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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1-25 00:00 |
老科学家坚持走新路——记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
第4版()
专栏：
老科学家坚持走新路
——记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
巴山蜀水，成、渝地区，传颂着“侯教授”的动人事迹。在简阳县的农村和城镇，“侯教授”的故事，更是到处都能听到。
“侯教授”就是西南农学院年近七十的土壤学家、共产党员侯光炯同志。他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坚持在农村蹲点，同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结合在一起，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绩，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侯光炯从事土壤科学研究已有四十多年，先后写过《中国农业土壤分类》、《土壤的粘韧曲线》、《土壤生理性》、《土壤学》、《土壤肥力新义》等著作。但是，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教学、科学研究、生产长期脱离，学生所学的土壤学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用不上，毕业后大多改了行，土壤学专业一度走进死胡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土壤学专业获得了新生，侯光炯自己也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
近几年来，侯光炯转战在四川的仁寿、射洪、剑阁、简阳等县，进行改土、治水、造林等调查研究，为农业学大寨搜集科学资料。前年冬，他要求到丘陵地区的简阳县镇金区农村蹲下来搞科学实验。上级领导考虑他年纪大了，又是高度近视，劝他到农村“走马观花”地作些调查，在学校搞科学研究就行了。但侯光炯认为关门搞科研已经几十年，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走老路了。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与工农相结合，深入三大革命运动中搞科研，才能有所作为。他坚决要求说：“正因为自己老了，才更应该利用有限之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些工作。”
去年二月，侯光炯带领西南农学院的几位同志来到了镇金。区委领导同志问：“侯教授这次来，要呆多久？”他微笑着答道：“同你们一起干吧，镇金不改变面貌，我就不走。请你经常检查我的工作。”
区委打算安排他在镇金附近的一个大队，大家便于照顾。不料，侯光炯谢绝了。他提出蹲点的两个要求：一，选择土质差的地方；二，住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最后，侯光炯选定了镇金公社的联合大队第四生产队蹲了下来。
老教授蹲点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他，争相腾出房屋，安排住所，准备饮食，使他第一次领略到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比住校内的高楼大厦更温暖。可是，有些人却说：“蹲在偏僻的丘陵地区，整天忙于劳动、种地，对科学事业能有什么贡献呢？”侯光炯回答得好：把劳动人民的经验科学地总结出来，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就是对党的最大贡献！他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向前进。
无论是炎热的夏晚，还是隆冬的寒夜，在僻静深丘间的一座茅屋里，总是闪着灯光。社员们都知道，侯光炯这时不是在专心致志地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就是在为农村政治文化夜校编教材；或者正埋头在绘制各种图表。人们一走进他的屋子，只见四周的泥墙上，挂满了他绘制的《简阳县土壤——农业区划图》、《镇金公社联合大队地形图》、《高效有机复合肥配制法的研究》等等图表。方桌上，床头上，堆满了书籍，以及作物实验、土壤调查的记录本。
侯光炯把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请来了，满腔热情地请他们给自己出题目，交任务。大家提出的要求和问题，他都仔细地记下来，准备通过科学种田的实践去寻找答案。侯光炯同生产队的五个知识青年和老农，组成“三结合”科研小组，在十一亩科学试验地里种了棉花、玉米、水稻、油沙果等十多个良种，进行着十多项品种、密度和用肥的对比试验，同时还建立轮间套作示范试验田一百多亩。
平时，经常看见满头白发的侯光炯和社员群众一同劳动，一起研究，随时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科研新课题。
一九七三年春天，侯光炯科研小组从“三省”（省工、省肥、省水）的考虑出发，试验了“大窝培肥”的办法，即在横顺相隔一尺五宽的地方，挖一尺五见方的大窝，施适当的有机肥，每窝种六至八株玉米或棉花。这样做，既深耕了土地，又能集中利用肥效。第二年，再如此换种在空行里。三年后，就可以在省工、省肥、省水的条件下，全部改造这块耕地，实现当年改土当年收益的效果。去年，他们用这个办法种的十一亩科学试验地，土壤含水份比一般土地高百分之四，用肥也与当地一般水平差不多，结果，棉花亩产由一百斤左右上升到一百五十斤至一百八十斤，而且纤维长、成熟早；玉米由四百多斤提高到七百斤至八百九十多斤。今年，他们又用这个办法在从未长过庄稼的丘陵顶上开荒种棉，也是棉桃满枝，长势喜人。科学实验的成功，鼓舞了广大社员群众，推动了科学种田。今年，镇金区各生产队都种有大窝玉米和棉花，长势都比一般的种法好。
侯光炯把科学实验中的收获，写成四十个题目的教材，热心传授给大队干部和社员，帮助大队更好地开展科学种田活动。很快地，联合大队的科研小组发展到了九个，侯光炯的科研点由联合大队扩大到了红星和红旗大队。
侯光炯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断总结群众的经验，认真进行科学实验，探索科学道理。去年的棉花试验，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贫下中农告诉他，本地棉苗初期要“控”，绝不能“促”，可是他没有领会其中的道理。当他看到另一个公社的棉苗已经中耕三遍、施肥两次的时候，心想两地气候相同，只是土壤前者较粘，后者较砂，总不能因此就说是土壤引起的差异吧，肯定这是栽培学方面的问题，学土壤的管他做什么！于是，也将试验地上的棉苗普遍地灌了一次粪水。夏天来了，灌了粪水的棉花果然普遍陡长，还招来了严重的虫害，结果皮棉产量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类似这样的教训，使侯光炯真正懂得了：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完全有科学道理，必须虚心地学习和研究；对作物生长来说，土壤学和栽培学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由此，他发现土壤的质变，引起种子或作物的质变，这在科学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根据这种认识，他和群众一起分析了气候对作物的影响，不仅限于作物的地上部分，更主要的是作物的地下部分。气候通过土壤影响作物根部的生长，根深才能叶茂。土壤疏松，水热调匀，作物才能稳健生长，高产稳产。但是，气候怎样改变着土壤的水热状况，怎样影响作物的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的生长发育呢？这需要随时对土壤和作物进行诊断，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他认为这是当前各农业科学和气象科学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在他的建议下，西南农学院组织土化、农学、农机、植保等七个系的部分教师积极参加这项科学研究，中共内江地委、内江地区和简阳县的气象部门也积极派人参加这项科研活动。现在，各个学科正在密切配合，共同探讨，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所需的诊断技术、仪器和方法的研究，并且已经初步制成了测土壤水热动态的仪器。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农村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侯光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思想，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是挖地打土，还是开厢下种，踩水栽秧，样样农活他都争着干。可是，在他参加劳动的时候，社员们夺他的锄，拿走他的筐，说：“你年纪大了，摔坏了身子怎么办？！在旁边给我们指点指点就行啦。”侯光炯总是诚恳地说：“我才开始为人民服务，不能休息。你们总是嫌我老了，瞧不起我是吗？”说完，大家都开怀地笑了。
侯光炯和群众在一起，对贫下中农的病痛很关心。一个漆黑的夜晚，侯光炯得知社员李西云的孩子得了急病，发烧昏迷，便立刻请人摸黑把自备的药品送去，使孩子转危为安。又一次，社员郑永德生了重病，侯光炯多次去他床前探望，亲自送药给他吃，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社员群众都感动地说：“侯教授关心我们贫下中农，胜于关心他自己。”
去年“五一”节前夕，中共重庆市委和西南农学院党委研究了侯光炯同志的工作，认为他长年在农村蹲点，工作负担太重，对他的健康不利，想说服他回校搞科研，点上的工作由另外的同志继续搞下去；可是，又考虑到，如果直说，他不会回来。怎么办呢？最后决定，通知他有别的事情，要他立即回来。侯光炯赶回农学院，了解了领导的心意后，第二天便直奔火车站。同行的同志劝他说：“侯老师，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连自己的家门都没进，就要走了？”侯光炯说：“现在正是准备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我怎能丢下点上的工作，在家休息呢！”他乘上火车，很快就返回战斗的岗位。
这天黄昏，当侯光炯走在联合大队崎岖的丘顶上，顿时，从山坡、田间、院坝里，到处响起热情的招呼声：“侯教授，回来啦！”
“侯教授，怎么回得这么快？”傍晚，侯光炯坐在茅屋里，激动地挥笔向党组织写了一封长信，感谢党对他的深切关怀：“党和人民越是关心我，我越要下决心蹲在农村。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把晚年献给党和人民。”
新华社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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