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路线和郑国渠

第3版()
专栏：

法家路线和郑国渠
秦水
郑国渠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在其本土关中修建的大型灌溉渠道。这条渠道是在法家路线的指导下，在广大人民的艰苦劳动下兴建的。它的顺利建成，改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面貌，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力量，从而使关中变成了一个巩固而强盛的战略后方，支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研究兴建郑国渠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法家路线及其对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了解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进一步批判林彪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罪行，具有现实的意义。
郑国渠是法家路线的产物
郑国渠的兴建，是秦国新兴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自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以后推行法家路线的产物。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土地开垦率不到当时国土的十分之二。虽然当时部分地采用了铁制农具和牛耕，生产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腐朽没落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井田制”，却与这种生产力极不适应，束缚了生产的发展。奴隶们对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怀有强烈的憎恨，经常用怠工、破坏生产工具、逃亡、暴动等方式进行反抗。奴隶主对奴隶的随意屠杀、殉葬和残酷剥削引起大量奴隶的过早死亡，破坏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力。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井田制”已成了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奴隶制社会已处于山穷水尽的绝境。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情况下，秦孝公起用了著名法家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系列变法革新的措施，摧毁了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但是，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相比，它前进了一步。农民利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地主占有的土地，生产的粮食除给地主交付地租外，其余归自己所有，这就比原来的奴隶有了一些生产积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①商鞅变法以后“秦民大悦”，就是这样的。
法家为秦国发展经济确定了一条正确的方针，加快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极力主张“富国以农”（《韩非子·五蠹》），“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这条正确方针是法家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通典·食货一》）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努力从事耕织，生产粟帛多的，可以免除本身的徭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地增加农业劳动力：对于徭役，按照不同对象，采取“征、免、轻、重”的方法，区别对待，尽量使农民有充裕的时间专力生产；对于非农业生产者，不准“不作而食”，并且加重商人的徭役和商业赋税，尽量使这些人转入农业生产；颁布“徕民令”，向地少人稠的三晋（韩、赵、魏）争取劳动力，凡三晋客民来秦，免军役三世，开垦的荒地免征税十年。采取了这些办法，有效地提高了秦国的农业生产力。秦国不但农业劳动力增加了，而且农业生产的劳动效率也提高了。当时关东六国每个劳动力一般大约耕地八亩多，而秦国每个劳动力一般大约耕地十五亩多。这个事实说明，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发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就能推动生产迅速发展。
法家积极主张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据历史记载，在春秋时代，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公元前四八○年，这二百四十二年期间，发生较大的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四十七次，平均五年有一次，其中发生旱灾的次数最多。法家总结了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劳动人民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主张利用“谿谷流水”发展水利事业，使“山林薮泽谿谷足以供其利”（《商君书·算地》），使“高者不旱，下者不水”（《荀子·富国》）。秦昭王时，在蜀郡守李冰主持下，成都平原的劳动人民修筑的都江堰，就是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兴修水利。秦始皇即位后，大型灌溉工程——郑国渠又立即动工兴建。为什么秦国能够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而关东六国却只能搞一些以运输、防洪为主的小型水利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国社会制度比关东六国先进。关东六国虽然程度不同地实行了一些变法，但很不彻底，虽然初步建立了封建制度，但很不巩固，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还相当顽强，严重地妨碍着生产的发展。在关东六国中，比较大的水利工程漳水渠兴建于魏国，也正好是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初见成效的时候，在法家西门豹主持下兴修的。不久，儒家又在魏国掌权，迫害法家，西门豹被害。由于法家路线在魏国受到阻挠，魏国的水利也未能发展起来。即使这个在关东六国中比较大的水利工程，规模也比秦国的郑国渠小多了。这就说明，战国时期水利工程的兴建，往往同政治上的变革是密切相关的。秦国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确立，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郑国渠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兴建起来的。
郑国渠是在复杂斗争中兴建的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到秦始皇登上王位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与关东六国的实力对比，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发动统一战争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
秦始皇是一位崇尚法家的政治实践家。他坚持推行法家路线，同以吕不韦为头子的复辟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扭转了秦国在政治上的倒退。在经济上，他继续推行法家“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以便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秦始皇把水利建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当时，虽然蜀地在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后，已变成了富足的“天府”，但因交通不便，那里的粮食转送到前线有一定困难，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秦国本土关中却没有大的水利设施，农业受自然灾害威胁很大。这就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秦国经济力量的增长，也限制了秦国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巩固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制度的能力。因此，秦始皇一即位，秦国就把发展关中水利建设，当作当务之急。“始皇帝元年（公元前二四六年）……作郑国渠”（《史记·六国表》）。郑国渠是郑国（人名）设计和主持施工的水渠。郑国原是韩国的水工，他到秦国后，建议沿关中北山修筑一条沟通泾河和洛河的渠道，引泾水灌溉农田。秦王朝采用了他的建议，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十余年时间，兴修这条渠。渠首在仲山西麓的谷口（就是现在的泾阳县王桥公社船头大队那个地方）。泾河从崇山峻岭之中，奔腾呼啸，于此出狭谷，入平原。郑国设计在这个地方作堰，抬高水位，拦截河水入渠。渠身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河，“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沿途拦腰截断了沿山河流，并把这些河水收入渠中，既加大了渠道水量，又把腾出的河道变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郑国渠修成后，“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史记·河渠书》），灌溉面积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八十万亩，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
修建郑国渠，是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同吕不韦推行的儒家反动路线作斗争的结果。秦始皇即位初期，工商奴隶主吕不韦窃取了相国职务，他不但不支持兴修郑国渠，还极力破坏这项重大建设。他反对法家“强本弱末”、“重农抑商”的政策。本来法家所说的“本”，就是指的“以农为本”；而吕不韦却偷梁换柱，胡说“本”是指“孝”与“贤”，妄图以奴隶主的意识形态来瓦解封建农业经济。他还鼓吹“珠玉之赢”可以得到“百倍”的利润，而“耕田之利”只有“十倍”，煽动弃农经商，破坏农业生产。但是，由于商鞅变法以来法家路线一直在秦国处于主导地位，秦国地主阶级的集权统治已经确立，他们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潮流，吕不韦一伙是阻挡不住的。过去有人把修建郑国渠的功劳记在吕不韦的身上，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修建郑国渠，也是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同关东各国奴隶主贵族势力进行斗争的结果。对于秦始皇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富国强兵、准备统一中国的事业，关东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极尽造谣、诬蔑、破坏之能事。燕太子丹唆使亡命之徒荆轲谋杀秦始皇，结果以荆轲失败而告终。齐王建派人离间秦国君臣，这些人到秦后，幡然醒悟，反戈一击，反倒加速了齐国的灭亡。韩桓惠王表演的更为拙劣，异想天开地抛出了“疲秦”之计，派水工郑国去秦，“令凿泾水”，“欲罢〔Pí音疲〕之，毋令东伐”（《史记·河渠书》）；但结果适得其反，韩国在关东六国中最先丧了命。郑国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他懂得兴修水利是“为秦建万世之功”，而只能“为韩延数岁之命”（《汉书·沟洫志》）。郑国作为一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愿意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服务，积极出谋献策，经过广大人民的艰苦劳动，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就兴建了这条浩大而艰巨的灌溉渠道，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工程进度是很快的。在修渠的过程中，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为了破坏工程建设，“欲杀郑国”（《史记·河渠书》）；秦始皇挫败了他们的阴谋，继续任用郑国，保证了郑国渠的顺利建设。
郑国渠工程之浩大，实效之显著，设计之合理，技术之先进，不但在我国古代的水利史上是少有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工程。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它记载着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兴修水利、征服自然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生动地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当然，“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②，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支持兴建郑国渠，也是他的一大建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兴修水利，拆除了战国时各国由于割据而阻塞水道的堤防，兴建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等。在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修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中，郑国渠以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而占有突出位置。
郑国渠在秦统一六国中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每一次较大的进展，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的，而且往往以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先驱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禹治水，促进了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秦始皇兴修郑国渠，也大大地改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面貌。“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史记·河渠书》）。如遇干旱灾害，郑国渠灌区也能得到较好的收成。而且泾水带来的淤泥，含有丰富的有机质，灌溉后还增加了土壤肥力；特别是对于含卤性的土壤，灌溉可以根治盐碱，改良土壤，“未凿渠之前，皆斥卤硗〔qiāo音敲，土壤瘠薄〕，确不可以稼，自破浸濯〔zhuó音茁，指冲洗压盐〕，遂为沃野”（《泾阳县志》）。凡受泾水灌溉之地，“收皆亩一钟”（《史记·河渠书》），相当于今天每亩地收谷子二百四十五斤左右，这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算很高的了。广大劳动人民看到丰收的景象，欣喜地歌颂：
“举臿〔chā音插，即锹〕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后汉书·班彪列传》）。昔日地广人稀的偏乡僻壤，到了这时候变得“富饶甲天下”，成为当时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
从秦始皇即位到发动统一战争的前后十几年期间，秦国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有记载的有六次：始皇三年，“岁大饥”；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始皇九年四月，“寒冻有死者”；始皇十一年，“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始皇十七年，“民大饥”；始皇十九年，“大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国既要应付频繁的自然灾害，又要准备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郑国渠灌区农作物产量的不断增长，愈加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说：“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③郑国渠修成以后，秦国从经济力量上完成了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的准备，关中成了秦国的“衣食之源”，除了供应京师生活需要，还源源不断地给前线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强固的大后方。因此，对郑国渠有“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评语（《史记·河渠书》）。当然，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家的政治路线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经济力量的强大，既是实行法家路线的一个重要成果，又可以使法家路线领导下的革命暴力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帮助它取得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④秦始皇及其他法家人物正是凭着秦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有力地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做出了首次统一中国的大业。
郑国渠建成后，使用了三百多年。以后由于河床越来越低，水不能入渠，历代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多次重修。如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和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近期的泾惠渠，都以郑国渠为鉴。
新中国建立以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过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广阔道路。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关中地区的广大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使古老灌区的面貌日新月异。不但充分利用了泾河和沿山大小河流的水量，而且在原郑国渠的下游灌区，利用渭河、洛河，兴建了交口抽水灌溉工程和引洛西灌工程；不但有效地利用了地面水，而且挖掘利用了地下水源；不但灌溉面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候，而且抗旱能力和灌溉质量也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粮棉产量大幅度增长。仅以引泾渠灌区来说，粮食产量在连续八年过“黄河”的基础上，去年又跨过了“长江”，棉花产量也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
郑国渠兴建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坚持推行法家路线，才使秦国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贩卖孔孟之道，反对法家，攻击秦始皇，把他描绘成一个千古罪人。他是借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是白日做梦。林彪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落得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宏伟的列车，则乘风疾驰，奋勇前进！注：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四六页。
②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
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六
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七一、一六九页。
④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
集》第一卷，第一七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