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第2版()
专栏：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这部书不仅描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封建阶级的“忠义”观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为书中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水浒》一开头就提出了“天道循环”论。它认为古往今来，治乱兴衰，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都是“天”决定的。就如赵宋王朝的建立，也是由于“五代残唐，干戈不息”，“感的天道循环”，“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扫清环宇，荡静中原，才恢复了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于是便有“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道”从“治世”又“循环”到了“乱世”。历史循环论就是宿命论。这种理论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枷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朝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会进一步看到《水浒》宣扬“天道循环”论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全面走下坡路了。北宋从它建立之日起，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大官僚大地主任意实行兼并，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北宋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后又有方腊等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朝一代的形式上的简单地重复，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越深，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不断地在发展。《水浒》以“天道循环”论抹杀了这些事实，蓄意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它通过宣扬“天道循环”论，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最后因被投降派宋江出卖而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的安排。
从“天道循环”论出发，《水浒》的作者把主观臆造的“天国”搬到了地上。不仅宋朝的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统治人间，而且梁山的一百○八人也成了由上界贬落人间洗心戒性的“星宿”、“魔君”。这些人当中，宋江又成了众星之主，统领其他。在《水浒》作者的笔下，皇帝和农民起义军的头领都是来自上天，共出于“天神”系统。他们在上界是“神”和“魔”的关系，在下界则成了“君”和“臣”的关系。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农民起义军最终被纳入“顺天”的轨道，“星主”宋江接受“神仙”下凡的皇帝的招安，也成为必然的了。《水浒》中宣扬天命如此，只宜顺天的这一套，无非是标榜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说明忠君有命，招安在天，投降有理。
“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水浒》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违背“天理”，并通过宋江之口喋喋不休地说对反动派造反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这个“天理”论不是别的，它是宋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颐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天命即天理”。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这个“理”成了宋朝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水浒》中鼓吹“天理”，正符合宋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样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有人说“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天’的旗号，宋江讲‘天理’并不奇怪”。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象宋江那样对地主阶级的“天”顶礼膜拜，而是要以农民起义之“天”代替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天”。黄巾起义时就指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宋代，方腊起义也怒斥封建剥削制度是“岂有此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农民阶级的这些革命思想，同反动的宋朝理学针锋相对。唯独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天理”，整天忏悔自己犯了“迷天之罪”。这只能说明《水浒》中的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的反动本质。
从“天理”论出发，让宋江受到“天”的启示，获得先验“忠义”道德，以维护封建纲常是《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娘娘便降下“法旨”，告诉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忠”和“义”都有了。石碣天书称他为“呼保义宋江”，说明他的“忠义”已经感动了上帝。就象孟轲所鼓吹的那样：奴隶主阶级的人性可以“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天书写的则是地主阶级看到宋江是一只能为他们效劳的鹰犬，由“神”代皇帝对他嘉奖。这是反动阶级一贯玩弄的骗人伎俩。
宋江的“忠义”观并非什么“神授”，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塞满一肚子儒学秕糠。杀惜之后他宁愿吃官司，受断配。晁盖劝他上山入伙，他说，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简直是个道学小丑。上山以后，他大搞所谓“忠义自守”；篡权以后，又急急忙忙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变了起义军的革命路线。直到临死前，他还自我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
宋江一生自负的是所谓“忠义”二字。有人说这是什么“农民的局限性”。好象“忠义”一类的道德观念，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所共有的、抽象的、超阶级的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这就说明，忠义道德绝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来看，“聚义”就是团结一心，生死与共，聚义造反，为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而斗争。它同“忠君”思想冰炭不相容。但在宋江那里，“义”却是为了“忠君”，用“忠义”来笼络人心，结成朋党，以期共同归顺朝廷；他“义友”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把寨为头”，“替天行道”，对皇帝尽忠。
宋江的“忠义”观念是他叛卖农民起义，大搞投降活动的主要思想武器。他的“忠”，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维系他与朝廷、大地主和官军的关系。他的“义”，则是用欺骗拉拢手段，施以怀柔和麻痹，维系他与众人的关系，让大家一起跟他去忠君受招安。今天用“忠义”之类的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招降一个烜赫的统军呼延灼，明天还用这一套劝进一个“关帝”后裔关胜，后天又同样赚来一个大地主大员外卢俊义。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忠君”思想为纽带的投降集团。
宋江的“义”始终是服从于“忠”的。例如，当李逵反对接受招安时，宋江就横眉怒目要杀掉这个“情分最重”的“兄弟”。在宋江看来，有忠才有义，“义”以“忠”为基础。谁要不“忠君”，他就不讲“情”和“义”。归根到底，“忠”是目的，“义”是手段，“义”必须服务于“忠”。
有人说，“宋江的忠”是忠于祖国，他的“义”是建立在人民共同反封建的基础上，是一面“伟大的旗帜”。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本不符合实际。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忠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既然不是各阶级共有的，它只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用“忠义”掩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赵宋王朝的反动封建国家及其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服务，让被压迫阶级俯首贴耳地给反动地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这种“忠义”思想更符合反动阶级的需要吗？
从鼓吹“忠义”道德到追求升官发财的利己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宋江投降主义的动机和目的。这个官迷心窍、叛卖农民革命利益的野心家、阴谋家，一心想的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按照封建阶级的标准，“忠君”是升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宋江早已具备，但由于“误犯大罪”而落草为“寇”了。然而，这个利禄之徒，却通过鼓吹“仁义忠恕”，大搞两面派手法，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捞取了一大笔足以能够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换来了高官厚禄，终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了“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高位，成了赵宋王朝的忠实看门狗。
总括来说，《水浒》这部书，是把“天命论”做为基础，从众星下凡历劫，经过一番磨难，最后列为朝臣，归天终成“正果”，完成了一个“神——人——神”的小循环，宣扬一整套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这一切，就构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分析《水浒》这部书所宣扬的投降主义理论，使我们得到很好的教益。它说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企图阻止历史的发展，搞复辟倒退，总要先造舆论。宋江的那一套思想破烂，一经侵入起义农民队伍，便使它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他首先用地主阶级的反动理论篡改了梁山起义军的思想路线，为他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制造舆论，铺平道路。一场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终于被封建地主阶级的“及时雨”扑灭了。这个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水浒》和宋江的评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