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君子国”的反动实质

第3版()
专栏：

当代“君子国”的反动实质
辽宁大学中文系大批判组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然而，大毒草《三上桃峰》却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公开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他们根据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谬论，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人“礼让”的“君子国”。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所谓当代的“君子国”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九六五年，在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有人在评述《一匹马》的故事如何“引起人们深思”之后，曾借古喻今地点到了《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时隔八年之后，《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真的把当代“君子国”搬上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明目张胆地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
小说《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讲的是所谓彼此“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那里的交易，卖主是坚持“高货贱价”，买主是执意添价，“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三上桃峰》所描绘的“现实生活里”的“君子国”，讲的是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青兰发现之后，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赎马。这里写的也是“君子国”的那种行为：卖主把“已经到手的钱，硬要再退回去；已经推出手的病马，硬要再牵回来”，买主却“坚辞不受”，“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这是刘少奇黑《修养》里所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孟之道的艺术再现。
一百多年前，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李汝珍，编造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君子国”，宣扬“忠恕”、“克己”的“君子风”，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竟然抓住“一匹马”不放，也编造了一个“世内桃园”的“君子国”，把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没有阶级斗争的“太平世界”，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狼子野心。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君子国”，从来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痴心妄想！编造“君子国”的神话，是为了掩盖历代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罪行。其实，“君子国”这三个字本身，就道出了真谛。孔老二不早就宣扬过“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吗？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不也鼓吹什么“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吗？这里所说的“君子”、“长者”不是别人，正是一小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所以，剥开画皮来看，所谓“君子国”，就是“君子”统治“小人”之“国”，就是刘少奇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国”，就是林彪所一心追求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王国。
《三上桃峰》为了塑造当代的“君子国”，还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戏的矛盾设置到矛盾的解决，都是用这种“人性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用反动的中庸之道来取代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可是，时隔两个月，叛徒刘少奇就跳出来大唱反调，胡说什么“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经验、熟悉的事情闲起来没有用了，而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做，就是要领导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上桃峰》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为了证实在那个当代“君子国”里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先进与更先进的差距”，作者给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李永光，统统罩上了“人性”的灵光，硬是把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老六，说成是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李永光说成仅仅是“本位主义思想”作怪。这样，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也就不见了。
《三上桃峰》在矛盾的解决上，也是用反动的中庸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个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忍为高”、“和为贵”等等孔孟之道的反动说教，完全体现了刘少奇的“利刀割体创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林彪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中庸之道。面对着以老六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杏岭大队的干部和群众非但不斗争，不回击，反而为他辩护。当三爱向老六提出批评时，炮制者却让李永光斥责她是“没大没小的”，用以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之礼。李永光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他指使老六卖马骗人，订合同，跑运输，大搞“重副轻农”，一股劲地往资本主义道上跑。面对这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青兰不仅熟视无睹，而且为李永光开脱罪责，大唱赞歌，说他是“为革命熬得两鬓添白发”，是个“一心一意为咱集体”的“好当家”。她还说什么“返乡后五年来我经受锻炼，你经常和我谈心到三更天。”这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都散发着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情味。难怪李永光被感化得五体投地，表示要“老少相帮互学互勉”了。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在青兰的“人情”感召下，变得烟消云散了。在《三上桃峰》中，以青兰为代表的一方同以李永光、老六为代表的一方，既缺乏正面交锋，更缺乏原则斗争，可是，在剧的结尾竟然出现了解决矛盾的“胜利成果”：李永光“醒悟”了，老六“认错”了。这无非告诉人们：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三上桃峰》描绘的“君子国”，就是刘少奇曾在桃园建立过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把这样的“君子国”搬上社会主义文艺舞台，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不管阶级敌人怎样乔装打扮，变换手法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都逃脱不了革命人民的火眼金睛，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