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犊 |
1974-11-24 00:00 |
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代序
第3版()
专栏：
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
——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代序
任犊
这本集子的第一篇小说——《“农垦68”》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群曾经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立即背起背包，满怀豪情地走向了农场。年轻人的豪迈气概甚至使他们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乐务农”和其他什么“农”。
几年过去了，这群可爱的“乐务农”们成长得怎样了？他们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本集子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回答。
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这本集子的作者们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在农场这个广阔天地里锻炼了几年而迅速成长的先进青年的典型。除了那个“乐务农”外，我们还可以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看到“出色的年轻干部”闻松华，在《会燃烧的石头》中看到有着“硬邦邦”的“石头脾气”的二根，在《雏鹰》中看到喜欢在关键时刻大叫一声“我来！”的楚英，在《北京时间》中看到“永远跟着北京时间前进”的新雁……这些人物还都很年轻，有着许多青年人的特点，但是，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却是一切未经三大革命运动锻炼的青年所不可能有的。甚至连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决不会与刚进农场的“新战友”混淆起来。显而易见，在这种特定的典型身上，深刻地体现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速度，体现着毛主席为革命青年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是多么正确。
就拿闻松华来说吧，当她初次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时候，刚刚被任命为新建一连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她在去上任的路上就遇到了这个连正在发生的一场冲突：两批青年在为一辆陷入水沟的牛车争吵；在保管员阿奎的恶意挑拨下，连长鲁雄又和这些青年吵了起来。闻松华在这一片乱哄哄吵闹声中，她的第一句话是：“老鲁，我们先把车子搞上来再说吧。”说罢就带头下沟，“逼得”两批青年“解散了对垒的阵势”，一起把车拉了上来。同时，小说又细致地写她“平静地扫了阿奎一眼，那目光尽管一点也不咄咄逼人，却使阿奎感到浑身不自在。”
你看，她不仅迅速地平息了一场纠纷（以后再做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而且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看似并未加入争吵的阿奎身上。那“平静”的一眼，包含着一种沉着而老练的革命警觉。寥寥几笔，一位十分成熟、干练的青年干部形象已跃然纸上。此后，她根据党的指示，大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出色地改变了连队的面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青年同志到处可以遇见。他们的大量涌现，正说明着这篇小说要表现的主题：“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但是，谁也不会相信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闻松华在接受任务时曾向党委书记说：“放心吧，哭鼻子的闻松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句响铮铮的话，但却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今天的闻松华毕竟是从一个好哭的闻松华转变过来的。实现这个转变的最根本的条件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党组织对他们的培养，老同志对他们的帮助，贫下中农对他们的再教育，也总是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斗争作为课堂的。
广阔的天地之所以能培养人、锻炼人，使他们大有作为，就是因为那里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革命现代京剧《海港》里的这几句唱词，很能概括今天在斗争风暴中前进的革命青年形象。这本集子中，不少篇作品的主人公在矛盾冲突尖锐的时刻都喜欢回顾一下到农场几年来的斗争历程，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凝聚着作者们的一个共同体会：革命青年成长的脚印，是留在矛盾斗争的大道上的。他们写下这些小说也可称之为一种“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使他们深切地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在现实生活中，离开了矛盾斗争就没有英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也是这样。因此，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尖锐矛盾中，在现实的路线斗争和自身思想改造的急风暴雨中塑造出来的。恩格斯曾把现实主义文艺的任务规定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今天，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典型环境，就无法呈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性格。楚英的一声“我来”，二根的一声“我上”，为什么有着扣人心弦的力量？就是因为这是在矛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或者是在阶级敌人猖狂反扑，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严峻时刻，或者是在与帝修反争时间的生产斗争的重要关口上，短短两个字，人物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质一下子鲜明地跳了出来。这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力量在发挥作用，不如说是作者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切身体验在闪光。
只有千万次地亲眼见到过并亲身体察过“我来”和“我上”的革命精神力量的人，才会如此满怀无产阶级感情写出楚英、二根这样的典型人物，并把他们写得那样栩栩如生。
有这样一个争论：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个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概念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中更典型、更完美些？重要的是不能把这种完美和高大写成脱离现实斗争土壤的空中楼阁，而必须写出他们产生的必然原因，即写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各级党组织把他们放到斗争实践中去锻炼的深远意义和巨大成果，写出贫下中农和老同志们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这本集子中有好些小说正是努力这样做了，所以它们塑造的人物形象是丰满高大的，又是真实可信的，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
相形之下，集子里也有一些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比较单薄，原因是它们还不大善于概括典型环境，即不大善于在对立面的斗争中来突出英雄人物，平铺直叙较多，或者常常夹着大段的回忆，往往人为地、很可惜地打断了矛盾发展的线索，使作品结构显得较为松散。很明显，这首先还不在于艺术技巧上的毛病，而在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提炼得不够。这个问题，在上面提及的较好的小说《会燃烧的石头》中也多少存在着。这篇小说如能更集中地表现一个以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矛盾冲突，那么，二根这个为反修防修而艰苦奋斗的典型形象，一定会比现在更加鲜明突出。
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矛盾斗争的作品才能写好今天的英雄人物。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反过来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闻松华、楚英他们参加的斗争，是对现实斗争的艺术概括。这些斗争所表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道路的正确等等思想，不仅在今天的农场，而且在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教育意义。这些思想本身也是斗争实践的产物。小说中的楚英曾这样勉励她的战友：“凡事都要用脑子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作者们自己正是这样做了。他们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中，时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矛盾，分辨着哪一方面是丑恶的、黑暗的、代表着反动的，哪一方面是美好的、光明的、代表着革命的。对于前者，他们就揭露、鞭笞，对于后者，他们就歌颂、发扬光大。写小说，就是他们的一种斗争方式。听说，他们中有的同志曾把自己经历过的斗争故事多次讲给人听，希望别人能把它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最后，他们自己拿起了笔，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写出了这些爱憎分明、尖锐深刻、焕发着斗争光芒的作品。小说《会燃烧的石头》写了一种看上去“跟普通石头差不多”的石煤终于燃烧起来的故事。石煤为什么会燃烧？因为有一批胸中燃烧着革命烈火的青年在开发它。读完这本小说集子，我们不禁增加了一层感想：当这些人拿起笔来的时候，又会使自己的作品燃烧起革命的火焰。在这样的作者和这样的作品面前，那些“靡靡之音”，那些“咖啡文学”、“养性文学”，显得多么苍白和丑恶！
从这十几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们在分析和表现农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很一致的，各篇作品要表达的主题也是相通的。它们以同样饱满的政治热情，同样响亮激越的音调，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作一部完整的作品来读。这说明，千百万革命青年正朝着同一个方向，步调一致地前进在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大道上。但是，一篇篇地读下去，我们又并不感到雷同和重复。显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所表现的生活场景的不同（有的是东海之滨的海岛农场，有的是“云雾缭绕”的采云山茶园，有的是牧场，有的是盐场），而首先在于它们从矛盾冲突的设置、人物的塑造、直到艺术形式的选择，都是丰富多彩的。
艺术的多样性来自生活的多样性。真正植根于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作品，必然是百花齐放、绚丽多姿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明确而单纯的，但却是通过千差万别的具体矛盾来表现的。“无个性即无共性”，那些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概念出发的作品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就由于它们既然取消了矛盾的特殊性、多样性，也就无法表现矛盾的普遍性，无法表现生活的本质。这本集子中有好几篇小说都是反映农场阶级斗争的，但对立面的安排却很不一样。《雏鹰》中的罗家福是个窃据了党支部副书记职位的家伙，分工“抓运动”，很有实权；《北京时间》中的姚纪仁是个畜牧组长，有点技术资本，他的政治资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阿奎，则是一个连队的仓库保管员。身份不同，手法也不一。罗家福的看家本领是骗人，搞阴谋；姚纪仁就比较明目张胆一点，经常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和挑战；阿奎用的办法则是涎着脸奉承，附着耳朵挑拨。对立面如此不同，矛盾冲突的内容和方式自然也就千差万别，而把它们合起来看，也就从各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这么一个普遍规律。这就是从特殊见到了一般。再以正面人物来说，他们可以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襟怀，同样的抱负，但就象生活中一样，又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闻松华和楚英，这是年龄、经历和现在的职务都非常相似的两个女青年。但她们的区别也很鲜明：楚英只要在门外听到一句与自己想法不合的意见就会边跨门槛边叫着“我不同意”冲进来；闻松华呢，她即使想在全连战士面前作一次思想动员，也会循循善诱地从“讲一个故事”开头。她们以不同的工作方式参加着同一个战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今天革命青年的特点。能写得这样，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生活实践，而不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所津津乐道的那种抽象的“性格描写”。关在屋子里是“想”不出革命人民鲜明的典型性格来的。
丰富多彩的内容又需要由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本集子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新颖活泼，没有什么八股气。他们用自己喜爱的、足以表达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自由自在地写着自己所熟悉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绝不使人感到拘谨和束缚。恐怕在资产阶级老爷们看来，里面有的作品是很不合“章法”的。但不合章法也是一种章法，一种新的章法。既然我们每天在从事空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不断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世界，那么，与之相适应，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也应该富有生气勃勃的创造性。而这种艺术上的创造性，首先属于新生活的创造者，属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披荆斩棘的战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涌现的工农兵业余创作，包括这本集子在内，已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着这个道理。
总之，这本小说集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可喜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知识青年拿起笔来，描绘自己沸腾的战斗生活，歌颂自己队伍里的英雄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的第一种，并准备把这套丛书陆续出下去，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种燃烧着革命青年战斗豪情的作品的大量涌现，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反动谬论，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教育作用，而且也将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的发展。
我们热烈地欢迎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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