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

第2版()
专栏：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评《水浒》
竺方明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毛主席指出：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困”，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向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可是，曾经被誉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是怎样描写农民起义的呢？
《水浒》这部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贪官是坏的，皇帝是好的——这个思想，贯穿全书。小说中这样写道：
“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书中的梁山泊首领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的时候，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的贪官。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
《水浒》中的宋江一伙，是不反皇帝的，是忠于皇帝的。他们最害怕反皇帝的“黑旋风”。李逵不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么？那可万万不行，“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宋江临死，还要对李逵下毒手，不扑灭这颗反皇帝的火种，他死不瞑目。宋江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天国的上帝，乃是地上君王的再现。宋江的“天”，其实就是宋朝乾坤，赵家社稷，徽宗天子。宋江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封建阶级的统治之道。一句话，“替天行道”就是要“尽忠报国”，为大宋王朝效劳。
在《水浒》中，反对贪官和忠于皇帝，是一致的。“忠为君王恨贼臣”，这句诗道出了其中奥妙。宋江等人“恨贼臣”，反贪官，不过是表明他们一片忠心为君王，要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整顿朝纲”，除掉“贼臣”，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矛盾，主要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他们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正是由于宋江不反皇帝，终于让人招安了。
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权，对于农民起义，历来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征剿和招安。打得垮的就征剿，打不垮的就招安。小说中的朝廷，交替使用了这两手，最后搞了招安这一手。
书中的宋江，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起义，就是革命；受招安，就是投降。两者本来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可是，《水浒》竟然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炮制了一个“造反为招安”的标本。
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在小说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则处在下风。尤其是，小说嘲笑和否定了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把它写成是愚蠢莽撞的行动，用来反衬宋江投降路线的正确性。可见，小说所要肯定和宣扬的恰恰是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招安好，投降好！——这就是《水浒》的主题歌。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在受招安之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如今成为“官兵”了。做“强盗”的时候，“替天行道”是反贪官；当了“官兵”，“替天行道”要干什么呢？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鲜明，他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嘴脸是何等狰狞！此时此地，宋江之流“替天行道”的反动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
打方腊，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对于这样的反革命行为，《水浒》竟然为之歌“功”颂“德”，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美诗。然而，“终于是奴才”。在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发光的油彩，只能使革命人民更加憎恨和厌恶。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
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两句话是宋江反革命一生的自供状，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嘴脸。宋江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烟水寨”，就是为了叛卖农民革命事业，去换取朝廷招安、升官发财的“凤城春色”。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梁山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
“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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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