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腊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第2版()
专栏：

方腊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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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浙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高举“法平等”的革命大旗，向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宗法思想。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守旧顽固派上台，新法被全部取消，革新派被“贬死殆尽”。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加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对辽、西夏、女真等贵族势力的长期侵扰却采取屈辱政策，每年奉纳“岁币百万”。这种投降主义的巨大经济负担又转嫁到农民身上，加重了人民的苦难。荒淫无耻的徽宗赵佶，大修“延福宫”、“万岁山”。六贼之一的童贯家中仅补药“理中丸”就藏有几千斤。一面是皇室、官僚、地主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另一面是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处于“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的悲惨境地。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没落，宋王朝拚命宣扬反动的孔孟之道，以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反动“理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程颢、程颐之流把孔孟之道哲理化，变成宗教信条，狂热鼓吹“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以摧残王安石变法为己任而爬上相位的司马光，拚命贩卖孔孟“天命”、“纲常”的黑货，胡说“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是天经地义的。宋徽宗赵佶还亲自撰写了所谓“八行八刑”的“大观碑”。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孔老二的反动说教，叫嚣什么“知君臣之义为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接着就凶神恶煞地威胁说，如果违背了这些“圣道”，就是“谋反”、“谋叛”、“谋大逆”，就要判“不忠之刑”。这一阵阵孔孟之道的喧嚣鼓噪，预示着反动统治已经朝不保夕，革命即将到来。
江浙一带素称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当时却成了宋王朝疯狂盘剥掠夺的重点地区。拥有三十万亩土地的大官僚大恶霸朱勔，为取得皇帝的宠爱，在两浙地区大肆搜刮人民血汗，汇集丽草奇石、稀贵珍宝运送京城，号称“花石纲”。“花石纲”给两浙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激起了他们的造反斗争。公元一一二○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农民在方腊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几天之内就有十万贫苦农民加入起义行列，起义队伍很快就壮大为百万革命大军。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北宋统治者往日抢掠人民的强盗凶焰扫地以尽。只要听说方腊起义军来了，各地官兵就望风披靡，反动官吏就弃城而逃。江苏、安徽、福建等地农民也纷纷响应起义军。仅三个月的时间，起义军就攻占了两浙的六州五十二县，解放了大片土地和几百万人民。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使反动统治阶级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起义军冲破了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精神枷锁，戳穿了二程“天理”的反动本质。反动统治阶级认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是符合“天理”的，方腊则愤怒地斥责说：“安有此理！”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政治纲领，指出这才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法平等”的思想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列宁说过：“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法平等”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均贫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标志着农民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上求得翻身解放，彻底砸烂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它冲破了一千多年来儒家反动“天命”思想的束缚，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打开眼界，积极投入起义军的战斗行列。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方腊起义军非常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孔孟之道进行批判，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发动工作。这是地主阶级任何革新派所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情。早在起义准备阶段，骨干分子们就经常在夜间召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群众集会，宣传“法平等”的革命道理，动员群众起来造反。起义领袖方腊更以身作则，以极大的阶级义愤发表义正词严、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皇帝官僚整天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修建宫殿庙宇，豢养军队，抢掠花石，大肆挥霍奢侈，每年还得向西北两处的敌人进贡白银绢帛达百万之多。这全是东南地区老百姓的生命血汗。我们劳苦百姓终年辛劳，老婆孩子受冻挨饿，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这血泪的控诉，有力地揭露了那个“受命于天”的地主阶级头子宋徽宗的罪恶，指出了广大农民摆脱痛苦深渊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孔孟之道而行之，起来造反！起义军在向封建王朝进军的过程中，还陆续编写了讲述“法平等”革命道理、批判孔、程“天理观”的通俗读物，“刻版摹印”，广泛散发，用革命理论武装革命群众，以摧毁孔孟之道维护的封建统治。
为了实现“法平等”这一革命纲领，起义军制订了明确的政治目标：用革命暴力整个地推翻宋王朝，粉碎儒家的吃人“天理”。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地镇压了对抗革命的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和反动儒生，掘其祖坟，“露其骸骨，加以唾骂”，“以偿怨心”。起义军对皇室、官僚、地主，蔑视地称之为“龌龊邪佞之徒”。起义领袖方腊自称为“圣公”，建立“永乐”的农民政权，并规划在十年之内一统天下。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无视君臣上下”的革命气概和农民要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大灭了地主阶级、孔孟之徒的威风，大长了革命农民的志气。“法平等”的革命斗争不仅从政治上打乱了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也从思想上打击了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有理”的反动谬论。儒家把封建剥削关系说成是永恒的“天命”。司马光曾威胁说，穷的想富，贱的想贵，“必有天灾”。起义军蔑视一切孔孟之徒的无耻恐吓，每攻占一地就打开官仓，没收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使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他们还在人民中间提倡互济互助，实行经济上的“法平等”，以保障广大农民的生活。
神权和“天命观”是紧密相联的。特别是隋、唐以来，佛教、道教与儒家“王权神授”的“天命观”结合在一起，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借以维系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起义军对天命神权观念展开了猛烈扫荡，法定“不事神佛”，“尤憎恶释氏”，到处拆除庙宇，捣毁泥胎。起义军攻入杭州之后，将地主阶级奉为神物的开化寺六和塔烧得“片瓦不存”。起义军还坚决反对孔老二的“葬丧之礼”，即所谓“七日戒三日斋”、“三年通丧”的久丧厚葬，针锋相对地规定：“不事祖先”，人死之后以“布囊盛尸”，施行“袒葬”。这对于封建的神权和族权是个非常大胆的挑战，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革命行动。
孔孟儒家一贯鼓吹“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反动说教。到了宋代，程颐更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对妇女进行残酷迫害。起义军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蔑视这一套吃人的礼教，鲜明地提出“男女无别”的口号。在方腊起义军中设有妇女部队，她们和男子一道革命。方腊的妹妹方百花，担任元帅，就是起义军中的重要将领。
此外，起义军还订立了破除各种陈规陋习的措施，如禁止祭祀、不摆筵席等，并提倡修路筑桥等。这些措施有力地冲击了旧风俗、旧习惯，使农民在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解放。
方腊起义对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猛烈冲击，引起了宋王朝和孔孟之徒的极度恐慌和刻骨仇恨。反动统治者使用了血腥屠杀和无耻欺骗的反革命两种手法，进行残酷镇压。
赵佶假惺惺地发布了“罪己诏书”，取消了“花石纲”，免去了朱勔父子弟侄的官职，妄图以此瓦解起义军的斗志。但是，起义军根本不上他的当。反动统治者看到欺骗不行了，就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他们不仅残杀了路上行人，甚至进入老百姓家中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报功”领赏。反动派在整个镇压过程中，共屠杀起义战士“百余万”，“杀平民不下二百万”。起义军正义凛然奋战到底，妇女们也临死不屈，谱写了农民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宋王朝在“仁者爱人”、“仁义道德”掩盖下的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充分说明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反抗只有屠杀和欺骗，根本没有什么“仁政”和“让步”可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方腊起义用革命暴力敲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从思想上和实践上猛烈扫荡了反动孔学。它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