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杨么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第2版()
专栏：

钟相、杨么农民起义的反孔斗争
北京电机厂工人理论小组
北宋末年地主阶级革新派反儒斗争失败后，宋王朝愈益腐朽没落，统治阶级的宝座摇摇欲坠。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需要，就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他们依仗权势，任意兼并土地，使得广大农民挨饿受冻，流离失所。特别是在湖南，更出现了“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的悲惨景象。反动官吏不顾人民的死活，编造种种借口敲诈勒索，“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劳动人民在“政烦赋重”和“暴吏侵民过甚”的阶级压迫下，又遭到沉重的民族压迫。北方女真贵族的军队经常向南方侵犯，烧、杀、抢、掠，所过之处，几乎变成一片废墟。“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多灾多难的洞庭湖地区的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南宋初，公元一一三○年，他们在钟相的领导下，高举“等贵贱，均贫富”的大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矛头直指万恶的封建制度，直指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孔孟之道，震撼了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
孔老二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反动观念，胡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竭力维护奴隶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宋朝的统治者把孔老二这套破烂奉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宝。宋真宗肉麻地加谥孔老二为“至圣”。连孔老二的后代，也被封为世袭的“衍圣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程颢、程颐，更炮制出一套“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反动理学谬论，把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说成万古长存、不可改变的“天理”，把农民起义诬蔑为“违背天理”。封建统治阶级把孔老二抬到吓人的高度，并大肆散布反动理学，其目的就是要束缚人民的思想，不许广大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残暴统治。但是，起义军领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坚决砸碎孔孟及二程之流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在起义酝酿期间，钟相就激昂地对贫苦农民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意思是说，社会上有贵贱贫富的区别，这是封建的等级制度造成的，是极不合理的。怎样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呢？钟相提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意思是说，劳动人民只有砸碎封建的等级制度，才能获得平等和解放。钟相铿锵有力的语言反映了农民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要求，喊出了贫苦农民的心声，唤起了贫苦农民的觉醒。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纲领冲破了儒家的思想束缚，鼓舞着广大农民革命造反的斗志。
以钟相为领袖的起义军，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还在钟相提出和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道理的时候，“环数百里间”，贫苦农民就“翕然从之，备粮谒相”，“道路填委，昼夜不绝”。起义在鼎州（今湖南常德）爆发以后，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四十万人，占领了荆、岳、鼎、澧等州的十九县。钟相自称“楚王”，并建立了“天载”政权。起义军对南宋封建统治集团和维护反动统治的儒学，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起义军所到之处，“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这些革命行动对封建统治及其精神支柱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南宋王朝面对钟相起义军又惊又怕，几次调兵遣将前去镇压，都被打败了。以理学家为代表的反动儒生，连忙拣起孔老二的破烂，向起义军进行舆论“围剿”。他们诬蔑钟相“以左道惑众”，攻击起义军“唯以拜爷乱常为事”。他们所谓的常，就是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制度。广大农民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参加起义军的越来越多。“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他们认为，只有“等贵贱，均贫富”，才是被剥削者的“天理”。儒生咒骂起义军是“贼兵”，称农民军占领区为“盗区”。起义军则批驳说：官兵是贼子，我们是爷儿。儒生攻击起义军破坏“国典”、“乱杀人”。起义军则痛斥说：什么国典？是邪法！我们起来杀反动官吏和儒生，这是行我们的法。儒生看到起义军把地主阶级剥削得来的财富分给农民，就惊叫：不得了，这是劫财。起义军则理直气壮地回答：财富本来就是我们创造的，把财富还给农民是均平。起义军“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这正显示了起义军在反动统治阶级威胁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粉碎了理学家的种种谰言。
起义军领袖钟相英勇牺牲后，女真贵族对南方的骚扰不断加剧。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更加腐败，反动官吏和儒生一批批跑到沦陷区去当汉奸。原宋朝济南守臣刘豫作了伪齐国的傀儡皇帝。起义军在杨么的领导下，为保护人民利益，“外抗金兵，内反国贼”，越战越强。一一三四年，刘豫部下的汉奸李成，看到起义军声势浩大，想加以收买利用。他派人到洞庭湖上去见起义军的首领，要他们“各备人船战士，克日会合，水陆并进”，共攻南宋。并利诱说：凡水军进发之地，“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起义军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对女真贵族的侵扰怀有满腔仇恨，对卖国求荣的官吏和儒生更是恨透了。起义军对汉奸说客的利诱，断然加以拒绝。李成还不死心，过不多久又派人到水寨诱降。起义军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便愤怒地“将来人以酒醉倒，尽行杀戮，沉尸入江中”。鲁迅先生指出：“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反动儒生宣扬孔孟之道，从中引出了“投降有理”的谬论。起义军却给予儒家投降主义以无情的批判和打击。
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军，继承、发展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均贫富”的思想和北宋末年方腊“法平等”的主张，提出了反映广大农民利益的“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猛烈地抨击了孔孟之道和二程理学，动摇了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并给那些打着孔孟之道招牌卖国的官吏、儒生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革命斗争在两湖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新的篇章，推动了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