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商君书·更法》

第2版()
专栏：

读《商君书·更法》
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　林耀华
公元前三五九年，著名法家商鞅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变法前夕，秦国宫廷内爆发了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大辩论。孔老二的忠实信徒、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跳出来反对变法，遭到了商鞅的迎头痛击。《商君书·更法》篇记录了秦国这场法家路线战胜儒家路线，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激烈斗争。
当时，商鞅主张变法革新，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自然遭到了奴隶主贵族的非议。秦孝公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变化，迫切地希望变法，但怕人反对，下不了决心。一天，秦孝公把商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找来商议变法的事情。商鞅的态度鲜明，强调变法要果断坚决，不能犹豫。他说：有人议论讥笑，我们不理它。只要能够“强国”和
“利民”（他指的是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就不必死守旧的法度和礼制。
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甘龙立即表示反对。他胡诌了一大堆不变法的“好处”，什么办事情可以省力啦（“不劳而功成”），官吏们习惯，老百姓也太平啦（“吏习而民安”），社会舆论不赞成变法啦，等等。总之，在甘龙看来，变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简直糟透了。商鞅当场痛斥了甘龙那种死守旧习惯、旧教条的保守言论。他对秦孝公说：
“对于那些拘守旧制的人，我们用不着同他们多罗嗦；至于那些被旧法捆住手脚的人，根本没资格参加关于变法的讨论。”（“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商鞅的这些话，同他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等比作虱子一样，表现了他对孔学儒生的极度蔑视，反映了战国时期法家敢于同儒家、新兴地主阶级敢于同没落奴隶主贵族进行战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甘龙被驳倒了，另一个孔老二的信徒杜挚把他们祖师爷的“克己复礼”、“信而好古”的那套黑货抛了出来。他大叫：“效法古代不会犯错误，遵循礼制不会出毛病。”（“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这是一个维护腐朽、没落社会制度的反动口号。历史上的儒家都用这个口号同法家对抗，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也用它来阻挡一切进步的变革。当时，商鞅紧紧地抓住杜挚的反动口号，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古代的法度和礼制也是各不相同的，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制定的。因此，“治理国家不能用不变的方法，要对国家有利就不能照搬古代的东西。”（“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接着，商鞅又运用对比的方法，举出历史事实，大力宣传变法的优越性和不变法的危害性。他讲到商汤、周武并不按照古代的法度和礼制办事，把国家治理得很兴旺；殷纣和夏桀正因为没有及时地改变旧的法度和礼制，最后灭亡了。（“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由此，商鞅得出结论：“反对古代法制的人没有什么不对，死守古代法制的人不值得赞扬。”（“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在这场大辩论中，商鞅批判了儒家厚古薄今的谬论和倒退的历史观，阐明了法家厚今薄古的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变法的胜利开展扫清了道路。
通过这场大辩论，秦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变法主张，颁布了第一道法令。从此开始，秦国废除“井田制”，实行奖励耕战、按军功论赏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终于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强国，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更法》篇记录的这场大辩论，是商鞅变法的前奏曲。它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是政治斗争的前导。每进行一种革命的变革，总会受到一些旧思想和旧人物的对抗。要求革命、要求前进的人们，只有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才能冲破重重障碍，达到革命的目的。历代的法家总是坚持前进，勇于革新，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主张，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历代的孔孟之徒，顽固守旧，阴谋复辟，总是不遗余力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甘龙、杜挚之流是如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如此。林彪一贯尊儒反法，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刻，大搞“克己复礼”的复辟阴谋活动，一再把设国家主席当作“复礼”的政治纲领，散布什么“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谬论。同时，他又大肆贩卖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以此作为复辟的理论纲领。然后，他伙同其死党，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演出了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变丑剧。这种拙劣的手法是同甘龙、杜挚之流一脉相承的。
今天，林彪已经自取灭亡。但是，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依然存在。我们读一读《更法》篇，对于正确估价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系统地开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