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词汇

第5版()
专栏：

诗的词汇
臧克家
最近读了好几篇关于词汇的讨论文章，这是由于江华先生发表在《文艺报》七期上题名为《要努力驱逐使人糊涂的词汇》一文引起的。他从剖解诗句开始，我就在诗的范围内写下一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感想。
关于诗的遣辞用字问题——也就是诗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它的产生，几乎可以说与诗的产生是同时的。诗的原始是歌，歌是民间产物，借着口头歌唱流传，广播，所以它的创造者——劳苦大众，是用了自己的日常语言赋予它以生命的。等到民歌发展成诗，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文人把它剽窃过来，掠夺过来，成为自己玩物抒情的工具以后，它不但在内容上变了质，在形式上，在词汇语言上，好似象征着阶级对立一样，文字语言也就矛盾了起来。用口语产生的民歌，和用文字雕琢成的诗，就各走起各的路来。这种分裂的情形是很普遍的，但是因为语言文字的悬殊再加上其他的条件，这分裂，在中国也就表现得特别严重和尖锐。
诗，同一切别的文艺部门一样，它是依据于许多条件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但是，因为它脱离开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内容方面就日渐枯萎起来，结果，往往是徒然剩下了一副可怜的皮囊。只有当它表现广大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形式语句接近他们的时候，它的生命才是旺盛的，它的价值才是高贵的，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就是例子。
诗，握在少数高高在上的人们的手里，越来越变成词句的玩弄，于是，在西洋有过所谓“诗字”的说法，在中国也一味考究推敲，讲求“典雅”，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作旧诗的人们，还用“风帆”去代替轮船，用“漏”去代表钟表。总之，把诗的词句高贵化，诗化，一至于僵化而后甘心。当大力者站起来随着时代潮流把诗写得崭新的时候，往往受到非难，惠特曼和玛雅可夫斯基就遭遇过这种非难。
新诗和旧诗当然不同。可是，一开始，新诗对于语言的问题就像它对于它的作者、它的使命、它的读者对象等等问题一样，并没有打出一面鲜明的旗子指示着努力的方向。“新诗”比旧诗“新”的地方，就在于它用了“半文不白”，和“蓝青官话”的“白话”抒发了“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新诗虽说打倒了旧诗，但旧诗却把自己的残语剩句留下来做了个纪念。后来，外国诗的形式又被搬运过来，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新诗，这个诞生不久的婴儿，他口中的喁喁竟夹杂着旧诗里旧得发臭了的“残阳”，“衰柳”；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一些语汇和句法！
抗战是一个关口。在以前，由于国难的严重，反动政府的腐败，诗人们开始注视了这伟大的现实，用诗歌去诅咒黑暗，反抗压迫，可是，他们所用以表现的词汇并不能够使大众懂，在写诗的人自己也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抗战开始了，诗人们的生活天地扩大了，诗歌和群众联系的问题发生了，诗歌朗诵运动展开了。诗的形式和词汇也跟着现实向前跨了一步。艾青的“火把”，“他死在第二次”，田间的“给战斗者”，“他也要做人”等所以能够发生很大的影响，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这一步跨的并不太大，诗人并没有从小资产阶级一步跨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去。诗也没有一下子冲破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大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诗的语汇虽然是比较新鲜活泼了，比较可以上口了，但它还多半是知识分子气的，书本子气的，老百姓听不大懂也不大有兴趣去听的。一直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才决定了诗的命运和前途。诗人这才自觉的去深入生活，用战斗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才自觉的去学习民歌，去写墙头诗，去从民众的口语里学著提炼自己的诗句。我们读了李季怎么写“王贵与李香香”的自白，就可以知道他的成功和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在当日的国统区，我们也产生了“山歌”和一些方言诗。这是一件大事情。一个诗人抛弃他用惯的形式、词汇、句法，重新建立一个民歌体，这是需要创造上的勇气的。多数写诗的朋友，就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把一些知识分子的、陈腐的、诗的词汇从自己的诗篇里完全被逐出去。我说的这个今天，就是农民们有了自己新的民歌；解放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枪杆诗；工人们有了自己快板的今天；我说的今天，也就是群众要求诗人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诗句为他们歌唱的今天；也就是文字和语言，诗和歌一步步扣紧了的今天。
在这样一个情势之下，许多诗篇里，尚遗留着如江华先生所指出以及未能一一指出的许多这样的语汇。这表示着，过时的东西是怎样顽强，如同腐败的贝壳附着在海滨的石子上成为化石一样。这并不是诗人们有意要它，而是它在无意中溜进来的。走熟了的路子，一举步就是，用惯的词汇，不招手它也来。有时，就是自己竭力想避免，也往往避不开，免不掉，心里的词汇像筹码一样，抽来抽去就是有数的这些根。
语汇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仅只当做一个技巧问题来看，来求得解决。这是一个文字语言如何统一的问题，这是诗歌如何去联系广大群众的问题，这也是诗人本身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如同残留在我们诗篇里的僵化语汇一类，我们身上也同样残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觉。如果我们对事物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方法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那么，表现这感觉、思想的语汇就不可能是大众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不同，思想感觉也就不同，作为这些表现的语言、词汇也就不会一样。在阶级的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的，语言也是如此。想摆脱掉这些旧语句，旧词汇的牵连，就得首先摆脱掉那些旧感觉、旧思想的残余。如果诗人站在原来的立脚点上，以画符驱鬼的方术去驱逐这些“使人糊涂的词汇”，再“努力”也是白打的。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诗人，语言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改造、阶级转化的过程。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是把人民的口语记录下千万句，代替了旧的语汇用在你的诗篇里，也不过是把从活生生的大树上折下来的枝条接在一棵枯干上而已。诗里的语句、词汇是诗人的感情使它们活起来的。思想感情还没有达到崭新、强烈、群众化的程度，那么他的词汇也就决不可能是新鲜的、有力的、富于感染性的。
半年来，因为终天看稿子，也就有机缘读了大量的诗。每一个伟大事件一到，就有许许多多歌颂的诗歌产生出来。这是很好的，很令人兴奋的。但是一读多了，就自然会发生一个感觉：有许多诗，不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词汇也有不少是雷同的。伟大的新时代激发了、产生了大批诗人，在诗人们大量生产之下，诗篇就容易给人一个“泛澜”的感觉。在内容上讲，由于感受、思索得不够深刻、具体，所以难免显得热烘烘的、空洞洞的。因为同样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样事件也就发生了相差不远的情感上的反应，所以在表现上，也就采用了很多差不离的语句和词汇。
我们拿工农兵写的或唱出来的关于同样事件的快板、鼓词、或是顺口溜，情形就两样了。他们是凭了切身的、具体的、血肉关联的感觉写出或唱出了他们的欢欣和鼓舞。他们的句法、词汇，是民族的，是和口语一致的。当然，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已经具有多么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语言、词汇还是相当粗糙、简单，也有许多雷同。但是，这种词汇却是活的，是从生命树上活枝鲜叶摘下来的，就是有的雷同，也和知识分子诗人们的彼此雷同是不同的。
归根结蒂说起来，诗的词汇问题就是诗人感觉、表现的问题。新词汇——大众的，口语的——的获得，必须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单单从词汇本身想解决词汇的问题，我以为，那不是不可能就是不彻底的。
一月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