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普 |
1946-06-17 00:00 |
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访山东教育厅长杨希文先生——
第2版()
专栏：
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
——访山东教育厅长杨希文先生——
李普
杨先生是山东民主省政府中我所见的唯一穿长袍的人，他的宽大的皮袍上面罩一件蓝布衫，挺着两撇八字胡，戴一顶皮帽子，因为身体残废，手杖总是不离身的，说起话来更是斯斯文文，修辞美好确当，又很幽默。这一切使人觉得他很潇洒舒适，心安理得，和他的出身性格和工作，尤其显得很调协。他现在是教育厅厅长，抗战前从青岛大学教育系转入无锡教育学院，毕业之后从事教育，曾经做过山东省第二民众教育辅导区的主任，至今仍是无党无派。
他说他出身于一个经商地主的家庭，有一个哥哥曾被国民党逮捕过，使他对这统治的作风很有点不满。但是出身于一个温情家庭，有回环余地，即使对革命有点儿同情，自己对斗争却是怯懦的，抱着逃避的态度，他选择了教育做他的事业，他说：“自己觉得这样清松点，总还不致于做很多错误的事情，做乡村教员，更可以自恕吧”。
和所有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脚步是十分沉重的。在抗战初期，他找过韩复榘，找过张礼元、找过沈鸿烈、找过范筑先，为的是找一个合法的权力，使他的抗战工作合法，使他的抗战主张能够实行。这当中我想还应该分为两个阶段，找韩张更偏重于找合法根据，找沈范更偏重于找一个军事力量。因为韩张时期的经验使他的法统观念自然而然渐渐减轻了一些，而客观的需要更迫切的倒是打仗，倒是军事，使他自然而然的想望着去找一支现成的力量，这两者失败之后，他的抗日的志愿却没有丝毫动摇，他要抗战，那么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才在实际上和共产党合作起来，眼睛真正转向于广大的老百姓，不倚靠法统，不倚靠别人，不倚靠现成的力量，而倚靠人民和自己，大刀阔斧干起来。
战事一开始，他准备在青州一带搞抗战。韩复榘的态度是大家了解的，他曾跑到邹平找梁漱溟先生，梁到济南，觉得韩复榘不好。他说不管韩怎么样，也要抗，他要梁先生帮他搞合法。他回到青州，行政专员张礼元组织政训处，他合法的去当处长，首先办训练班，后来他发现张礼元已经接受了韩复榘的命令，准备逃走。张对他批评鲁西专员跑得太快，没有打就走了，他自己是要打一打才走的。杨先生回答他说：我来是抗战的，训练班的学生也是要抗战才来的，你带不走。他和张的关系从此搞坏。后来韩复榘枪毙，他跑到蒙山，带了三四个干部，买了几支枪。他说：“办教育的人，和青年学生总容易接近”。他和青年学生来往，想自己搞部队，这是他想自己干起来的第一次。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个搞法。蒙阳县长搞了一些土匪部队，说是和什么人学来的。他和杨先生开玩笑，说杨先生一辈子也搞不起来。杨看见那些游击队尽吃大烟，不象样，总不相信他们搞得对。他到临沂，听说徂徕山有人起义（记者按：领导人就是现在山东民主省政府主席黎玉先生，那时候他是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杨先生看了一些材料，觉得那是正式搞法，便写了一封信去，不久秦启荣同他们开始磨擦，杨先生说：“秦启荣是根党棍子，我是很知道的”。杨先生到蒙阴新泰，找到了现任民政厅长的梁竹航先生，同办鲁南抗敌自救青年学校，蒙山人民几乎家家有枪，他们就搞起八十几个学生，二十几支枪，渐渐有更多的学生来，学校里一概称为校友，不能来的称为校外校友，在抗战中学抗战。
“但是我不会办”。他说：“没人管饭，我也参加，推沙、站岗、作饭，什么都干，但一不知道如何弄到饭吃，二不知道如何打仗。书生无能，感慨甚多。我们深觉敌后没人管，除零星土匪之外，空隙很大，而自己政治经验差，很苦闷。大家商量一下，要搞一个会打仗的人。”杨先生便从临沂到徐州，徐州失守，听说沈鸿烈从曹县到了东阿，便去见他，觉得他这个人不是实在搞抗战的，只想派自己人，派杨先生做秘书。杨先生要回鲁南，沈鸿烈说他空想，他便到鲁西聊城看范筑先老人，范是旧识，看了之后印象不坏，尤其称羡这位老人家的行政能力，他就留下给范先生编小学教材，不久，沈鸿烈到来，挑拨范先生的部下，关于教材，沈鸿烈一定要由省政府编，杨先生主编的社会科，始终一本也没有印。正巧他的朋友们在鲁南组织了一个抗敌工作团，负责人就是现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田佩之先生，梁竹航、李澄之等先生也在那里，他们打电报来叫他回去。他们又派人来和沈鸿烈联络，他就以沈的代表的资格回到鲁南。李澄之先生奉沈命令办鲁南第四联合中学，杨先生便去帮他，还是想把他自己那一套合法化。——那已是二十七年了。
那时候他们正在莱芜，有一天晚上，敌人来了，杨先生说：“不打是不行的，但是不会打，我们商量商量，守守城吧。”就在那次，他受了伤，子弹打进脊椎骨，倒在城边麦田里，过了两个白天，一个晚上，老百姓才把他救出来。李澄之、梁竹航两先生把他送到济南齐鲁医院，住了一年，那是山东大变化的一年，沈鸿烈打起反共的旗帜，泰和事件等等，都是那一年里发生的。沈鸿烈的面目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之后，杨先生的那批朋友们如李澄之、梁竹航、范明枢、田佩之等先生就离开了他们，组织了抗敌协会，在实际的行动上和共产党团结在一起。二十八年冬季他们把杨先生从医院接出来，是非是很明显的，杨先生坚决地走上了一个善良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身体残废了，但是他的气魄更加壮阔了。
到二十九年，山东爱国的正义的人民建立了临时参议会，杨先生也是参加的一个，“我要求沈鸿烈来报告工作”。他微笑着向我说，还是那样地平静潇洒，这个抗战以前逃避斗争，抗战初期追求传统的合法化的人，从此高举着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法的旗帜，做为一员战将而出现了。这又是他生命史上的一个关键，但是他还是一点也不激动，还是一样只现出心安理得神气。
他的伤主要在脊椎骨腰旁，下肢曾经完全失去知觉，现在离人扶着不能走。敌人扫荡的时候，他跟老百姓一道躲在山沟或者地洞里。有“情况”的时候他就用枪对准自己的胸口，实弹以待。因此大家首先下他的枪，第二就劝他“群众化”。起先他很不高兴，觉着下掉枪，自己的最后决定权都就没有了，后来一想“群众化”到还是积极的，现在看来尤其对，他曾经有许多次遇着敌人，有一次他化装为个普通的老百姓，从敌伪手中逃脱，有一次他躲在树林子里，亲眼看着几个伪军走过来，把他的驴子牵去，距离他不过一百米，诸如此类的危险是很多的，如果他有枪在手里，稍微沉不住气一点，也许已经把自己打死了吧。和他将近三小时的谈话，使我发生许多的梦想。他的经历正是成千成万善良的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道路。特别是这八年来，有多少善良的知识分子象他这样，为理性驱使着，又为客观的现实所教育，经怯懦到勇敢，从逃避到斗争，从因袭的法统观念中挣脱出来，做为一个争取民主权利的战士，眼睛不再向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把自己的生命和希望依托于下层的老百姓。他们的经验是深深感人的，我很感动，我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禁不住要向我们当代的小说家提一个要求，希望你们之中有谁多多研究一些这样的智识分子，给我们创造一个这样的典型，记下这些人的一页，给人们一个生动的教训，使我们更多的智识分子少浪费些气力，更直捷地走上他们应走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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