
林彪对孔老二的“忍耐”哲学有新的实践，也有新的发展。他在一九六三年曾经这样写道：“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他还从宋人苏轼的《留侯论》里抄了下面这样一段话挂在床头，什么“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林彪是个老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要跳出来。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他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胡说什么人民公社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问题最大”。在国际上，他主张投降苏修，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万钧雷霆击到了林彪的头上。这个“暂栖身”的“英雄”在受“惊”之余，赶快掏出笔记本来，写上了“忍耐”二字。一九六三年，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国内打退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右的进攻，在国际上打退了帝、修、反的猖狂进攻，同时还战胜了自然灾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大谈其“忍耐”哲学。这是哪个阶级的声音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什么人才需要靠“忍耐”来过日子呢？
林彪与王明、高岗、彭德怀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本是一丘之貉。眼见他们一个一个的垮台了，林彪当然是心有余悸的。他从这些垮台人物身上吸取教训，觉得彭德怀阴谋耍得还不够，假话说得还不圆，那样过早的“拔剑”“挺身”，公开向党下战书是不策略的。所谓“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就是林彪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得出来的教训。于是，他就奉行刘备的韬晦之计，假话连篇，“闭目养神”，暗里磨刀，却“面带三分笑”，或者装死躺下，来个“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他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和教育，怀着刻骨的仇恨。他诬蔑党对他的挽救是“骤然临之”，“无故加之”。但他为了不“耽误”复辟资本主义的“终身大事”，要“不惊”“不怒”地忍耐着，要等待历史的关键时刻，才“说出自己的决定性的话”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陷入了没顶之灾，林彪再也“忍耐”不住了，终于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跳了出来。但“秋后的蚂蚱”，跳不了几下就自我爆炸了。
顺应历史潮流而进者昌，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亡。对于反动派来说，“忍”也罢，“跳”也罢，历史已经注定：他们迟早是要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